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写信告诉大哥，他回信说：“真想不到你会遭遇这样的不幸，你知道吗，父亲得知你的噩耗急的晕了过去。他多么爱你，在你身上寄托着多大希望，希望你成才，希望你出人头地，希望你生活的好，事业上有所建树。而你却身陷囹圄……弟弟，我也为你流了不少泪，这究竟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读着信眼泪簌簌而下滴入粥碗，我和着泪水一饮而尽，然后轻轻哼起我心中的“和泪歌”：月儿弯弯照九州，人家欢乐我自愁；
人家幸福终生伴，我饮苦酒无尽头。
陈英知道后也大为吃惊，她在信中说：“你的不幸遭遇使我十分震惊，也为你非常难过。不知为什么我的两个弟弟都这样不幸，安华已中途辍学，和父亲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离家出走，你又突遭如此打击。能不能告诉我，你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
都问我为什么，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怎能向他们解释得清楚，终不能也用“冷静”二字搪塞吧。
信的末尾她鼓励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坚强，一定要顽强地活下去。还记得你赠给安华的诗吗：假如
生活
欺骗了你，
你要
有勇气说
我
仍然
爱它”
的确，如今正好用这首诗自勉。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不论生活多么艰难，不论遭受多大打击，我没有倒下，顽强地活了下来，就因为坚持这一信念，永远热爱生活。
这几百劳教人员中有工人、农民，也有干部和学生。他们“犯罪”的性质有“右派”、“反社会主义”，还有流氓、盗窃，无理取闹等等，鱼龙混杂、清浊难分。其中有三个女性，一个“右派”，一个流氓，另一个就是陈静，她和我一样属“反社会主义”一类。除“右派”有特制的帽子，其余统称为“坏分子”，这样我就和那些流氓盗窃犯归了一类。陈静原是化工厂的女篮强攻手，未婚夫沈毅打成右派降职降薪留厂劳动，不久又被清除出厂调到铝矾土矿。凡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全部都出身不好成分高。那个女右派祁丽相貌酷似陈英，夏天我曾在火车站错认，但她擦肩而过并不答腔。我直追到电影院门口，见她有男友相伴才悻悻离去。那三个孩子中有个叫红席的，据说养父当过日伪警察局长。他原在运输社拉平车，因累死一头毛驴，便以破坏生产罪送去教养。后来由那个女流氓言传身教破了他的童贞，他便渐渐学会了拈花惹草寻花问柳，可说是那次劳动教养的莫大收效。最后他还给社会有一项不小的会爆，那就是又学会了偷鸡摸狗、无理取闹。
来劳教队后不少人性格严重扭曲，变得野蛮粗暴、下流污秽，常常为争一口饭吃叫骂不休，甚至大打出手。有个叫周五毛的会趁你不备突然从你手里抢走干粮塞进他嘴里，你要他就从嘴里吐出来给你，要嘛往窝头上唾口痰涎，不要就是他的了。
最初也曾有人逃跑，抓回后被吊起彻夜拷打，后来再没人敢跑了。
有的右派表现出明显的变态心理，一改知识分子文温尔雅的形象，蛮横无理、凶相毕露。有个叫白林的根本不像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比那些小偷流氓还坏，简直和土匪没两样。他和我一个小组，常常欺负人，有一次借我的梳子篦他那生满虱子的蓬头，把梳齿全给折掉了，我说了一句嗔怪的话，他不但不道歉，还说：“弄坏又怎么样，一个破梳子有什么了不起，就你有一个？”后来因为经常捣乱不服管教，成了劳教队一霸，又被收集些“反动言论”判刑转到劳改队去了。
初进来时我真不甘于和这些乌七八糟的人混搅在一起，仍然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总觉得我和这些人不一样，和他们格格不入，是命运安排我夹在这些流氓小偷中，犹若身陷污泥浊水，玷污了我一身清白，实在太荒谬了。然而在时间老人的潜移默化下，习惯终于把我征服。是嘛，任你怎样无辜，任你如何高洁，也无法改变铁的事实，你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即使是恶水毒潭你也无法摆脱，必须在里面混日子。
“我现在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我渐渐想。
“也许我是有罪的。”我模模糊糊地想。
“就算有罪吧。”我一步步向认罪的道路靠近。
