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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坐到卡森身旁接受采访，非常直率地谈论了自己担任性爱代用者的生活。他们聊了她是如何找到这份工作的、她所面对的问题、所处理过男人的年龄范围，以及和客户发生肉体关系是什么感觉之类的话题。当卡森对着镜头做鬼脸取悦全国观众的时候，她展示了如何用手进行爱抚。沙利文告诉主持人，通常可以在美国西海岸或东海岸找到性爱代用者。她从没提及自己曾经在中西部著名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担任过性爱代用者。当她愿意上节目的消息传出之后，卡森秀之外的露面机会接踵而来。她成为了性爱治疗中这一块声名狼藉的领域里最卓越的女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代用者网络。“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她自夸道。
然而，谈到圣路易斯时，沙利文感到明显的不安。如果她莫名其妙地提到了他们的研究所，就会爆出一场巨大的丑闻事件。尽管对于马斯特斯过去的成就尊敬有加，他最亲近的同事们如今也非常担心其与沙利文以及其他女人的秘密接触，她们对研究所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那份来之不易的名声造成了威胁。马斯特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都在跨越禁线、智斗批评者以及所谓的道德守护人。但是现在，他似乎还没有注意到现实——他们很可能因为其严重的伪善以及存在问题的伦理评判而遭到控诉。他以为没人会发现这些。他对沙利文以及其他代用者的秘密安排是疯狂的，马克·施瓦茨说。虽然这在当时绝对是“违法的嫖娼行为”，他还是举出了当时那些被代用者改变了人生的患者作为范例，比如那个没有社交能力的30岁处男。“这是个双重困境： 如果他们患有阳痿，那么就永远也找不到性伴侣；如果没有性伴侣，那么他们就永远也不能逆转自己的性功能障碍。”施瓦茨解释说，“这是他治愈的关键，但他总是离陷入麻烦只有一尺之遥。”
也许最担心性代用者计划的人是吉尼·约翰逊自己。尽管她曾经非常擅长为自己的项目招募女志愿者，但后来她还是觉得代用者并不是一件值得冒险的事。芭芭拉·卡尔弗特丈夫的那起严重的诉讼差点毁了他们。唯恐再次被控告的约翰逊回忆说：“我认为，其中充满了不利因素。但是他仍旧一直坚持这么做，尽管很清楚我是怎么想的。”她提醒他，研究所绝不能成为那些潜在违法行为的交易场所。
诊所的会计员唐娜·马丁尼经常接触那些代用者。1982年，马丁尼被聘用之后不久，就听到了关于诊所欺骗公众的传言。“当人们问起是否有代用者时，他们永远会回答说没有——但他们其实有，一直都有。”她说，“他们从没有真正公开代用者项目的事情。”在每一个病人身上，马丁尼会收取诊所标准的收费，此外还有另外一张支票，用以支付代用者这笔额外费用。她记得至少有4个女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过报酬。“我从没拿到过什么收据，因为他们不希望留下任何纸质记录。”约翰逊的首席行政助理旺达·鲍恩负责确保马丁尼对代用者项目以及所有可能目击的事情保持沉默。“人们总是对所发生的事很感兴趣。”马丁尼回忆说，“旺达通常会说，‘现在，如果有人问你在哪儿工作，你就说我在为一个西尾区中部的医生工作。’我一直都没明白其中的原因，但她总是有点神神秘秘的。”
代用者可能通过性传播疾病这一点比起金钱交易更让人担心。1982年8月，《时代》通报了生殖器疱疹的传播——称它为“当今社会的红字”，并在杂志封面上标注了一个大大的红色“H”。一年之后，致命性的艾滋病毒的出现则带来了更大的威胁，那些勃起功能障碍的男人很少使用安全套，这令情况变得尤为严峻。此前沙利文在工作时从来不使用避孕工具。“在个人生活中，我会使用避孕药。但那时我们很少使用安全套。”她回忆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出现之后，安全套才成为了必需品。”警惕着感染的威胁，沙利文也不再轻率地让病人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插入自己的阴道。对于染上这个致命疾病的恐惧让代用者与渴望性生活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起初，这真的很可怕，让人提心吊胆。”沙利文说，“我们努力地分散对性交的注意，因为重要的部分不是插入，而是那些为此准备的过程。好的客户会在他可以插入之前停手。然后他会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
不过，疾病和金钱都没有终止沙利文的职业生涯。1984年，在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代用者之后，她前往圣路易斯接了两个不同的病例，中间仅相隔一个周末的时间。一时兴起，她决定放一个短假，长程跋涉去堪萨斯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做一次健康水疗。在回圣路易斯的时候，她冒着暴风雪依旧继续赶路，生怕错过了自己第二个病例的预约。在湿滑的高速路上，她租来的汽车撞上了另外一辆失控的车辆。在这次迎面冲击中，沙利文的脸撞上了方向盘。她的整个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还伴有其他毁灭性的损伤。“没了眼窝，没了鼻子，没了颧骨，肚子上多了无数个洞，肺也损毁了。”她叙述道，“我昏迷了好几个星期。”
