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指称性表述而存在于批判的反思之外。套用哈贝马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术语在政治上的运用被排除在效度测试之外，因而受到系统的歪曲。”
在前两章中，我试图建立一套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一理论探讨意义形成得以永久存在下去、并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某些组织群体利益的方式。本章将提出组织符号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即组织符号体系怎样被作为受到系统歪曲的“不真实的话语”而得到表达的。各种不同的符号形式——如故事、神话、隐喻、仪式等——和意识形态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显示，从而使行为在日常的组织形成过程中被固定下来。符号形式能够以具体例子说明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从而产生并再现个人和集体的组织意识。话语由此而对社会行为者进行定位，使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并对世界做出反应。这种定位不仅仅包括对各种信仰和态度的持有，它还包括构成作为社会行为者的个体的存在。
继社会理论家如吉登斯（1979，1981，1984）、汤普森（Thompson，1983a，b，1984a，b）和哈贝马斯（1975，19791984）之后，我也把传播视为一个主要的媒介，统治关系通过它而得以形成和再现。语言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因为它受到系统的歪曲。（Habermas，1975，1979）在组织中，这一对传播的系统歪曲包括牺牲其他组织现实形式而使某一组织现实合法化并使之得以维持。正如汤普森（1984，132页）所述，“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使一个意义粘附的能力”。为了使某一特别的意义体系“具有粘附力”，某一组织群体（或群体的联合体）必须做到不仅仅控制一个组织的物质和经济资源。或许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控制组织内的表义系统，即意义变得“附属”于组织实践的过程。
把组织传播作为意识形态进行考察，这为理解符号结构以非任意的方式来形成组织现实提供了视野。当一个结构有序、紧密联系、为人接受的组织现实的观点得到表达，而与之对立的观点被系统地排除在外时，居支配地位的权力旨趣就发挥了作用。由于矛盾的和对抗的声音在意识形态上被掩饰了起来，因而组织现实似乎往往是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关于现实的观点不能得到表达，而是处于对立面的群体通常很少有能力使意义“具有粘附力”。正是通过结构形成过程，话语才成为组织现实的构成要素，此外，由于管理旨趣通常控制着结构形成过程，它们也由此而控制了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有意义的组织实践。
至今为止，只有少数组织理论学家开始研究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在组织中的关系。例如，马丁和鲍尔斯（Martin和Pow－ers，1983，97页）承认“组织故事使得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合法化”，但他们把这一合法化过程描述为故事向组织成员散布信息的方式。如我在第一章所讨论的，这种组织符号体系／传播的概念还未把重点放在组织传播的构成权力上。马丁和鲍尔斯对语言概念的界定主要是表述性的，因而忽视了组织语言构成组织意识的重要程度。
然而其他理论家已开始认识到研究组织符号体系和基于权力的社会现实的形式的形成之间内在联系的必要性。例如，康拉德（1983）展示了组织冲突可以怎样通过深层结构权力和表层结构符号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进行分析。仪式、典礼和隐喻等符号既表明又体现了基本的深层结构权力关系，而后者则是“前意识的，对在一个特定组织中何为恰当、何为不恰当行为的根深蒂固的假设”。（Conrad，1983，186页）尽管康拉德提出了这一重要联系，但对于诸如神话、隐喻等符号帮助在组织中不断建立和重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方式，他却未提供任何解释。
而罗森（Rosen，1985）却在一篇颇为精彩的文章中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采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在阐释某个具体的组织仪式——公司年度早餐会起到重申基础的和非对称的组织权力关系作用的方式时采用“社会戏剧”为分析单位。他能够证明具体的符号和修辞技巧被熟练地操纵以再现现存的社会秩序。
尽管矛盾的表现形式——即通过意见分歧和斗争而构成冲突——在官场上并不鲜见，但是形式上固有的权力秩序的再现却是首要的。这主要是通过对符号秩序的操纵来完成的，把足以大体再现现有秩序的意义重新灌输到官僚意识中去。在经济领域，这是一种非对称的社会群体的控制和统治。（Rosen，1985，32页）
罗森的分析的力量在于，他认识到文化不仅仅是在交感的情形下产生的意义的构形，而至少部分是由能够使某些意义“忠实”于组织实践和过程的既得利益所形成的。因此，罗森把文化看做是“通过符号得到传播的，每个符号模糊地代表多重意义。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一个符号体系能够保持秩序的门面，即对理性过程的知觉”（1985，32－33页）。模糊性是权力体系符号构造中的一个核心因素，正是通过这种模糊性，统治旨趣才能从策略上操纵意义体系建立的方式（Eisenberg，1984）。