然而无论怎样自圆其说，也无法回答大哥和陈英的问题，无法消除内心的隐痛。笼中的鸟唱不出欢快的歌，被困的兽只能发出沉闷的吼声。在我眼里，十五的月亮不再那么明媚，雨后的苍穹不再那么清新，初升的太阳不再那么迷人，落日的余辉只会令人产生死亡的恐怖，闹市奔涌的人流更加刺激囚徒的神经。我憎恶白天，白天把人间的一切不平赤**裸**裸的展现；我企盼夜晚，夜晚把一切善恶美丑统统笼罩在梦中。我把这种心情告诉陈英，她来信说：“善良的人永远善良，恶人永远是恶人。”
真是至理名言！
正是：
善恶应有分，人性自古存；
只讲阶级性，马列未必真。
又曰：
天理既已悖，人伦何处觅；
堪笑痴迷者，上下求真谛。
三忍饥挨饿
两个月后劳教队由平坦垴迁往阳泉北郊林里村，办起一个耐火材料厂，烧制耐火砖兼开采青石。耐火厂下设采矸、粉碎、制砖、烧成、运输几个作业组；我编到粉碎组，任务是把矸石铺在大场里，八个人拉一个大碌碡不停碾压，像牛马碾场一样把矸石粉碎，然后过筛供制成砖坯。
我从小缺乏营养，十二岁那年一场大病又大伤元气，再加上每天吃不饱肚子，在队员中很快就暴露出体力上的弱势。我不是在拉碌碡，而是被碌碡追着跑，真正叫疲于奔命；后生们拉着飞跑时我只能勉强把背绳抻紧，谈不上出多大力。一旦绳子打松，他们发现我不用力，就会向后猛拽一下背绳，若倒下去千斤石碾定会从我身上滚过，把人碾成肉饼！
我们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二点，如遇“苦战”就由警卫看守着彻夜干；有一天不知谁顶碰了梁班长（劳教队员称警卫员都是班长），害的大家排着队直训到开早饭才解散。后来因我跟不上碾子，又叫我去搬“巍子”，“巍子”是一种石杵形粉碎工具，截椎形，底面中间高周边低，形如陀螺，按上把儿能左右摇着前移，在矸石上来回“巍”动能把它压碎。这几百斤重的“巍子”没有足够的体力要想巍动它决非易事，每天一千五百斤矸面任务我拚上命也完不成。完不成任务必须加班补，这夜我干到十二点后觉得非常困倦，便走进烘干室，想打个盹再干。
烘干室是使砖坯快速干燥以备装窑烧成，里面生着几炉熊熊炭火。热烘烘的气流掺和着刺鼻的煤烟，无法抗拒的疲劳立即浸润全身；我在坯垛间和衣躺下，头枕砖坯，很快就进入无知无觉的世界。
那三个女队员就在烘干室轮班看火，红席在运输班，每天去窑上拉炭，经常半夜才回来，卸了炭就在这里睡觉。那个女流氓便诱导他行云雨之事，破了他的童贞，让从此学会寻花问柳，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我在睡梦中被人踢醒，耳边听得两声恶狠狠的狂喊：“起来，起来！”翻身坐起才知天已大亮，郑队长怒气冲冲站在面前：“你倒会享福，叫你补任务你跑这儿睡大觉，无法无天了。你是干什么的，快出操去！”
出罢操开早饭，郑队长指示：“不能给他吃饭，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多劳多吃（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嘛。”
我只得饿着肚子再去干活。
转眼已到年终，还没有一点释放的消息，难道劳动教养就没有期限？这渺茫无期的等待比那突如其来的打击更令人煎熬。谁都不知道何时才能获得自由，既然如坠大海茫茫无际，还不如判二年刑痛快。传说劳改矿比这里吃得饱，有个农村青年燕林犯的是盗窃罪，听到消息专门到队部骂管教干部，明目张胆说：“老子不想在这里，你们判我刑，送我劳改队吧。”
干部们不予理睬，他竟跑出去到公安局长家撬门行窃，终于被抓判刑去了劳改矿。
大跃进把农村经济彻底摧垮了。先是大炼钢铁，把所有青壮劳力全驱赶去挖铁矿、建土高炉，村里只留些老弱病残、妇女儿童，成熟的庄稼收不回来，全铺在地里烂掉。紧接着吃大锅饭，大批粮食被奢靡浪费，不久各生产队粮食出现严重匮乏。全国陷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不只是劳教队吃不饱，全国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
我把早已把那斤留作纪念的月饼拿出来吃掉，可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快饿疯了，我就写信给陈英想向她讨点粮票，结果被管教股查出，又遭郑队长一顿训斥，说我不满国家的粮食政策。其实陈英也不会有多余粮票给我。
这年秋天父亲专程来看我，带来一些食品，有花十几元一斤高价买来的月饼。我羞愧万分，堂堂男儿不能在身边照顾老父，反劳他老人家千里迢迢前来探望，实在是忤逆不孝！当着管教干部不敢说肚子饿，送到村口才向他哭诉：“爹，我恐怕不能活着出去了，就此永别，你老人家多加保重吧。”
他说：“你别胡思乱想，总有一天会出去的。听说劳动教养时间最长三年，你要做好长期打算，坚持下去，迟早会获得自由。”
是的，坚持下去，像木偶似的坚持下去。我的确成了木偶，像泥胎木雕，脑子再无灵感，心也已死去，只剩一副躯壳了。唯一证明还是活人的标志就是尚能机械地干活，并且很知道肚子饿这件事。
