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别去学校，那绝对是他们的真心话。但是，我知道，穆基姆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当真。
无论是从他穿的衣服还是吃的食物来看，穆基姆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当他告诉我他爱上了大学里的一个女同学，我就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他才刚刚上大一，学的是法律，而她也才刚刚开始学医。当他告诉我女朋友非常漂亮时，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以前还经常指着我最漂亮的布娃娃说：“我女朋友跟这布娃娃一样漂亮，唯一的区别是她还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穆基姆追求了她4年，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他从来没能够告诉她自己的感受。他经常围着她的房子转，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为的就是能够瞥见她一眼。他写了不知多少情书，但她原封不动一一退了回来。她是个很传统的女孩，未经家里同意，是不随便打开追求者的信的，而穆基姆希望能有所突破。他期望我母亲尽快回到喀布尔，拜访这个女孩的家，提出这门亲事。如果父亲还在的话，这事就是父亲去做的，既然他不在了，就该由母亲作为家长出面。遗憾的是，还没等母亲正式去提亲，穆基姆就遇害了。
挚爱的家人的死讯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我感到无比的失落。穆基姆的死就像空出了一个洞，无论什么都无法填补。你再也无法见到那个人，这样的痛苦就好比牙疼，只是牙疼还有止痛药，而丧亲之痛根本无药可解。
由于游击队和政府还在交战，警方也没办法展开调查，即使像我哥哥米尔卡沙伊这么高级别的警长也没办法将杀害穆基姆的凶手绳之以法。凶手留下的唯一证据就是逃跑时掉在墙边的一只沙滩鞋，但穿这种鞋的男人阿富汗到处都是，再则，当时DNA检测也还没面世，法证手段也不流行。阿富汗还处于战时状态，战争时期死人很正常。穆基姆的遇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本算不了什么，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害，妇女遭到弓虽。女干，家庭遭到洗劫和破坏。食物和水都还奇缺，更别提正义了。
米尔卡沙伊为穆基姆的死深深自责。身为警察，他没有抓住凶手，而且他还觉得自己对穆基姆的死负有责任。他是个警长，手下有一支警卫队，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跟随。夜间，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他和家人就寝的房子。穆基姆遇害当天是星期五，正是祷告纪念日，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里，米尔卡沙伊体恤他的警卫，早早打发他们回去以便和家人在一起。穆基姆从体育馆回来大约是晚上10点钟，他全身湿透，还说有一只眼睛发炎了，我嫂子从化妆包里给他弄了点眼线膏。在巴达赫尚省，妇女们常常用一种山间草药制成眼线膏，据说治疗眼睛发炎有奇效。她弄了一点儿放到他的眼睛上，然后他就去睡了。没想到那一刻竟成了永别。如果警卫在岗，枪手根本进不了屋子，穆基姆也就不会遇害，米尔卡沙伊因为打发警卫队回家而懊恼不已。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自问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是个伊斯兰教徒，有着自己的信条。我相信这些信条都是真理，它们构成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相信只有真主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他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但即使有这么个信念也依然不能减轻我失去亲人的痛苦。
至于穆基姆的死，我们根本无法回答为什么。为什么有人会杀害这么一个善良、聪明、温和的年轻男子呢？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是想过自己的生活。他只想有一份工作、一个妻子和一个家庭，他没有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可他的生命顷刻之间就被夺走了。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临死之人必须三呼真主安拉，可怜的穆基姆都来不及这么做。
来不及跟爱的人道别，这个我渐渐地习惯了。至于为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也没意义。那段日子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等你们长大一些就会明白忠诚的含义。忠于信念，忠于家庭，忠于朋友，忠于邻居，忠于祖国。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忠诚就会接受严酷的考验。