在圣路易斯，关于沙利文遇到了几乎致命的交通事故这一新闻引得满城风雨。如果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性爱代用者计划败露了，那么全国的媒体无疑会发现她在密苏里州所做的一切，从而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陷入险境。吉尼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比尔的反对。最终，在经历了数个月的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后，沙利文的自行车被运送回了加利福尼亚。她想要继续自己的代用者工作，却没能如愿。“我再也没有多少（客人，在交通事故之后），我再也无法一周接16名客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沙利文悲伤地说道，“我的脸做了17次重建手术，每3个月1次。在这样不间断的情况下，我的确也不能见任何客户，我想继续治疗把自己的脸修复过来。经过了手术之后，我真的被击毁了。”
曾经的美丽容貌如今已是面目全非，沙利文发觉，那些默默看向她的眼神远不同于以往。她再也没有从前的诱惑力。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明白今后的人生将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关于美貌与性和爱同等重要的惨痛教训。“我并没有意识到，美丽可能就是我会有如此多客户的原因。”她评论道，“我以为那是因为我参加过培训，是因为我寄了自己的简历。不，其实这是因为我年轻貌美。你以为你在跟谁开玩笑？他们说男人多数是因为视觉刺激而兴奋的。”
几个月之后，马斯特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一场讲座。沙利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决定前去参加。讲座结束，她走向马斯特斯，心里并不确定他是否能够认出她。她出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他礼貌地询问了她恢复的情况——然后问她是否愿意继续担任代用者。“他看到我时就问我，‘有一个病人——你能接手吗？’”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处理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病例，而这个新病患给了沙利文特别的挑战。他是一名富有的年轻男子，但患有恋童癖。就像《洛丽塔》中亨伯特·亨伯特的真实版本，这位客户迷恋那些在自己家乡遇到的妓女们未成年的女儿。“他出门找到妓女后，就会强迫她们交出女儿，幻想着自己是她们的救世主。”沙利文说，“在脑海里，他会假想自己是她们的父亲，给她们买自行车，送她们精美的礼物，等等。同时他还会欺骗她们。他觉得他是在从将要让她们去卖淫的母亲手中‘拯救’出这些孩子，这些小女孩。”就像沙利文回忆所说的，这位客人陷入了麻烦，作为法院判决的康复治疗的一部分，他必须呆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儿一段时间。“当我听到这个病例时，心中的一个声音说道，‘开什么玩笑——这绝对治不好。’”她回忆说，“但是另一个声音又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又有什么损失呢？”
不再像以往为期10天的代用者治疗，马斯特斯希望沙利文可以和这位客户一起生活3个月。他的名流家族会支付沙利文1万美元作为报酬。在逗留期间，这位有点肥胖的年轻人住在一个宽敞且几乎没有家具的私人公寓里。马斯特斯想要改变这名男子的恋童癖，将他所谓的对于小女孩的喜好转为对那些身体成熟的异性的兴趣，比如沙利文。“他真心希望这位客户可以找到和成年女性一同生活的真实感觉。”她怀疑地说道，“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去改变那样一个人，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毫无疑问。”
治疗了数天之后，沙利文已经黔驴技穷，用尽了自己所有哄骗、溺爱、抚摸的技能，但这些都让他感到极为不舒服。“有一次我们做背部安抚时，我可以感受到他额头冒出的汗水滴落在我的背上。”尽管在床上竭尽全力，她却仍旧不能让客户勃起。他们两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呆在一起，直到相互产生了厌倦。“我就像他的室友，他的女朋友。但他就是太紧张了，像一只猫。这样完全没效果。他真的对我没有任何兴趣。你不能期望每一对共处一室的男女都会成为情人。对于他来说，我就像是一个家具。”
马斯特斯的这次失败尝试成了沙利文在圣路易斯的最后一次表演。她带着钱回了自己家，经过一系列的面部重建手术来修复自己的容貌，并且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在定期前往圣路易斯期间，她一直都没有机会认识弗吉尼亚·约翰逊。“她从未出现过。”沙利文说，“她真的不太喜欢这个（使用代用者），所以一直避而远之。”
虽然围绕着性爱代用者存在着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包括牵涉这样一种工作的女性的情感代价，沙利文一点也没觉得自己被马斯特斯或其他成员剥削了什么。回顾往事，沙利文说，代用者提供了一项十分必要的服务，特别是对于那些孤独失意的性功能障碍男性来说。那些谴责这种行为的人往往是出于他们自己对于性爱的无知与恐惧。“我们这些代用者都是女权主义者。”沙利文在20年之后坚称，“我们并不是靠性爱赚钱。我们收取报酬是因为我们在教导性爱——而性交只是其中最基本的部分。但是有些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第三十五章 危机
