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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扎巴德再次成了我的避难所，就像童年的时候一样。当时，为躲避游击队员，我也是到这里逃难。我几乎都快忘了这是个漂亮迷人的城市：海拔高，空气清新，一条碧绿的河流从城中贯穿而过。这里还有古老的集市，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
我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哈米德可以继续开展金融业务，他还在大学里兼职。我也可以好好休整，等待生产。和许多初为人母的女人一样，我也很紧张，不知道生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只知道很痛。法扎巴德的医院卫生条件很差劲，所以我宁愿在家里生，也不愿意躺在肮脏的公共病房里，病床外形怪怪的，铺的垫子薄如纸片。
我的第一个女儿于1998年7月8日出生。那天我应邀到哈米德的一个亲戚家吃午饭，到了那里后，整个人非常不舒服，食物碰都没碰。下午3点钟，我回到家，到了晚上10点，小天使就诞生了。
生产过程短暂而艰难。接生的是一个女性医生朋友，没有给我采取任何止疼措施。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家都希望女人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可我并不在意婴儿的性别，只要健康就好。婴儿生下来之后，先被送去洗身子，穿上襁褓。没有人告诉我孩子的性别是男是女。
接着，哈米德被允许进入产房。在伊斯兰教社会里，男人通常不能出现在接生现场。他来到床边，抚摸着我的头发，擦去我前额的汗水，轻声说：“是个女儿，我们有女儿啦。”他一点儿都不介意我没给他生个儿子。婴儿4。5公斤重，完全符合标准，我们两口子乐得合不拢嘴。她跟哈米德一样，长着乌黑浓密的头发。
出生后的几天里，我跟所有其他初为人母的女性一样，拼命学习如何母乳喂养，如何度过一个个疲劳的无眠夜晚。为此，我还真费了不少心思。看着她微小的体型，我恳切地祷告，希望她所生活的世界、生活的阿富汗能够越来越好，不要像其他女人一样遭人歧视和厌恶。将她抱在怀里，贴着乳防，我能感觉到她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不重要，唯有她。我自己的穿着，外表，微不足道的自私欲望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要和家人理论，让他们尽快允许我给孩子母乳喂养。在巴达赫尚省，孩子出生后满三天才可以开始母乳喂养，因为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在最初的几天里，母乳中含有一些对婴儿不好的成分。由于我在大学里学过医学，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其实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母乳里所含的初乳是婴儿的免疫系统不可或缺的物质。
刚生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如果没有食物，婴儿就会变得虚弱、畏寒。如果母亲不直接给孩子喂奶，母亲就会增加感染乳腺炎等疾病的风险，甚至导致她将来不能如期产奶。这种不立即喂奶的观念也是导致我们省份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
为了给婴儿喂奶，我要跟姐妹们讲道理。她们想竭力阻止我，大声警告我说，如果这么早喂奶，就是在害婴儿。我则向她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婴儿好，可她们就是听不进去，带着谴责的眼神看我，好像我是个坏母亲。在她们眼里，传统和她们听到的所谓经验远比她们的妹妹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重要。
但是，在其他方面我的姐妹们待我很好，要我保持暖和，裹好毯子（虽然那时正值7月，太阳炙热），还给我煮最好吃的饭菜，好让我尽快恢复体力，还不让我做家务。有了婴儿我当然很高兴，可是一想到死去的母亲，我心里泛起一阵苦楚。多么希望她还健在，看到自己的外孙女出生啊。那样，她就会知道另一个我来到了这个世上，另一个坚强有决心的女人出生了。
生完女儿后的第6天，哈米德和我举办一场大型聚会庆祝。我们邀请了镇上一半的人来，播放起音乐，还拍了录像，婚礼时不被允许做的事我们这会儿全补上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次聚会就是我们的婚礼，这纯粹是庆祝我们夫妻俩的恩爱和小家伙的诞生的。
