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了这两项革新，地方官员就可以推动互助组扩大范围，互助组规模变得更大，而且由只在收种季节合作发展到全年合作。
不过，扩大互助组规模和功能的每一步都牵动着农村传统的生活架构，从而引起紧张和冲突。互助组成员的范围愈是超出邻居和亲情的小圈子，据以维系组中成员相互信任与理解的纽带也愈是脆弱，对于合理的领导、劳动分工、生产计划等的意见也愈难达成一致。简·迈尔达尔曾采访过一位农民，这位农民这样描述了那些困扰着他的羽毛未丰的互助组的冲突：互助组中有八户，我们拟定了一个时间表，今天为这家、明天为那家干活……但是，制定这样的时间表并非易事，为此有着许多争吵。李仲银（音）争吵得最厉害。他总想占先，因为谁先耕种常常是重要的。结果我们同意轮着来，可他从未满意过。①互助组越大，组员们拥有资源的种类也就越多，互助合作的潜在利益也越大。但是同样，互助组越大，那些拥有较好农具和耕作技术以及具有较高工作热情的组员们就越有理由担心他们是在贴补那些生产能力差或者懒惰的组员。政府官员们不得不一再向村民们施加压力（这在有些地方更为成功些），以抵制所谓“将找将、兵跟兵”的倾向，即家庭境况较好的农民之间组成互助组，他们排斥家境较差的农民（不过，富农被排除在互助组之外，政府将互助组作为孤立他们的一种手段）。互助组规模和多样性的扩展为组内长期不断的冲突提供了基础。
互助组内工作种类的增加也可能引发持久的冲突。组员间的劳动类别越是不同，越是难以确定每一种劳动的相对价值，对于每个人的劳动究竟应得多少报酬的潜在争议也越大。迈尔达尔曾采访过的那位农民说道：当劳动互助组的头头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每天总有人说“你不公平”，例如有时候某人会嚷着“该轮到我了，你没看到我田里的草比他田里的草多得多吗？草可不会轮流长。如果今天你们不为我除草，那我可就苦了。”后来，我们选派了一个小组，专门对付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正如我所说，这不容易……，怨怒和争吵有的是。①要是互助组规模扩展慢些，要是组员能看到他们能从政府所曾寄望的生产的扩展中明显得益，这种紧张便会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在对互助组进行了数年相当谨慎的试验之后，到1953年末，政府开始加快建立和扩展互助组的步伐，而这种扩展只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建立互助组并非单纯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以便从农村获取更高的农业剩余去支持城市重工业。②获取这种农业剩余的办法是1953年秋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这一制度取消了农村中独立的粮食市场。粮价由国家规定，每个地方都有交售公粮的指标。向每个农户下达这样的指标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像互助组这种规模的团体则是可能的。因此，要求每个农户都加入互助组也就势在必行。在农民们看来，互助组已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用以强化贯彻政府以极低价格获取农民辛劳所得粮食的意图。这个办法很有效，到1954年底，有许多地区报告缺粮。①当农民不仅发现他们要在一个新的组织里与那些他们曾不愿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一块儿劳动，而且发现他们辛劳所得的收入也在减少时，他们的不满是自然而然的。不过这时他们不满的焦点常常不是共产党政府，因为至少在终于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土地的前贫农中间，新政府拥有很大的合法性。此外，新政府也太过于强大，难以向其公开挑战。这样一来，经济窘迫的压力造成的常常是互助组成员之间的争执。正如上文引述的那位农民（他自己就是个互助组领导）的话所示，争吵的矛头常常指向互助组领导和记工分的方法。“大家总是不满意，总有人指责你不公平和偏心眼儿”。②对领导和工分的争吵将始终伴随农村向更高级的集体化组织过渡的每一新的步骤。
农村确实在向更高程度的集体化迈进。不管普通农民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互助组只不过是走向彻底集体化的准备。
①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请看林耀华：《金翅：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杨庆堃：《共产主 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
① 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对中国一个县城的社会生活的研究》；施坚雅：“中国 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亚洲研究杂志》第24期（1964—1965）。
② 马杰里·沃尔夫：《李家：一个中国农民家庭的研究》，第22页。
① 莫顿·弗里德在《中国社会的组织》一书第99—134页中提供了有关这些忠诚方面最系统的分析。
② 有关这方面的权威的社会学研究，请看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家系组织》。
