也到此结束，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①① 《旧唐书》，卷97第3048页；《旧唐书》，卷96第3023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687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64—3069页；《新唐书》，卷126第4415—4418页。
③ 《旧唐书》，卷98第306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00页。
④ 《旧唐书》，卷96第3025页；卷98第3068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8第3070—3072页；《新唐书》，卷127第4450—4451页。
② 《旧唐书》，卷96第3025页。卢怀慎的临终奏疏还提到宋璟的名字，《旧唐书》卷98第3068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2第6739页。
④ 《旧唐书》卷96第3025—3026页；《新唐书》，卷124第4385—4386页。
⑤ 传记载《旧唐书》，卷88第2880—2882页；《新唐书》，卷125第4399—440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0第6688—6690页；《新唐书》，卷124第4383页。关于姚崇的十条改革建议，见《全唐文》，卷206第14页。
② 关于《贞观政要》，见原田种成：《贞观政要研究》（东京，1965年）；温斯顿·刘易斯：《贞观政要：研究早期唐代政府的材料来源》，香港大学1962年未发表的硕士论文。
① 《资治通鉴》，卷211第6728—672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3第6421页；《唐会要》，卷60第1041页；《新唐书》，卷48第1237页；《唐六典》，卷13第3页。
① 见佩内洛普·赫伯特：《7世纪后半期中国的文官选拔》，载《远东史论文集》（堪培拉），13（1976年），第1—40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097—3100页；《新唐书》，卷126第4424—4430页。传记连同徐浩的墓志铭（载《全唐文》，卷440第13—18页）及1960年发现的墓志铭均被译成英文，载赫伯特的《张九龄》中。
② 其信载《文苑英华》，卷670第1—2页；《曲江集》（四部丛刊本），卷16第9—11页；姚的答复载《文苑英华》，卷689第1页；《曲江集》，卷16第11—12页。715年的奏疏载《曲江集》，卷16第5—9页；《文苑英华》，卷676第1—5页。
③ 《唐会要》，卷75第1360页；卷81第1501页；《册府元龟》，卷635第226—236页；参见714年更早的诏令，载《册府元龟》，卷211第6694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1第6716页；《新唐书》，卷45第1176页。
① 关于706年的专使，见《唐会要》，卷77第1415页；《新唐书》，卷49下第1311页；《通典》，卷32第184页；《唐大诏令集》，卷103第524—525页。711年的改革，见《资治通鉴》，卷210第6666页。714年再任命按察采访处置使之事，见《资治通鉴》，卷211第6697页。
① 《唐会要》，卷39第702页；《旧唐书》，卷50第2149页；《通典》，卷165第871页；《册府元龟》，卷612第10—11页。关于睿宗时期编订法典的情况，见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东京，1933年），第17页以后的导言；滋贺秀三：《关于汉唐间法典的一些考证》，载《东方学》，17（1958年），第27—43页。
② 《唐会要》，卷39第703页；《唐六典》，卷6第18页；《旧唐书》，卷50第2138、2149—2150页；《新唐书》，卷56第1413页；《通典》，卷165第871页；《册府元龟》，卷612第12页。
① 参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第28—31页；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页；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6（1961年），第90—95页。
② 见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年）。
③ 《通典》，卷10第56页；《册府元龟》，卷497第8页；卷498第15页。
④ 《新唐书》，卷53第1365页。
① 见《旧唐书》，卷37；《新唐书》，卷35、36中关于自然灾害的材料。
② 《旧唐书》，卷74第2623页。
③ 《册府元龟》，卷113第18—20页；《唐大诏令集》，卷79第451页。
① 《旧唐书》，卷96第3023—302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26—6727页；《唐大诏令集》，卷79第452页。迁都的详细情况，见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第25—31页。