我决定再去教书，于是发出了广告，自称是一名英语老师，然后在镇中心租了间房子做学校。不到一个月，我就招收了300名女学生，有年轻女孩，有医生，有大学生，还有老师。为了弥补自己的教师培训时间不长这一缺点，我特地从国外订购音频视频资料。这些东西在法扎巴德从来没用过，我的学校也因此赢得了现代、专业的美誉。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收入不错，月入600美元，干的还是自己喜欢的事业。我还把婴儿带到课堂上去，学生看了喜欢得不得了，有些还跟我成了亲密的朋友。这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我依然每天穿着蒙面长袍，奇怪的是现在并不介意穿。巴达赫尚省没有塔利班的硬性规定，也没有法律强迫我一定要穿。然而，这里的大多数女人都穿，而且我的学生也穿。为了学校的名誉考虑，我决定还是穿，因为受人尊敬对我至关重要。我想，现在我不介意穿蒙面长袍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其他人强迫我穿的。
本来这样的幸福生活完美无缺，但丈夫的健康却成了唯一的瑕疵。他喜欢在大学里当老师，然而，吸了太多的粉笔灰，还进入了他的肺部，他如今咳嗽得更加厉害了。
莎哈扎德6个月大的时候，我的生活又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转变。那种似曾相识的恶心感又来了——我再次怀孕了。这真叫我措手不及，因为我并不想这么快再生一个。学校的事业蒸蒸日上，我有朋友有自己想要的生活，真的没想过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生一个孩子。
哈米德允许我把孩子流产掉。流产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的阿富汗依然如此），但是，那个时候，医院里的医生愿意给孕妇流产。于是，我就去找医生，见到了流产用的各种吸气式机器。我害怕机器会造成体内器官的伤害，医生就建议我注射流产。我不知道药物里面包含了什么成分，但还是允许他们用针头注入我的手臂。他们还没注射完我就慌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跳了起来，大声说：“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想把孩子生下来。”我以为注射的药物已经发挥作用了，双手紧紧捂着肚子，对里面的胎儿讲话，希望她能活下来，向她道歉。正如当年的母亲一样，我也不想要孩子，但转眼间却希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都要将她保住。
当时哈米德在家跟我的姐妹们论战。她们一听我要去流产，十分震惊。她们朝我们大声叫嚷，说我们违背了真主的旨意，违背了伊斯兰教义。她们说得对。如今我回过头来看看，不得不承认自己也后悔最初的决定，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真的没办法一下子应付两个孩子。而哈米德是理解我的，所以他体谅我的难处，也就支持了我。
从医院回来，姐姐还在我家，跟哈米德讨论。看到我没有把孩子流产掉，她们喜出望外，但同时对我有流产的念头很反感，几乎看都不看我。哈米德把我拥在怀中，轻声安慰我说什么都不要紧。我不知道他的做法对不对，但如今，我也知道，我们走到那一步也不是因为我那未出生的孩子的错。我的责任是做好她的母亲。
舒拉如今早就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的姐姐在她6岁时就把整个经过都跟她说了，有时候她就拿这件事来戏弄我。如果我把她惹生气了，或是叫她打扫自己的房间，她就双手叉腰，大胆地看着我，眼里泛着调皮的目光，说：“妈妈，你曾经想把我流产掉，对吧？”当然，她很清楚，这么一说我就会满心愧疚，而她也就不用去打扫自己的房间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保胎，只是这个过程很辛苦。我给莎哈扎德哺乳，已经让我很累。此外，我还得站着讲课，从早上8点一直上到下午5点。再则，塔利班势力越来越强大，正朝我们逼来，他们已经控制了启山这一与巴达赫尚省接壤的边界线，所有人都担心他们很快攻到法扎巴德来。如果他们真的攻进来，哈米德和我就决定逃往山上去，一直退回到父亲的老家库夫区。
塔利班一度打到离我们只有25公里的地方。我站在校外，听到熟悉的重型炮火声，看到城中的男子爬上卡车，志愿与游击队并肩，对抗塔利班。游击队效忠的是拉巴尼政府，我也希望哈米德去，但并没有叫他去。他是个老师，不是名战士——他甚至连枪怎么使用都不知道。再者，他身体很虚弱，杀不了敌人。那天，许多年轻小伙子上了卡车，进入战场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他们总算把塔利班挡在法扎巴德之外，还成功地将其击退。
就在这个时候，舒拉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生她整整花了三天时间。我姐姐的一名女医生朋友在场，哈米德在门外等候。这一次他想要个男孩。我已经生了个女儿，所以这次真的应该给他生个男孩才是。他的家人，我的家人，我们的邻居，乃至我们的文化都希望生个男孩。
但是我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我的第二个女儿舒拉蹦蹦跳跳地尖叫着来到了这个世界，她体型很小，脸色红扑扑的，体重才2。5公斤，轻得有点危险。看到她，我想到了自己刚生下来时人们对我的看法。我被人描述成跟老鼠一样丑，舒拉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皮肤有皱褶，没有头发，脸色红红的，还哭叫个不停。但是，看着她，我的内心充满无限的爱。那种爱是那么强烈，我甚至认为都要撑破胸膛了。她是我的女儿，差点儿就不能出生，差点儿就要被我杀死，然而此时此刻，她却活生生地来了，哭叫着，看上去就跟当年的我一模一样。
