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参与性研究极大地依赖个体的积极作用这一点而断定社区／组织成员拥有某一社会结构的“真正的”知识，这是错误的。这种“自发的天真”的看法“（否认了）由霸权部门建立的整个意识形态机构的存在和效率”（Vio
Grossi，1981，46页）。用吉登斯的话来说，过度崇拜这种流行知识就是把实际意识混同于推论意识。研究者的作用在于通过揭露居支配地位的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来把实际意识转换成推论意识——这是一个维奥·格罗西称之为“摆脱灌输”的过程。
在运用参与研究方法时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把大众的权力等同于社会变化。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中出现变化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权力中基本结构上的变化也出现了。的确，很多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他们能够占用表面上激进的边缘群体并将这些群体并人他们的结构中。用叮当作响的“庞克摇滚乐”来为百氏可乐、踏板车和名牌牛仔裤作广告，这只是用来表明亚文化群被公司的精英们迅速盗用和开发来作为维持面向消费者社会的一种方式。在这个例子中，“庞克”开始代表与它起初的代表物恰恰对立的事物——如居支配地位的公司意识形态的权力。
权力与变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同样可应用于组织文化中。变革可能会在组织中完成——利用质量循环检查、缩短工作时间、设置意见箱，等等——但这绝不会保证任何真正的变革会在旨趣的表述上出现。归根结底，大多数组织的变革的根源在于追求更高的效率和生产率，而生活质量的问题只是属第二位考虑的问题。
因此，参与性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揭露某个统治权力机构强加于人们的神话来引入基本的结构变革。但是只有当知识能够按照从属群体的旨趣被重新构架，即成为“流行”知识时，真正的变革才能够得以产生：
流行知识的创造是一个“反霸权”活动的一种形式，是在斗争中用以控制什么是社交日程的工具……流行知识可以看做是防止当权者维护决定他人的需求的垄断行为的做法，从而在实际上把权力移交给那些从事流行知识的创造的群体。（Hall，1981，14页）
这种流行知识成为其他组织形成的形式的基础。“参与性研究将实际（praxis）作为具体的目标，因为流行知识提供的认识导致了改变现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Vio
Grossi，1981）。社会行为者发展了一种产生于作为某一社区的成员的境况与研究者提供的指导和认识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转换能力。
但是，正如可能料到的，参与性研究不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原因是它作为社会探求的一种激进方式的地位。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反对参与性研究的主要论据是：它是非科学的。即是说，研究者没有采取无价值观的立场，而是有意识地支持了社会中某一特定群体的价值观。这一论据通常是由那些认为人文科学应该竭力仿效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社会学家提出的。这一基要主义形式的问题已在本章前面讨论过。参与性研究者还会指出，宣称价值观中立的做法会允许社会学家忽视必然会选用任何无价值观立场的权力关系和统治机制。法根尼斯（Farganis）指出：
即使是最显然的中立的方法论，即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在它应用于社会世界时，也在它的研究发现和含义上变得具有政治倾向了。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有客观知识，而所有这样的知识都被注入了与政治相关联的价值观。即使有人在自我意识中变得具有科学性了、并且试图提出并控制价值观对社会研究的影响，其所使用的方法论也蕴含了体现于其概念、范畴和程序中的有关人和社会世界的评价性的前提，而且，这些前提使得客观的社会科学的目标成为不可能的和无效的事业。（1975，483－484页）
参与性研究没有提出要对中立性和客观性作出评价；相反地它有意地试图向主流社会科学提供一种激进的观点。用罗蒂的话来说，参与性研究的目标是为社会行为者提供一种平等的竞争方式，这不仅意味着能够“活下去”，而且意味着能够改变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社会环境。这一行动要求一种理论和实践／实际（Practice／Praxis）的结合，研究者从中向个人提供以解放的方式反对统治群体的行动所必需的研究技巧。
