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角膜周围，特别是外侧，也留下了一圈明显的白斑。比尔的一生都带着这样的“白眼病”，这让他的眼神总是显得有些无情且让人不安。“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斜眼看你，就好像你不在他跟前一样。”比尔的校友艾迪生·沃德韦尔回忆说，“他的眼睛时常让他显得十分冷酷。”
12岁的时候，比尔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考入了中学，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个错误。马斯特斯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的我真的很小，根本不可能像学校其他男孩那样处理社交方面的事。”由于太小太嫩，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和女孩子约会。而在家里，比尔日复一日地被虐待着。弗兰克·马斯特斯对自己大儿子的愤怒不断地化作暴力，殴打简直是家常便饭。“我父亲会把我叫到房间里，锁上房门，然后用他的皮带抽我（而且经常是用皮带扣的那一头），”比尔叙述道，“每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他都会狠狠地抽打我一次，直到我瘦小的屁股开了花流下鲜血来他才会停手。”这种皮带式的鞭打总是毫无征兆、突如其来，永无止境的殴打让比尔感到十分无助。比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除非我下跪求饶，否则他会不停地抽下去。”不屈不挠的比尔总会激起弗兰克愈发凶狠的鞭打。母亲听见比尔痛苦的尖叫声后，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阻止。“我清晰地记得，母亲死命地拍打卧室的门，想要让发了疯的父亲住手。”然而，伊斯塔布鲁克斯·泰勒·马斯特斯在丈夫的暴力恐吓之下，也显得害怕而又无能为力。弗兰克凭借自己的拳头掌管着整个家，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可以违抗他的命令。长大之后，比尔回忆起自己母亲所遭受的待遇时说道：“他一张口别人就得为他做饭，母亲的选票他也会强行干涉。所有新衣服必须经过他的审查……所有的决定和事务必须由他决定和检阅。”
比尔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患有脑膜瘤，一种长在脑子里并会引起持续性头疼、人格改变以及情绪失控的肿瘤。他一直都没搞明白自己父亲时不时发作的暴力行为是否就是缘于这长久以来脑子里的毛病。“他得肿瘤有多久，这肿瘤又是如何影响他的行为的，我只能靠猜测了，”他写道，“遭受自己父亲的摒弃是一件让人痛不欲生的事，特别是在我还只有10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仅越来越将我排除在家庭成员之外，甚至都已经不认我是他的儿子了。”
弗兰克·马斯特斯和大儿子的最后一次接触是送他去新泽西州的劳伦斯维尔学校，一所位于普林斯顿和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之间的寄宿学校。弗兰克·马斯特斯年轻的时候也上过预备学校，但是决定送走比尔的人是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她希望以此帮助自己的儿子逃离丈夫的魔爪。比尔的大伯母萨利·马斯特斯为了答谢比尔爷爷当年慷慨地借钱给她在纽约多布斯码头创立私立女子学校，这次主动承担了比尔的学费。于是，14岁的比尔离开了位于堪萨斯城的家，在父亲的陪同下坐上开往劳伦斯维尔的火车，开始了漫长的旅程。他们中途在纽约逗留了一会儿，父亲带他去了最有名的餐馆，还带他去看了人生第一场百老汇演出。在大城市度过的这个周末令比尔非常开心，父亲的宽宏大量让他感到震惊。“但我始终隐隐约约觉得，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事后他回忆道。
在火车开往特伦顿的路上，弗兰克·马斯特斯履行起作为父亲的另一个职责： 传授儿子一些关于性爱的常识。弗兰克开口说道：“你知道，夫妻两人会一起做一些别人都无法理解或知晓的私事。”儿子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他则是满脸通红、额头冒汗。同车厢的一位母亲立马带着女儿转过头去，并暗示弗兰克，他的谈话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弗兰克未去理会，继续着自己的话题。长大后的比尔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道：“他跑题跑得一塌糊涂，还大声地坚称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停地表达着自己关于力量和感觉的信念。直到如今，我依旧不知道当时他究竟想要告诉我什么。”