③ 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就有不少人论述这种差别，如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 初期的中国乡村》；威廉·欣顿：《翻身：中国乡村革命的证据》；伊莎贝尔和戴维·克鲁克： 《一个中国乡村的革命：十里店》、《十里店：一个中国乡村的群众运动》；莫顿·弗里德： 《中国社会的组织》。
① 参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104—109页。
② 关于这种复杂情况的分析，见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
③ 理查德·马德森：《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权力》，第72—80页。
① 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上所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 的报告”，见《刘少奇选集》，第29—47页。
② 见欣顿：《翻身》，第280—475页。
① 见欣顿：《翻身》，第479—508页。毛的这一讲话发表于1948年4月1日，在《翻身》一书 中录有其摘要，第486—487页。
② 关于该地区土改详情，请看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1949—1956）》。
③ 本尼迪克特·斯塔维斯：《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政治》，第29—30页。
① 目击者关于诸如此类错误的陈述，见欣顿：《翻身》，第280—475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 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31—152页。
① 关于这方面的戏剧性事例之一，见欣顿：《翻身》，第364—368页。
① 见弗朗兹·舒尔：《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431—437页。
② 关于各地实际土地分配差异的例子，见欣顿：《翻身》，第592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共 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146—152页：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61、 90页。
① 这至少是杨庆堃在《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里的结论（第155—157页）。这 一时期税制的详细论述见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02—143页。
② 安妮塔·詹、理查德·马德森、辛格森·昂格尔：《陈村》，第52页。
①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247—250页；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 的中国乡村》，第163—165页。
② 见威廉·欣顿：《身翻：一个中国村庄的继续革命》，第76—93页；维维恩·舒：《过渡中的 农民的中国》，第153—191页；以及杨庆堃：《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第 203—214页。关于共产党时代之前的互助，见莫顿·弗里德：《中国社会的组织》，第117— 120页。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0页。
①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② 维维恩·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第185，195—245页。
① 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一个省城的规划与政策（1949—1968）》，第 138—142页。
② 简·迈尔达尔：《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告》，第141页。
社会改造（1955—1963年）
集体化