参与性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它作为一种可行的探求方式的应用性。虽然许多人会对这项研究的目标抱同情态度，但可以应用于各种社会情境的更为实用主义的问题是重要的。大多数参与性研究项目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那里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很低的群体容易成为多国公司或政府机构剥削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参与性研究是一种向某一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向边缘群体提供更大的政治影响的一种可行方式。
但是在工业化国家，问题就有所不同，因为一个冲突局面的假设实际上会对委托方群体带来损害。例如，在组织中，参与性研究会在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制造紧张局面，对组织的气候环境造成长期的破坏。而且，正常情况下，研究者只是应资方的邀请进入某一组织，通常由资方负责提供科研项目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提出一个对组织的基本权力结构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计划。任何对组织现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企图都会造成经费供应的停止和项目的终止——或者实施另一项研究，起用对资方的关注更具同情态度的研究者。
参与性研究方法已在美国得到采用，但并不总是用于组织的情境中。例如，加文塔和霍顿（1981），对阿巴拉契亚山脉寻求土地改革的公民群体的研究作了记录。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向阿巴拉契亚地方委员会（ARC）——从事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的政府机构——显示驻外公司拥有本地土地所有权是此地区贫富差距鲜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项研究通过组成一个由研究者和当地社区成员组成的工作组来进行，前者对后者进行了研究技能培训。有趣的是，工作组在获得ARC的资助时遇到极大困难，直到最后一刻ARC才批准了这个研究项目。此外研究结果整理成文后（结果显示了公司的土地所有权的确造成了这一地区的极大苦难），ARC拒绝公开这一信息，宣称它是“不科学的”和“过于主观的”。因而工作组独自出版和发行了研究报告。作者得出结论：ARC的保持缄默“更多地出于信息的政治意味而不是出于其准确性”（Gaventa和Horton，1981，36页）。
在工厂进行的参与性研究项目中，布朗和卡普兰（1981）试图解决劳资关系恶化的问题。管理部门请求作者提供问题的解决办法，作者很快发现他们被迫陷入反对工会和资方意识形态这两者之间的夹层中：“随着调查分析的展开，困难就冒出来了。管理者反对某些问卷题目，认为过分倾向工会，而工会的负责人反对另一些问卷题目，认为是反工会的，并威胁要以非法向工人施加影响的罪名起诉研究者。”（Brown和Kaplan，1981，305页）
由于这两个群体的极端两极分化，作者决定和管理层一起进行研究，“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同情工会的”
（1981，311页）。但是这一合作的结果是，对组织的描绘反映了研究项目中有关派别的不同观点。尽管管理者们最初主要关注的是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最终认识到组织变化过程的重要性和在决策中对不同的观点（包括工会的观点）予以考虑的必要。因此：
变革和问题的清单被呈交给高层管理部门并达成这样的理解：将对有关信息进行整理并通报给所有群体。这个过程牵涉到解释过去和现在的组织变革时把各方面的组织成员的样本包括在内。这样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解释，有一些比其他的更尖锐。一位前工会执行委员用如此简洁的语言总结了以前的问题：“呸，那只不过是个破烂管理部门。现在，他们开始把我们当成年人来对待，情况也开始变好了。”（1981，308页）
参与性研究可适用于所有组织环境的提法是诱人的，但这会把复杂的问题明显地过分简单化。参与性研究和行为研究一样，是因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的，并且必须适应于研究项目的具体情境。例如，在上述的工厂研究项目中，研究者认识到如果站在作为“被压迫群体”的工会一边，就只会加剧紧张态势。因此，研究者们没有通过与当权者的反对方共事来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对阿巴拉契亚地区进行的研究项目要求一个明确的对抗性态度，对研究者和社区成员都显而易见的是，改变权力结构的惟一途径是与控制着它的人展开斗争，因为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存在着不公平和剥削现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研究的目标是赋予社会行为者以构建新的社会现实的能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的批判。当社会行为者通过把理论认识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而对他们生活的世界进行反思和改造时，实际（praxis）就出现了。
总结和结论