到达劳伦斯维尔之后，弗兰克·马斯特斯带着儿子游览了一圈自己所熟悉的旧地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和他们简单地聊了聊，并祝愿比尔在新学校里一切顺利。在返回堪萨斯城之前，弗兰克·马斯特斯给儿子买了人生中第一份冰激凌圣代——一种冰激凌加糖果的调制品，有点像他自己年轻时喜欢吃的那一种。“我以为冰激凌圣代是他向我抛出的橄榄枝，”比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谁知道，我大错特错。”相反，他们到了火车站之后，弗兰克·马斯特斯站定，告诉自己的儿子，他被遗弃了。有了伯母萨利承担他接下来4年的费用之后，他宣布：“我觉得我对你的责任已经尽完了。”作为父亲，他会寄一些钱给比尔，圣诞节也可以让他回家，但仅限于此。他警告儿子说，不要向母亲或其他亲戚求助。“你是时候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弗兰克对自己年幼的儿子说完这句话后，再见也没说一声就转身离去了。那一晚，比尔不停地哭泣，最后在泪水中睡着了。
在劳伦斯维尔，年轻的比尔坚忍地学会了自力更生。他参加足球之类的各种体育活动，没日没夜地泡图书馆——直到上了大学以及医学院之后，他依旧如此。他总是声称：“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所以不得不努力学习，才能勉强通过考试。”在劳伦斯维尔，比尔和其他男孩相处和睦，其中包括卡尔顿·佩特，他的父母邀请比尔到他们纽约的家里一起过感恩节。敏感的佩特太太很快就看出了这个年轻男孩所遭受过的伤害。比尔后来回忆说，“当她问及关于我父亲的情况时，我向她彻底敞开了心扉。讲完关于我的那些遭遇时，我俩的眼睛里全是泪水。”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里面还有一笔足够支付往返特伦顿和堪萨斯城旅费的现金。尽管如此，他不在家期间，家里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比尔在回忆录中说：“在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父亲对我几乎是视而不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比尔还是像母亲担心的那样，宣布圣诞节的第二天就启程离开——不在家过他12月27日的15岁生日。数年之后他愤愤不平地解释说：“我只是觉得，作为报复，将来我也不会赡养他。当他说家里不会再资助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接受了他丢给我的残酷考验。”
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劝儿子赶紧忘了这个念头。在比尔的父亲出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促膝长谈了一番。比尔说：“她试图想要为父亲开脱，却又找不到一点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他对我的暴行和态度。”比尔非常同情自己的母亲，在他看来母亲简直就是父亲嚣张跋扈的世界里一个活生生的囚犯。在比尔眼里，自己的母亲就是两种女人的合体。在儿子面前，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勤勤恳恳、劳劳碌碌，给孩子最好的关心和照顾。另一方面，用比尔的话来说，她是“父亲的妻子”，一个契约用人，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女人，总是由别人告诉她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尽管母亲不停地恳求，终究还是没能劝和父子两人的关系。
圣诞节的第二天，弗兰克·马斯特斯如儿子所愿，开车送比尔去了火车站。比尔的15岁生日没有点着蜡烛的蛋糕，也没有餐桌旁唱起的生日快乐歌。母亲偷偷塞给他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3张20元、3张10元、3张5元以及3张1元纸币。比尔琢磨着，这份礼物的背后是否有什么隐藏着的信息，然而他始终也没有找到机会询问母亲这个问题。接下来的4年里，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只在私下里偷偷地和儿子保持着联络。白天中午趁着弗兰克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借用邻居的电话打给儿子。她也会写信并寄些钱给在寄宿学校的儿子，然而比尔一次也没有回信谢谢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防止父亲发现，让她本就惨淡的家庭生活变得更为困难”。
比尔这次圣诞节在家短暂的逗留是他最后一次见自己的父亲。3年之后，比尔结束了劳伦斯维尔的学习，考入了汉密尔顿大学，父亲也因为不断恶化的脑肿瘤去世了。那个时候，比尔和母亲以及弟弟弗兰克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了，远得无法再回到从前。每当学校里的其他男孩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圣诞节或其他假期时，他渐渐学会了如何冷酷地应对自己空荡荡的心。他说，他一心只想着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决心依靠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在汉密尔顿大学这所私立文理学院田园诗般的校园里，显眼地伫立着一幢名叫“αδφ”的三层楼砖房，里面住着20多个一心想要过好日子的兄弟会成员，其中也包括比尔·马斯特斯。“αδφ”楼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魁梧且自信的男人，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男孩了。在比尔的记忆中：“少年时我经常在社交活动上受挫。”