春节期间劳教队破例放假三天，以示仁至义尽。初一早晨吃饺子，每人一斤面一斤馅，自包自煮；我为了多吃把面揪成面片，连馅煮了满满一洗脸盆，狼吞虎咽吃了个净光。组长乔柱吃惊地说：“难怪他嚷吃不饱，肚子真够大的。”
别的队友大多是本地人，家属常来探望送吃送喝；我无亲无故，常常两腹空空，怎能不当大肚汉。
队友王善原在山东铝厂工作，调来阳泉化工厂工作不称心，待遇也比原来低，他一直带头闹事，领头去二机部上访，赶上这次运动被打成无理取闹坏分子送来劳教。他是双职工家庭，老婆每周都来探望。有一次他把我叫进寝室给了我半块窝头，我嚐到甜头，过几天又去向他要，却不灵了，不但遭到拒绝，还被骂作“讨吃鬼”。
我的确是讨吃鬼，我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讨吃鬼！
初二上午几个队友一合计，趁年节期间警卫戒备松懈偷偷溜出村，去临近的百泉饭店“下馆子”。可没粮票不卖给饭，我哪来的粮票，只吃了一盘炒白菜就匆匆往回返，刚到村口就被赶来的警卫战士截住。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我等着挨整，中午饭怕是又卖了。
开饭了，我排着队心里七上八下唯恐人家不给吃。今天是赵科长亲自掌勺，他原是化工厂的保卫科长，听说也是因为大跃进与钢铁扛膀子被清出厂调到这里。轮到我了，我低着头战战兢兢伸出碗，赵科长一边给我盛饭一边诙谐地说：“来，田生玉今天跑了一趟百泉，功劳不小，多奖励你一勺汤。”
大家都被逗乐了，我也第一次发出开心的笑声。春节期间宽大为怀，不施惩罚，体现党的仁至义尽政策。我沾了春节的光，也沾了赵科长的光。
真是：
心自清高运自休，身陷浊水不同流；
难奈饥肠辘辘苦，一任尊严脚下留。
四笔名风波
有一天管教股突然把我叫去，我以为又有什么不测之祸。屋里除郑队长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干部。
“这是公安局的王科长，”郑队长说，“他问你啥你回答啥，要老老实实说才是认罪表现。”
王科长态度很和蔼，他先问了我的姓名，我回答后又问：“你还有什么名字？”
我说小名曾叫生芝，上学后改为现在的名字一直没变。他突然又问：“那么兴中又是谁？”
我明白了，原来是我上交的日记本里的某些文字让他们产生怀疑，便解释说：“那是我在学校和朋友通信用的化名，因他叫安华，安定中华之意，我就取名兴中，振兴中华。”
又问安华的情况包括住址，我都一一回答；又问陈英是谁，我说是安华的姐姐。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说也是一般朋友。
“那產寳又是谁？”
王科长不愧是老公安，很善于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冲垮对方的心理防线；他一边问一边观颜察色，看我的面部表情。我毫不惊慌，心平气和地回答：“我爱好文学，產寳是我取的笔名，它里面包含我的原名生玉，词义也相近。”
“你发表过作品？”
我摇摇头表示没有。
“你还有过哪些名字？”
“我喜欢音乐，就叫‘匆忙’；爱好长跑，就叫‘坚实’；在沈阳俄校曾起名‘严寒。’”我干脆把一连串儿戏似的假名一股脑儿都倒出来。
“‘严寒’是什么意思？”
“东北冷呗，又是数九寒天，再说俄语的故乡又在大北方。”
这次我说的可不完全是实话，当时由于思念陈英内心常感到孤独、凄凉就起名叫“严寒”，抒发当时的心情；曾写在作业本皮上引起苏联女教师的疑问，批道“POTOMYSTO（为什么）？”
又问：“你和马丽是什么关系？”
我说是同车间工友。
“你俩在平定南天门她对你说过什么话？”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王科长提示：“她说过哪些有关鸟儿的话？”我草恍然大悟，把她关于鸟儿自由飞翔的话重述一遍，王科长不再问了。我觉察到，大约马丽也出了点什么事，正接受审查。但那样一句话有什么问题呢？
审问结束时，王科长说：“看来你爱好多名字也多，你现在通信用什么名字？”
我说就用本名，除“兴中”外别的名字都未用于通信，只作为书籍和笔记的分类标记。
“好，你回去吧。不要有顾虑，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释放，实现你的作家梦。”
不知他是鼓励还是嘲讽，我只有苦笑而已。
真是：
惜青春反把青春误，喜文学笔名遭忌猜。说什么人生道路由人选，却为何心比天高，命似黄连；恰逢着荒唐世界，疯癫人间。到头来，只落得一身污秽，难证清白。
14。第十四章 身陷囹圄 （二）
五真性不移
劳教队成立一周年正值新中国十年大庆，中央发出对战犯的特赦令，劳教队作了传达。厂长耿翼讲话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只要认罪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