你们必须忠诚于既真又善的伊斯兰教信念，即使你力不从心也不要忘记帮助并关爱周围的人们。对家庭忠心至关重要，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如此。我们的家庭纽带不能因为死亡而断裂，但你们也要牢记缅怀先人不能以生者为代价。你们还要忠于朋友，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所为。如果他们也是你真正的朋友，那么他们也会忠诚于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会出手相助。
你们还要忠于阿富汗同胞。并不是所有的阿富汗人都整齐划一，一个样，我们的同胞讲的语言不同，生活的方式也有差异，但是，你们要接纳种族差异和文化差别，更不要忘记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我们的祖国——阿富汗。
你们一定要忠于国家。如果不忠于祖国，国将不国。你们一定要辛勤努力，为你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而壮大我们的国家。
忠诚是一门很难学习的课，但是比它更有价值的课真的不多。
挚爱你们的妈妈内战不休1992~1993年能够回到喀布尔我感到很高兴，并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以前的生活。只是，现在战争全面爆发，我以前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依旧住在马克洛里安区哥哥家里。马克洛里安翻译过来大意是“居住空间”，那里的公寓是苏联人用最先进的科技建成的，比如中央热水供应系统可以同时满足十几幢楼的人使用，每幢楼有50套房子。马克洛里安区的房子虽然几经炮火，但至今屹然挺立，足见苏联人的建筑质量之高，就连热水供应系统仍然能正常工作。如今，这个小区的房子很抢手，人人都想在那里面安家。
我终于能够继续在喀布尔上我的英语课了。这些课程非常重要，我舍不得放弃。为了上这门课，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上街行走。街道现在已经成了战场，游击队的领导和他们的部下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殊死搏斗。
喀布尔被分割成好几块势力范围，中央部分、海尔汗纳、马克洛里安、王宫周边由游击队政府掌控。时任总统布尔汉努丁 · 拉巴尼来自巴达赫尚省，曾经是一名将军，跟我家交情很深，所以我兄弟在内政部的位置比较高。有“潘杰希尔之狮”之称的艾哈迈德 · 沙阿 · 马苏德是国防部长。
喀布尔的西部由一个名叫马扎里的人控制着，他是哈扎拉族的首领。（哈扎拉人据说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外表明显带有蒙古人的特征：圆圆的脸，大大的杏核眼。他们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徒，属于少数派，占绝对多数的是逊尼派穆斯林。）在喀布尔远郊有一个叫帕格曼的地方，由赛义夫和他的手下掌控。还有一个地区则被乌兹别克族首领阿卜杜勒 · 拉希德 · 多斯顿控制，此人是出了名的恐怖。就在城墙之外朝南方向，是希兹布族首领古勒卜丁 · 希克马蒂亚尔的地盘。还有一个希兹布伊斯兰教首领阿卜杜勒 · 萨布尔 · 法里德 · 柯西斯塔尼担任总理。
在抵抗苏联人时，他们结成联盟——即北方盟军，因为大多数人来自阿富汗北部地区，并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但现在他们却为了夺权而互相厮杀。随着国内战争的升级，临时的忠诚就像天气随时发生着变化。
反对游击队政府最强烈的要数希克马蒂亚尔，他不满在政府中的地位，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和资格。每天，他的士兵在喀布尔边上的军事高地发射几十枚火箭弹，火箭弹落到集市、学校、医院、花园里，每天都有几十人死伤。有时候形势一夜之间发生逆转，前一秒还支持政府的士兵转眼之间倒戈相向，开始厮杀。几天之中，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命，而这群人很可能在全国电视台上宣布这样的互相残杀是个误会，现在他们又开始支持共同政府了。公众根本无法预料接下来的一天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的领导人也想不到。
从家里到我学英语的地方本来不远，打个车很快就到，但要经过好几个战斗最激烈的战场。有些小区我可以绕开，但有些相当危险的地区却是不得不经过的，相当危险。我的路线绕来绕去，挺复杂，而且经常要根据某一政治集团是否占上风而改变。从街上的行人那里获取情报对我选择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对出租车司机寻找稀少的汽油供应而言更是如此。
持枪的士兵一队又一队在街上走过，除此之外，你还得提防狙击手，他们的子弹可不长眼。一声步枪响，一颗子弹“砰”的一声，就有一个可怜的生命扑倒在地；绝望地出来找食物、找水、寻药的人也有可能就此死亡。重要的十字路口和破旧的房子里常常都被架上了机枪，位置是精心挑选的，既可以隐蔽自己，又可以获得最大的火力面积，总之是尽可能让敌人暴露在枪口之下。你最多只能瞥见他们的头部，那还是躲在废墟里，被障碍物遮掩着的。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无时无刻都在透过准星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车子最容易引起注意，也是最容易致命的，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最快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好几次，我坐的出租车成了炮火的目标。