本章的目的在于探讨在我们考虑建立根植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组织文化理论时所引发的几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从认识角度说，知识的生成被错误地认为是对精确反映已存在的、固定不变的世界的观察陈述的构建。与实证主义观点不同的理论则强调现实通过个体的符号相互作用在社会中得到构建。出于这样的目的，罗蒂的“会话”概念反映了他不再对基要的知识抱有幻想，他更愿谈论某一话语在何等程度上比另一话语更好地达到一定的目的，即是说，某一特定的词汇能够怎样帮助我们以一种有效的方式面对这世界。同样地，伽达默尔使用“真正会话”这一术语来指称通过不同观点的融合而产生真理的方式。这里，他强调传统作为社区价值的基础的重要性——正是通过对传统的新的表达知识才得以产生。
同罗蒂和伽达默尔一样，哈贝马斯把语言作为他的旨趣理论的焦点。但他主要关注的是语言能够以何种方式被系统地歪曲以便起到统治工具的作用。他关注的首先是自然语言以何种方式被技术旨趣所占用以达到有损于实际道德和解放旨趣。这一步是重要的，因为它引起了人们对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这一问题的注意，尽管就哈贝马斯来说，正是科学（技术）语言被视为对社会行为者和他或她的由人构建的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歪曲。
哈贝马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有重要意义的，但他对理性的自我反思的过分重视却导致了对根植于制度结构中的旨趣的忽视，而且他的理想的言语情境导致他采取了意识形态以外的立场。另一方面，吉登斯的结构形成概念认识到机构的形式在什么程度上抑制社会行为者的实践；但是与此同时，行为者利用机构的规则和资源来从事有意义的行为。在这个情境中，意识形态批判并不包括采取超越某一特定意识形态的观点，而是要求对意识形态限制（使变形）意义理解以服务于居支配地位的旨趣的方式有深刻理解。对这种强制因素的认识使得其他的社会现实形式的产生成为可能。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压制社会实践的规则和资源也起到作为社会变革基础的推动作用。
从方法论角度说，行动研究和参与性研究已被作为探求的基本方式。解放通过实际（praxis）出现——以理论为根据的实际行动——这两种方法提供了组织成员能够积极投入社会变革过程的途径。尽管这两种类型的研究是因情况而异的，但是行动研究强调意见一致和共同解决问题，而参与性研究则假设冲突的存在并试图纠正由意识形态统治造成的不平等现象。
因此这一章概括了试图对意义形成中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作出说明的知识理论的主要长处和遇到的困难。对基要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都作了讨论。在最后的总结一章中，我将对这一研究的主要意义进行介绍并指出激进的组织文化理论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第七章 结论：解释和统治
这一研究的目标是介绍一种组织文化理论，该理论超越了我认为的在大多数组织行为文化研究中所体现的概念上的局限性。目前的组织文化理论在对组织得以产生、维持和再形成的日常活动的手段的认识和概念形成方面向来是比较薄弱的。通常这一过程被描述为主体间产生的、作为对适当的和不适当的组织行为判断基础的规则和信念的理解。而关于在此过程中权力和统治的作用问题几乎很少有人思考过。
因此本书提出的对组织文化概念的重新认识明确考虑到了在组织意义形成的建立和维持中意识形态、统治权力和组织符号体系的作用。我提出了意义并不是自发地、经一致同意而产生的，而是特定的组织群体的旨趣的产物。由这些群体对权力的行使不仅体现在对组织资源（技术、信息、货币等等）的控制，也体现在他们以为自己群体的利益服务的方式通过推论构建组织现实的能力水平上。意识形态通过质询的过程从而起到形成和再现组织成员的主体性的作用。据此，统治群体的利益被不加批评地视为所有组织群体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被认为不仅是一组信念，而且是一个构成社会行为者的组织意识的有具体内容的意义体系。
根据这一情况，本书的焦点之一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组织成员的推论和行为活动可以被视为是意识的意义形成的具体表示；话语构成含义体系，后者表达并且重构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因此组织话语被误认为仅仅是具表象的；即是说，作为一个描述结构已经形成的组织体系的手段。更确切地说，话语是组织成员体验的媒介工具。因此组织的语言是意识的意义形成得以具体体现的主要手段。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语言受到系统的歪曲（在意识形态上），以至于它仅代表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排除其他（群体）的合法利益。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意识形态统治通过某些意义结构的推论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