① 《旧唐书》，卷49第2124页；《唐会要》，卷88第1612—1613页；《册府元龟》，卷502第22—24页。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第193页列举了这些储备的规模。
② 《唐会要》，卷85第1561—1562页；《新唐书》，卷112第4165—4166页。
③ 韦嗣立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36第6页；《旧唐书》，卷88第2871页；《资治通鉴》，卷209第6634页；《唐会要》，卷90第1642—1644页。韦又引了宋务光的奏疏，载《全唐文》，卷268第22—23页。
① 关于封地的问题，见仁井田升：《唐代的封爵及食封制》，载《东方学报》（东京），10。1（1939年），第1—64页；砺波护：《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年），第153—182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1第6702—6704页。
③ 《唐会要》，卷88第1608页。
① 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4—76页。
② 《全唐文》，卷18第9—10页。
③ 《全唐文》，卷19第3页。
④ 《佛祖统记》，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73页。
⑤ 《旧唐书》，卷96第3022页。
① 《唐会要》，卷50第878页。
② 《唐会要》，卷47第826—827页；《全唐文》，卷26，第27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696页。
③ 《全唐文》，卷26第10页；卷30第10—11页；卷29第5页。关于715年河北的教派起义，见《新唐书》，卷5第124页；《旧唐书》卷8第175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10—6711页；《唐大诏令集》，卷113第588页。这些记载提到教徒白衣长发。敦煌的《户部格》残卷（S。1344号）引了674、695和702年的类似的诏书。这些材料说明有些教徒受过很高的教育。
④ 《旧唐书》，卷8第172页。关于对待佛教政策的更详细的情况，见S。温斯坦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所写的一章。
① 关于与吐蕃的关系，见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年），书中把《旧唐书》卷196上和下及《新唐书》卷216上和下译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载于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两卷，京都，1960—1961年），此书把中文史料与J。巴科、F。W。托马斯和Ch。图森编译的《敦煌文献中有关西藏史的材料》（巴黎，1940年）中的藏文编年史互相印证。
① 关于突厥人，见岑仲勉在《突厥集史》（两卷，北京，1958年）收集的详尽的史料；刘茂才（音）的《关于东突厥史的中文资料》（两卷，威斯巴登，1958年）翻译了主要史料。勒内·吉罗的《突厥帝国：骨咄罗、默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主要根据突厥史料写成。
② 《资治通鉴》，卷210第6672—6673页。薛讷曾在710年打退了一次奚族的入侵，《资治通鉴》，卷210第6659页。
③ 《旧唐书》，卷39第1521页；卷185下第4814页；《新唐书》，卷39第1023页。
① 《旧唐书》，卷97第3053页；《资治通鉴》，卷212第6753页。
① 对兵制改革的第一流的研究作品为滨口重国的《从府兵制到新兵制》，此文最早在1930年发表，重载于《秦汉隋唐史研究》，卷1（1966年），第3—81页。以后又有大量的作品。浦立本的《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61—74页）提供了早期研究的简明总结。《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1970年），第407—439页中菊池英夫所写的优秀的一章，《府兵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更近期的状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84第4757—4759页；《新唐书》，卷207第5858—5861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51第2177页；《新唐书》，卷76第3490页。
③ 《旧唐书》，卷183第4745页。
④ 《唐会要》，卷4第43页；《旧唐书》，卷8第174页；《资治通鉴》，卷211第6707页；《旧唐书》，卷107第325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1第6703页。
② 《旧唐书》，卷86第2833页；据卷8第173页记载，他们把责任下放给他们的副手。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5第3009—3013页。