在农村中建立互助组的方法预示了农业集体化的过程。首先是声势浩大的宣传，以使农民确信新农业组织形式是自己的长远利益所在。然后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这种新的农业组织形式，新形式与农民过去所习惯的形式只是稍有不同，而且显然符合许多农民的最大利益。接着是那些控制着农村经济命脉的国家机构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农民如果抵制加入新组织，他们在经济上就将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新组织也朝着有利于国家把农业剩余输往城市工业的方向发展。许多农民对此感到气愤，但并没有直接抵制，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在还没有完全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就已经发现他们被以隐蔽的方法置于一种新的境地。有少数几个确曾抵制的，恭候他们的是迅速而强大的政治压力。①第一个集体农耕组织叫“农村生产合作社”，是自愿参加的。虽然如此，许多合作社的“先驱们”仍是带着相当大的惊恐迈出这一步的。对普通农民来说，生产合作社是一个急剧的转变，与他们追求的美好安定生活的基础背道而驰，比互助组的震动大多了。在旧社会，每个中国农民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拥有土地，正如维维恩·舒所指出的，“在中国农村这不是致富的唯一方法，但它可能一直是最安全和最光荣的办法，假如这办法成功了，农民富了，其后代就继承了一份宝贵的家产”。②在新的生产合作社里，农民用家中最重要的有形财产，他们的土地，换来了一些希望的许愿。山西省长弓村的农民曾经这样说：“三人一条心，地也变成金”，③逐步完善的合作将促使提高生产力，并使农民有更多的收入，公平分配。
生产合作社能提高生产力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每个农民一般都有几小块分散的土地，每块土地用小田埂与邻居的土地隔开。如果所有土地都合在一块，去掉这些浪费的田埂，成为联成一片的土地，那就可以有秩序地、合理地耕作了。然而，发展生产力的机遇受一些危险因素所制约。如果合作社的成员合作得不顺利，比较合理的统一耕作的优势就很容易失去。当然，在首批合作社里，因合作社组织的规模相对较小，这种危险要小一些。首批合作社一般只有约30个农户，通常是村里同姓或左邻右舍组合而成——人们以血缘关系或长期以来彼此的了解而联系在一起。这种合作社一般都比较成功，麻烦不多。
合作社建立之初，当局说集体生产会增加粮食，合作社社员将得到一份公平的收入。这种许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土地较多和耕作能力较强的农户自然会担心合作社里较穷的人沾他们的光。虽然政府特别希望并鼓励贫农加入生产合作社，但同时也希望中农参加合作社，事实上，如果合作社想得到适当的资金和耕作技术的话，就得需要这些中农。把中农早先带到合作社的财产总数与其报酬密切结合起来，因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农入社的障碍。中农加入合作社时，不是把其财产贡献给合作社，而是租给合作社使用。除了劳动所得之外（通常是采取打工分的办法），合作社还定期地付给他一定的财产租借费。政府规定租借费总量不能高于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总额，但没有规定不能低于多少。劳动力和土地股息的收入比率变化很大：劳动力收入从60％到80％不等，土地股息从 40％到20％不等。起初，为了争取中农参加，股息收入的比率定得比较高，但不久就被削减。中农们不禁想知道其财产的股息究竟多久才能付完。政府说付股息就付，全凭它一句话，但政府政策的主要趋势是推行平均主义。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状况，也真的这样搞了。对此，中农们反响很强烈，经常对本地官员大发牢骚。①令中农忧虑的另一方面是他们借给合作社的牲畜和农具的命运。适度的经济保障的关键不仅是一个人拥有土地的数量，而且要有管用的农具。在土改中，那些被划为中农的人家通常有一头牛、或一头驴、或一头骡子、或一匹马，以及可用的犁。富农一般有几头牲畜和若干农具。在财产的再分配中，中农和富农都设法保住了这些主要财产的大部分。地主则失去了绝大部分财产，但这些被征用的牲畜和农具仍不能满足众多贫农的需要。因此，绝大多数贫农和雇农仍然没有牲畜和农具，只好望田兴叹。得到这些东西的那些人（一般都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或者那些在以后的土改中有钱买这些牲畜和农具的农户，在经济地位上，逐渐与中农不相伯仲。他们事实上也被称为“新中农”。那些没有得到这些财产的农户们没有摆脱贫困。合作社对那些仍很穷的农民来讲，最大吸引力是可以使用牲畜和农具。中农们（和那些被拒之于互助组门外、现在迫于压力也加入了合作社的富农）最主要的忧虑是失去他们的牲口和农具。合作社的新章程规定，合作社作为集体可租用中农和富农的牲畜和农具。可是，那些有牲口和农具的人没法不担心，他们的财产一旦被借出去，就会被损坏殆尽。合作社社员为了从这些牲口中尽快地榨干油水，常常超载或打这些牲口，看到自己的牛或骡子负荷过重和被社员抽打，他们（中农）心里非常难受和愤怒。①在争取一部分农民在“自愿和互利基础上”加入合作社（第一批加入者中的许多人是带有某种政治动机的“积极分子”）和最成功的合作社显示出赢利之后，政府积极稳妥地推动发展合作社成员。发展合作社成员最有效的方法是抽走农民单干的一切好处。取消私人借贷之后，政府办了信用社，信用社成为贷款的唯一来源，信用社不贷给农民个人；随着取缔商品自由市场之后，供销社成了唯一的收购粮食和出售农具的地方，这些都给生产合作社带来有利条件。粮食定额制度也不利于单干者，对想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和富农实行优惠政策。①因此，由于政府的积极推动，合作社在1954年和1955年在规模和范围上又获得新的进展。那些对合作社不感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