“艾滋病掀开了一段正在腐朽的木头，展露出了隐藏其下那痛苦蠕动着的生命，它一下子囊括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主要课题： 性、死亡、权利、金钱、爱、恨、疾病和恐慌。”
——埃德蒙·怀特
（Edmund White）
美国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三世偷笑着站在“正义的精神”（Spirit of Justice）——一座露着一只乳房的半裸正义女神的巨型装饰艺术雕像——前面，宣读了1986年的委员会报告，对美国的色情层面进行了谴责。里根总统的主要执法官员向淫秽内容宣战，坚决要求将性革命的放纵时代终结。
“尽管这个社会的许多成员都能够举出或者已经举出了关于性自由的例子，但我们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在司法部大厅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米斯发表的报告里这样宣称。在思想领域，人们不再容忍对性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加入了米斯阵营的美国卫生部长C·埃弗雷特·库普医生强调，“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常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色情作品确实会对美国人的公共健康造成明显且迫切的危险。”
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对性有关信息的公开传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典型的代表——打开了通向疾病和道德腐败的大门，把美国变成了现代的所多玛城和蛾摩拉城。带着一种报复性的肯定，他们认为媒体对性高潮的经常讨论和不断放开的许可导致了婚前性行为、通奸、堕胎、同性恋以及更多破碎家庭的涌现。电影及有线电视里播放的裸露镜头以及脱口秀中有关避孕药、避孕套以及震动棒的讨论，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一些牧师把20世纪80年代致命的艾滋病看作来自上天的病毒性霹雳，认为是上帝对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性混乱的惩罚。“我看到一种确定的精神复活触动了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准，这种精神已经朝着性自由走得太远。”帕特·罗伯森声称。他是供职于基督教广播网的一名电视福音传道人，当时正在为参加继里根之后的1988年总统大选作准备。看着社会的钟摆往回摆动，《花花公子》杂志总裁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董事克里斯蒂·赫夫纳公开向米斯的报告发起挑战，但结果是司法部门冻结了“711”便利店以及其他便利商店对赫夫纳旗下杂志的销售。后来通过一场联邦诉讼，《花花公子》才得以重新上架，回到思乐冰饮料的旁边。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没笨到会对米斯委员会做出评论。“在处理性这个话题上，那么多的人连一点点客观都做不到。”马斯特斯解释道，“我总觉得要化解对我们的研究项目任何一种形式的公共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它。”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好像不再能够对公众的非难免疫了。多年来，评论者们一直对这两位研究者充满了溢美之词，原因在于他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发现，也因为二人非常有技巧地保护着自己的形象。“马斯特斯有着那种典型的、人们不太敢去挑战的、神一般的形象。”精神病学家劳尔·司莎伟1983年告诉《时代》周刊，“人们完全被关于性疗法最初的乐观吸引了，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地对长期数据进行真正的观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里指出了几种缺陷，尤其是研究对象的取样方面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来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并且对“性行为有着基本的兴趣”。这意味着这些男女基本上都曾通过自慰达到过高潮，并且有过婚前性行为。几乎没有志愿者是穷人、黑人或其他少数派群体。批评者认为，虽然性倾向在解剖学和基础心理学方面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它扭曲了人们的期望。“简言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是中产阶级性高潮爱好者（这些人即使在实验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