② 《旧唐书》，卷107第3271—3272页。
① 《新唐书》，卷70下第2147页。
玄宗朝中期（720—736年）
720年正月，宋璟和苏颋失去权力。宋璟因在命令御史台处理大量积压案件时采取高压手段而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这一丑闻甚至被皇帝的俳优嘲讽一通，皇帝本人也认为宋璟有严重错误。但他被撤职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这一丑闻，而是限制淮河和长江地区私铸的灾难性失败及其代理人萧隐之御史在推行这些措施时的严厉和不人道的方式。这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以致皇帝免去宋璟和苏颋的宰相之职，并把萧隐之撤职。宋璟和苏颋都留在朝廷，前者得到有名无实的最高品秩，后者担任礼部尚书。苏颋不久外放任剑南的节度使和采访使，在那个以艰巨闻名的职位上取得卓越的政绩。宋璟在朝廷得到元老的待遇，722年，他任留守，负责长安的事务，724至725年朝廷迁往洛阳时又任此职。②随着宋璟的失权和不久姚崇之死，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一时期的官方历史的作者柳芳描述这个时代的特点如下：“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③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的时代——正如9世纪初白居易的一首讽刺诗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对玄宗以后的唐代作家来说，如果这不是整个唐朝的鼎盛期，也是玄宗在位时的鼎盛期。但在许多方面，在以后的十年和更长的时期中，人们可以看到姚崇和宋璟时期许多政策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720年正月被任命的新宰相为源乾曜和张嘉贞①（666—729年）。源乾曜在姚崇罢相之前一度与姚同任宰相。张嘉贞则是一个北京地区的世代名门之后，他的先祖在隋代已在河东西南（今山西）的濮州定居。他在686年前后的明经考试中得中，但在第一次授职中因有过错而被撤职。后来在8世纪初期，他被推荐担任去河东道视察的一个御史的非正式助手，这位御史用他起草奏议，并把他推荐给武后。武后对他印象很深，就任命他为御史。在兵部和中书省任职后，又担任重要的道的都督之职；在玄宗时他任并州长史，在那里赢得了官风整肃的政声。717年，他在太原建立一支三万人的大军（天兵军）以监视在默啜汗死后就向唐投降并定居在河东北部的许多突厥人，张嘉贞就在该道任节度使。
虽然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形象，但两人都因对职守兢兢业业和确立健全的行政而见称于时。721年阴历九月，在老对手姚崇死后几天，张说被起用为第三个特任宰相和兵部尚书。他自713年被撤去宰相之职以来，先后在一些道担任要职，政绩卓著；最后他接替张嘉贞而任太原天兵军的节度使。②有一段时间张说的大部分工作与军务有关。从722年阴历四月至723年阴历四月，他任朔方军节度大使这一要职，因为朔方藩镇控制着紧靠长安北部的关中边境；722年后期，他在那里与叛乱的突厥人作战，因为这些突厥人在党项人的支持下前一年在鄂尔多斯地区崛起，这时又发动叛乱。张说平定了叛乱，并把继续住在中国边境内的鄂尔多斯地区的五万非汉人远迁到今河北和河南省交界处的内地。①随着边境问题的解决，张说建议大量削减当时号称60余万的边防军。他提出让其中的20万人解甲务农。张说认为边将在设法拥兵自重，皇帝虽有所犹豫，但仍被说服，同意了他的计划。同时张说又提出一个方案来代替以府兵短期配备各卫的旧制度。他要求把骁勇善战的骑军（他们不承担一切特殊任务）吸收到各卫和北门军中，以加强京师的防御。②723年初期，张说和张嘉贞发生严重争吵。多年前，张嘉贞在兵部是张说的部属，但现在他作为右相已不愿再屈己就人。张说对此心怀不满；当张嘉贞的弟兄因渎职获罪而张嘉贞本人又拒绝向皇帝表示悔悟和请罪时，他被解除宰相之职，怀着对以前同僚的怨恨被外放出任刺史。张说接替了他的中书令之职。③代替张嘉贞的人选是王晙。④如同张说的情况，这一任命似乎是有意识地让一名有经验和有权势的军事领袖侧身于宰相之列。与张说一样，王晙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和特任的宰相；一个月以后，他就任朔方节度使，前往边境赴任，并视察河西、陇右、河东、河北及自己掌管的朔方诸藩镇的兵制。他不参与朝廷的事务；723年阴历十二月，他被贬为长江流域一个州的刺史，因为有人指控他结党和重用亲戚。⑤从张嘉贞之撤职直至726年初这段时期，朝廷完全被张说控制。这是最后一任内阁，在此期间，政务仍被在武后时已担任高官并继续推行许多从她开始的政策的大臣所左右。直到此时，玄宗的全部宰相都通过科举考试，大部分来自洛阳地区或东北。
姚崇时期推行的集权化政策这些年仍在继续实施，而张说进行的两大改革又把相权牢固地树立了起来。722年末的命令规定，宰相得享受300户实封的岁入。①这是第一次给他们提供实职俸禄以外的收入，并承认宰相的职务不再是兼职的谘询性任命；因为在以往，宰相应在午前完成任务，其他时间应在他的省（或部）工作。次年，这一新情况被制度化。以前宰相的会晤地政事堂被改为正规的宰相官署即中书门下，宰相们的政策建议即以此名义送呈皇帝。宰相的官署开始有自己的分成五房的僚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