这一点与汤普森（1984b）在他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讨论时提出的观点相似。他指出，要将话语解释为意识形态就必须“建立一个展现话语参照尺度的意义，这样就指明了多重指称对象并展示了它们的相互牵连怎样起到维持统治关系的作用的”（1984，138页）。汤普森对利科（Ricoeur）的“分裂的参照物”的概念作了修改以显示话语能怎样明确地指称一事物而同时又含蓄地指称另一事物的。可以认为，多重参照物的使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表义系统，其中被接受的解释变得“唾手可得”。实际上，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参照体系的“合法”解释通常是由居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所提供的。
或许举个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我们记得第一章中叙述的组织中取得成功的故事，其中记述了宝洁公司的经理信誉迅速上升和财富急剧增长的神话。该故事明确叙述了某一个人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对诸事件带有历史性质的叙述。该故事隐含着好几个参照点。例如，一个突出的主题是“一个取得成功的普通人”。即是说，故事不仅详述了某一个人的成功，还暗示了任何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都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在本质上，这个故事体现了美国新教徒式的工作理念，即成功纯粹是建立在个人努力工作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之上的。因此，杜普雷被挑选出来作为美国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优越和积极的方面的化身，它允许那些有智慧和才华的人升至佼佼者的地位。
但是这个故事在意识形态上是怎样进行运作的，即它是怎样再现维护非对称的统治关系的呢？我认为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故事在结构和内容上很相似）通过表达一种居支配地位的公司旨趣的世界观，而同时却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来行使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例如，杜普雷的故事含蓄地把资本主义企业美化为能够最有效地支持个人主动性和个人成功的制度。但在每个杜普雷背后，都有无数人在为一个少数人拥有绝大部分财富的制度而作出牺牲。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管理层的观点，因为它表达的是管理阶级所持的“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定义，其中隐藏在后的是一种很多人被系统地拒绝接近资本主义企业所提供的种种机会的看法。因此，这个故事有助于建立一个既维护了管理旨趣而同时把其他组织成员集合到这个意义体系的具体的组织现实。统治的经济关系在符号体系中因而得以维持。
以上分析的目的并不在于给出一个全面的解释（任何一个故事的意义的建立都不可能是全面彻底的），而是以此分析来表明对“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显现在日常生活的概念和表达中的方式”进行审视的重要性（Thompson，1983b，212页）。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不能与对话语在社会公共机构中显现的各种形式的研究相分离。当话语经约定形成后，它就被注入了权力的种种形式；正是这种权力的注入维系着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统治关系。
本章其余部分将研究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并不包括对语言所固有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研究，而是要求作出对意义可被用来产生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社会现实的方式的研究。语言的表述观未能作出这一重大的批判性转折，因为它们关注的是显示语言与某些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性。这一立场否定了语言会唤起特定的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表达的可能性。语言不仅提供信息，它还为意义环境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尽管语言的指称功能显然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有力的语言和意义的理论必须明确考虑语言、意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语言既是知识和传播的工具，它也是权力的工具。