我欣喜异常，但哈米德却没有。这是在阿富汗，即便是最开明，思想最前卫的男人也不能不受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按照这个传统，我没有给他生下儿子是作为妻子的最大失败。这一次，各种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传到了他耳朵。我想，应该是某人跟他开玩笑，说那两万美元花得不值。或许这么多年来，他听到这样针对自己的玩笑太多了，已经深深伤到他的心。
整整过了9个小时他始终没有来房间看我。我靠在枕头上，抱着舒拉，一直在等他，就是不明白他去哪里了。舒拉那么小，躺在襁褓中几乎看不见，我几乎抱都抱不好。
哈米德最终还是来了，那时舒拉正在我旁边的小摇篮里睡觉，他看都没看我。莎哈扎德生下来的时候，他激动得冲进房间，抚摸着我的头发和脸颊，还怀着强烈的好奇心看着孩子。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也不再讲一些安慰的话。他生气的脸色说明了一切。他朝摇篮看去，最后总算朝熟睡的女儿挤出一丝微笑。舒拉是阿富汗另一个“可怜的女孩”。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很难原谅哈米德在舒拉出生的那天对我们母女俩的态度。我知道他只是装作跟其他阿富汗男人一样，但我内心还是不希望他真的表现出了那副样子。他一直以来总是很支持我，还常常以勇敢直面闲言碎语和家族制为骄傲。或许我对他期望得太多，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感到失望至极。他的咳嗽吵得我和婴儿整晚都不得入睡，于是我们就搬到了另一个房间，而这也标志着我们俩在肉体方面的关系基本上结束了。
生气归生气，但我心里也明白，哈米德仍然是个很了不起的慈祥的父亲。他深爱两个女儿，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她们俩的喜爱之情。如果说他还因为我没有给他生儿子而生气，那么他也从来不会在女儿面前显露出来，至少在这点上我是诚心感激他的。
那时候，他几乎没精力教书了，他把每周的课时缩减到两节，剩下的时间他就待在家里照顾莎哈扎德。他给她唱歌、玩游戏、扮各种角色，还允许她把自己扮成一名新娘，让她在头发上放彩带。这些美好的回忆莎哈扎德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哈米德是我的一切，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阿富汗男人。在许多方面，他都走在时代前列，我们是深爱之后才结婚的。但是，我猜测，随着多年的朝夕相处，加上监狱生活的磨难，疾病的折磨，我们似乎朝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不经意的亲密、笑声、共处一室的乐趣、交换眼神时的默契等都渐渐消失了，我相信，这或许是全世界所有夫妻不得不面对时间流逝所带来的残酷现实，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也无论他们是谁。我们忘记了应该花一点儿时间来倾听配偶的心声。一听到难听的话就不耐烦，就暴跳如雷，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花心思。然后，突然有一天，当我们醒来发现，我们的亲密和爱情已荡然无存。
舒拉这时也有6个月大了，我真担心她活不下来。她那么小巧，那么脆弱，我真害怕给她洗澡都有可能令她发烧。我还担心，当初为了流产而打的药物影响了她的发育，每每想到这里我的良心就受到深深的谴责。如果她活不了，我真的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就像我母亲所经历的那样，从一开始对舒拉的排斥感让我感到亏欠她太多，只想在今后以更多的关怀来弥补。
渐渐地，她越长越强壮，身体也胖了起来，还长得更有趣更聪明了。如今，她是最聪明、最大胆，有时也是最调皮的小女孩。从她身上我看到了父母和自己的影子，她有着我父亲的智慧，我母亲的机智和我的坚强。她也非常喜欢政治，常常说将来长大了要当阿富汗总统。真的很庆幸，她根本没有所谓的“可怜的女孩”的形象。
舒拉出生几个星期之后，我有了个兼职的机会，是去一家小孤儿院做管理。我不打算那么快就去工作，但哈米德在生病，我们需要钱。我把莎哈扎德留给她父亲照顾，把舒拉用围巾绑在身上。她会安静地躺在我怀里吃奶，在蒙面长袍底下藏得好好的。开会时我也这样带着她，人们根本看不出来她在场。她从来不抱怨，也很少发出吵闹声。我猜她一定是觉得能活着就很不错了，能这么紧紧地躺在妈妈的怀里更是舒服。我就这样带着她工作了5个月，直到她的体重开始变得太沉。我想，时至今日她那么有安全感，那么自信，也许跟我那几个月的养育方式有关。
舒拉和莎哈扎德渐渐长大，而哈米德却日渐衰弱。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