有些路段是指挥官们袭击的目标，侦查员每当见到车子经过，就发出信号，指挥官只需下令开火，汽车、卡车或者坦克就被炸上天。我记得有一次火箭弹从一条街道上朝我们射来，好在我们的头顶刚好有一棵树，树枝就像一只手，专门等着去接发射物。火箭弹撞上树枝后爆炸了，街上立马全是弹片和折断的碎木，我们加速前进，很快逃出了火力范围。要不是那棵树，火箭弹早就将薄脆的车子炸得粉碎，我和司机也肯定是同样的下场。
很少有司机愿意为了挣那么点微薄的车费而冒性命危险，那些不怕死的往往都是迫不得已，因为不出去开车就有饿死之虞。不出车，他们的家人就没得吃，那是必死无疑的，冒着枪林弹雨开出租车起码还有一丝活下来的希望。正因如此，我常常打不到出租车，只好步行去上学。我从一个隐蔽处飞快地跑到另一个隐蔽处，避开我所知道的枪手的藏身之处，祈祷自己不要踏入陌生的路径。
放学后，我还得摸黑走回家去。有时甚至要走上两个小时。夜里在街上走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个单独行走的女孩。除了子弹和火箭弹，我还有可能遭到弓虽。女干。夜幕降临后，开枪就变得很难预料。黑暗中，枪手因为紧张，手指头扣扳机扣得会比白天更紧。只要一弄出响亮的脚步声或者是在废墟中绊了一跤，就会招来一连串的子弹。
母亲常常穿着蒙面长袍，在公寓楼下紧张地为我放哨，等候我回去。她会小心地透过夜色四下观望，偶尔一声枪响都会把她的心吓得几乎要跳出胸膛。想到女儿要穿过战区回家，她一定非常担惊受怕。看到我安全回家，她放下心来的表情是很明显的，但她从来不会通过拥抱我的方式表达出来。相反，她会马上责备我一通，把手放到我后背推我上楼梯，一直推到安全地带。一路上，她总要埋怨：“就算这些英语课程能让你做上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也不在乎。我不希望你当总统，我只希望你能好好活着。”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喜欢我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上课，但从来没说得这么直接。他们向母亲唠叨，让她阻止我去上课，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让我夜复一夜地冒这个险。
但是，只要我能去学校，母亲就算把自己的头置于机关枪下都在所不辞。尽管目不识丁，她人却非常聪明，看到我接受教育，她仿佛也跟着受了教育。她打心底里喜欢跟我聊课堂，而且她对我的爱从来不曾动摇过。她没有听从我兄弟姐妹们的请求和唠叨，只是一笑置之。
回首这段往事，我现在也吃惊当时母亲怎么会同意我去上课。每当我想起自己有可能消失在子弹交加的夜色里，而她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时，我就感到相当愧疚。由于刚刚失去穆基姆，我想她的这种忧虑就更加强烈了。他的死影响了整整一家人，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我母亲。每天早上，她都会去上坟，然后献上鲜花。但是，这一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行为很快就被更加离奇、更加令人担忧的行为取代了。
到了这时，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战区。我们附近的小区就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听说每晚都有好几百平民死于战火。炮火声响彻城市上空，在寂静的夜里，这种声音回荡在环绕喀布尔的群山里，像一个幽灵，在这座城市里徘徊，见证着这里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火箭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火箭弹可不长眼睛，想落到哪里就落到哪里。有时摧毁的是一间民房，将住在里面的平民压在土墙之下；有时是一家商店或者一所学校，抑或一群在集市的摊子旁买菜的妇女。火箭弹飞过上空，你会听到嗖嗖声，然后嗖嗖声突然停止，几秒钟后，火箭弹就掉下来，开始爆炸。你根本不知道它会落在哪里，落到谁身上。
对阿富汗妇女来说，她们不仅要面对死亡，更糟糕的是还要面对性暴力威胁。我的朋友纳希德的悲惨故事就印证了这一点。纳希德18岁，住在我们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一天夜里，几个枪手突然闯进她家，显然是想弓虽。女干或者绑架她。为了免受这样的凌辱，她从5层楼高的窗户跳了下去，当场毙命。
我们还听说在好几个案例中，女人的肢体被割去，甚至有乳防被切去的。在一个道德胜过一切的国家里，你很难相信人们会堕落到如此邪恶的地步。
一天晚上7点钟左右，我正在家里做饭，忽然发现母亲不在家，通常这个时候她不在厨房就在忙家里别的活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她一定是去了某个地方，我必须去找她回来。穆基姆刚死不久，我还在服丧期内，所以就戴了块黑色头巾出门。公寓楼附近的一名保安告诉我母亲出走的方向，我就知道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她又去了穆基姆的坟头。
当时没有出租车，公交车根本就不运行了，我只好步行朝市中心走去。刚开始，街道上出奇的安静。我所了解的喀布尔在战前到处是汽车和摩托车，人们来来往往，走亲访友，一片喧嚣的景象。现在，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被炮弹炸平，横亘在我和穆基姆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