组织文化的文献已清楚地显示，组织符号体系采取了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故事、神话、隐喻、仪式、标志语，等等。每个符号形式都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起到维护某种意义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功能，并因此而再现统治关系。但是我对组织叙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感兴趣（Mumby，1987）。叙述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因为故事叙述对我们的文化有普遍的、持续的影响，还因为叙述是散布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的特别有力的工具。正如汤普森（1984，11页）所述：
意识形态，就其试图通过把统治关系宣称为“合法的”来维护这种关系这一方面而言时，往往采用叙述的形式。故事的讲述为权力掌权者对权力的运用辩护，将这些个体置于既简要概括了过去又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一组故事中。
下一节将直接考察叙述作为组织符号形式所起的作用。组织故事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的一个突出特色。因此，我们将从研究和评判故事叙述的主导理论入手，然后提出建立在上述语言与意识形态理论之上的另一种观点。
组织叙述的意识形态功能
通过采用基本上是管理阶层的立场，威尔金斯（Wilkins，1983b）把组织故事定义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这些故事是参与者共享的价值观、关系到怎样行事的社会传统惯例，以及顺从或偏常行为的后果的重要显示……”（82页）在这样的情境中，故事被看做对劳资双方都同样重要的信息来源，它向前者显示了怎样成功地参与组织生活，又向后者提供了组织气候的重要指示。故事作为组织成员的“感知捷径”，使得他们把隐含指导组织行为的规章体系迅速内在化；故事起到了例示和简化组织默示的价值体系的作用。
因此，组织理论家传统上已把组织故事的作用强调为基本行为准则的明确表述。这样，故事在其组织功能方面反复得到引申，如：描述、能量控制和系统维持（Dandridge等，1980），以及对回忆的推动、信念的导引和对承诺的鼓励等（Martin等，1983；Martin和Powers，1983；Wilkins，1983b）。例如，对组织的重要信息的回忆以故事的形式而不是以一组统计数字的形式向组织成员叙述时，这样的回忆将更为全面。故事被认为是更为显然的信息来源，因此也被认为在对组织成员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能起到更加行之有效的作用。
对组织叙述的这一视角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故事的讲述不仅仅充当了完成几个不同的组织功能的信息来源。一般来说是话语，特别是故事叙述，提供了理解的媒介，这一媒介在组织现实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构成（constitu－tive）的作用。第二，故事一般被看做是丰富组织的形式，它使组织成员变得能够充分适应并融入复杂的组织意义结构中。在这一语境中，故事被视为“不确定性递减机制”，它使组织成员更容易理解原先是模糊的行为模式并提供一种组织文化的集体意识（Kreps，1986；Weick，1979）。在具有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意识时，组织被认为发挥最佳功能，而故事则有助于加速这一进程。斯默西奇（1983a）在下面这段话里对此观点作了具体介绍：
这一组变化中的意义赋予一个群体自己的精神气质或区别性特征，它通过信仰（意识形态）、活动（规范和仪式）。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得到表达，通过这一切组织成员形成并维系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自己在世界中的形象。
我认为这仅仅是组织符号体系所起的一部分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它在文化变形进程中的作用。文化变形是指一个组织的文化受到系统歪曲以使符号实践保持和再现某些依从和支配关系。组织成员不加批判地接受居支配地位的旨趣所表达的理解和意义形成过程。文化变形的概念概括了意识形态与组织符号体系的关系：组织符号不仅形成了一个已经修改的现实，它们还能使组织中现存的政治环境具体化和“自然化”，同时推动有利于统治旨趣的社会现实的发展而限制其他的意义体系的概念。符号结构，诸如叙事等，可以通过对主体的质询并赋予他们参与组织生活中某些活动的资格来为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服务。这种参与性活动可能包括对只服务于人数很少的组织成员——那些身居权位者——的旨趣的接受和承诺。
关于符号作用能够产生文化变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见于最近一期的《高等教育记事》上。一位在大学工作的秘书抱怨高等教育是建立在严格区别教学人员和非教学人员的一种等级制度上的：
任何等级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就在于那些高高在上者的举动在显示着下层人似乎为“非人”。在高等院校，人们不认为秘书们会与教员具有同等水平的人性。例如，我的办公桌曾有一度置于通向教员办公室的门厅里。教员们通常在我能听到的地方谈论学生的表现和素质等具体情况，或是他们对同事的看法。他们似乎认为我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交谈，或许他们是把我当作一件家具。不管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