然而，到了汉密尔顿之后，兄弟会的成员们都对马斯特斯及其男人般的处事方式敬畏有加。他曾是校足球队的一员，尽管膝盖落下了病根，但还是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拳术足够吓跑所有的挑战者；他还是校辩论队的一员；他自己开车上学，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嫉妒的同学们都说，一定是有个家族信托基金在为比尔买单。最初主修英语专业的比尔，后来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在他的脑子里，自己将来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一直都很明确。”从不敢顶撞比尔的艾迪生·沃德韦尔继续说道，“他受不了那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
比尔在大学期间度过的最为疯狂的时光是在一架飞机上。他第一次开飞机还是在劳伦斯维尔上学的时候，当时一个在附近开飞行训练学校的朋友教会了他驾驶飞机。比尔在特伦顿以及普林斯顿的一些小型私人飞机场打工，并且取得了飞行执照。二战之前，开飞机还是件新鲜而危险的事，马斯特斯也因此从他的服务中赚得了丰厚的报酬。一个经常奔波全国各地的商人聘请比尔做他那架多轮引擎飞机的副驾驶。为了得到更多的收入，他还做试飞员，这是份危险的工作，内容就是试飞各种新飞机以证明其安全性和可靠性。他甚至自己买卖飞机，从中赚取高额利润。他简直就是一个飞在天上的超胆侠。有一个周日的午后，他和一群朋友打赌，走上自己飞机的机翼，然后跳入纽约的普莱西德湖，就在彩虹湖附近。然而，在跳下飞机之后，比尔发现自己的降落伞叠反了，他在空中失控地摔下来。他发了疯地赶紧把它纠正回来，终于安全地飘落到了地面上。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跳伞。
弗朗西斯·贝克有时也会跟着他这位朋友飞行，并在他的怂恿之下也参加了飞行训练课程。从汉密尔顿大学毕业之后，弗朗西斯和比尔一起考入了罗彻斯特医学院。在比尔和弗朗西斯妹妹的关系中，飞行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汉密尔顿的时候，比尔和其他一些年轻女人约过会，其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女朋友名叫伊丽莎白·艾利斯。但是自从在彩虹湖过完那个美妙的暑假之后，他就一心梦想着要娶多迪·贝克。在她面前的比尔和平日里判若两人，就好像还在湖上滑水似的。他平时沉默而严肃的形象荡然无存。“比尔表现得非常在意我，”多迪回忆说，“他的行为得体而让人愉快——他总是很体贴，也很友善，乐于助人，对事物也充满兴趣。”
多迪的突然病倒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这种意愿。弗朗西斯把当时还和母亲一起住在布法罗的妹妹安排住进了罗彻斯特大学附属医院，为她做一个小手术。比尔一时兴起，决定在她康复的时候带上两打长茎玫瑰去探望她。一心想着要娶多迪的比尔，用弗朗西斯的话来说，“觉得是时候迈出这一步了”。他在罗彻斯特找了一大圈，却没能找到与众不同的玫瑰。为了在多迪面前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大人物”，他又实施了另一个奢侈的计划。他打电话到纽约预订了两打玫瑰送往乔治·华盛顿桥附近的一个小机场，然后亲自飞过去取。当他飞回来赶到医院的时候，探望时间已经结束了。一个护士主动接过玫瑰，并向他保证说多迪一觉醒来就会收到这些鲜花和他写的小卡片。
第二天一早，弗朗西斯打电话给比尔说自己在布法罗的祖母去世了，他问比尔能不能开飞机送多迪回去参加葬礼。“当然，”比尔答应道，心想着多迪一定很高兴看到他。然而，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多迪神情恍惚，犹如麻醉未醒似的。让比尔意外的是，关于两打玫瑰以及手写的情诗，她只字未提，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收到这些礼物。也许是夜班护士忘记了，或者是这所繁忙的医院中有哪个环节出了错。比尔做着最坏的打算，一直都没有问其究竟。“他知道当时多迪因为祖母去世而心烦意乱，所以没有提那件事，”弗朗西斯解释说，“而她也没有提及纸条或玫瑰的事，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收到。于是，他一直以为这是她对他的拒绝。”
比尔信守承诺，开着自己的两人座飞机把多迪送回了布法罗。引擎的轰鸣声中，两人并未多话。事后比尔回忆道：“我注意到她只是一味地回答我的问题，自己却没有什么话说，弄得我十分紧张。”当他们在布法罗着陆后，多迪礼貌地谢过比尔——只是出于最基本的礼仪。弗朗西斯眨眼之间就带走了多迪，而比尔则重新坐进自己的飞机，独自飞回罗彻斯特，沉浸在自己求爱失败的失落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一点关于多迪的消息——这是他自称是年轻时唯一真爱过的女孩——直到有一天早晨，多迪结婚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新郎是布法罗另外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只能祝愿她幸福，我真心祝福她，”比尔写道，“那件事让我伤痛了很长一段时间。”
朋友和家里人都不信比尔会真的伤心，都认为他所谓的失恋根本就是顾影自�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