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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父偃劝说武帝道：“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超过方圆百里，朝廷强地方弱的这种格局，容易控制。现在的诸侯有的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控制较宽时，他们就骄横奢侈，容易做出淫乱的事情，朝廷控制一紧时，他们就会凭借自身的强大而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用法令来分割削弱他们，就会产生叛乱的苗头。以前晁错推行削藩政策而导致吴楚七国叛乱就是这种情况。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人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生骨肉，却不能享有一尺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明显了。希望陛下命令诸侯王可以把朝廷给他的 恩惠推广到其他子弟的身上，用本封国的土地封他们做侯，他们人人都为得到了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欢喜；陛下用的是推行恩德的方法，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封国领地，朝廷没有采用削夺的政策，而王国却逐渐衰弱了。”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春季，正月，武帝下诏说：“诸侯王中有想推广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领地给子弟的，命令各自一一奏报， 朕准备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从此之后，诸侯王国开始被分割，而诸侯王的子弟们都成了侯了。
＇3＇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诏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张次公皆有功，封建为平陵侯，次公为岸头侯。
＇3＇匈奴入侵上谷郡、渔阳郡，杀害和掳掠官吏百姓一千多人。武帝派遣卫青、李息从云中郡出击，向西一直打到陇西，在黄河以南进攻匈奴的一方的楼烦王和白羊王，获得匈奴首级和俘虏数千，夺得牛羊一百多万头，赶走了白羊王和楼烦王，于 是就夺取了黄河以南地区。武 帝下诏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和张次功，都立了军功，武帝封苏建为平陵侯，封张次功为岸头侯。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议；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使苏建兴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复缮 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汉亦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予胡。
主父偃说：“黄河以南地区，土地肥沃富饶，对外有黄河天险为屏障， 蒙恬当年在此地修筑城池以驱逐匈奴，对内节省了转运输送屯戍漕运的人力物力，又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这是消灭匈奴的根本方法。”武帝把他的意见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大家都说不便利。武帝终究还是采用了主父偃的计谋，设置了朔方郡，派遣苏建征调十多万民夫修筑朔方城，又修缮原秦王朝时期蒙恬所建造的要塞，利用黄河天险作屏障。水陆运输的路程十分遥远，自崤山以东的地区，人民都蒙受运输的劳苦，耗资高达数十百万万，钱府粮库被支付一空。汉朝还放弃了上谷郡所辖的与匈奴犬牙交错的僻远县份�；�；造阳县，把这片土地给了匈奴。
＇4＇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4＇三月，乙亥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5＇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
＇5＇夏季，汉朝廷招募了十万百姓迁居朔方郡。
＇6＇主父偃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 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从之，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6＇主父偃对武帝说：“茂陵邑刚刚设立，天下有名的豪强人物、兼并他人的富家大户、鼓励大众动乱的人，都可以迁移到茂陵邑居住；这样对内充实了京师，对外消除了奸邪势力，这就是所说的不用诛杀就消除了祸害。”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迁徙各郡国的豪强人物和财产超过三百万钱以上的富户到茂陵邑居住。
轵人郭解，关东大侠也，亦在徙中。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杀人甚众，上闻之，下吏捕治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 吏以北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轵县人郭解，是函谷关以东地区的著名侠士，也在被迁徙之列。 卫将军替郭解说好话：“郭解家中贫困，不合迁徙的标准。”武帝说：“郭解是平民，他的权势大到使将军替他说情，这证明他家不穷。”终究迁徙了郭解全家。郭解平生因被人瞪视之类的小事杀了许多人，武帝听说了，就下令司法官吏把郭解逮捕，立案审查，审查的结果说明，郭解所犯的罪都在颁布赦令之前。轵县有位儒生陪侍前来审案的使者坐，座中客人赞扬郭解，儒生就说：“郭解专门以奸邪触犯国法，怎么能说他贤能！”郭解的门客听了这话，就杀死了这个儒生，并割去他的舌头。审案官吏用这件事来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是谁杀的人，杀人凶手到最后也没有查清是谁。官吏向武帝奏报郭解无罪，公孙弘议论说：“郭解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做行侠弄权的事情，看谁不顺眼就随意杀掉；轵县儒生的被杀，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个罪比郭解亲手杀人还要大，应按大逆无道的罪名判决论罪。”于是就把郭解灭族。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衡，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 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陈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阎闾、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 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班固曰：古时候天子封立诸侯之国，诸侯封立大夫之家， 从卿大夫直到平民百姓，各有等级，由于这个 原因，所以百姓诚心侍奉他们的上司，而臣下没有觊觎篡夺之心。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和征伐命令从诸侯发出；到齐桓公、晋文公 之后，大夫世代掌握国家权力，又发展到大夫的家臣执掌一国政令。逐渐发展到战国，出现了合纵连横，于是列国的公子，魏国有信陵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都凭借王公的权势，争着延揽游侠，连鸡鸣狗盗之徒都受到嘉宾的礼待。赵国的相虞卿，抛弃了国家和君主，去解救走投无路的朋友魏齐的厄运；信陵君魏无忌，偷盗兵符假传王命，杀害将领控制军队，用来解救平原君的危急；他们都因此增加了在诸侯中的影响，向天下人炫耀了名声，扼腕游说的人，把这四位豪杰当作最值得称道的人。于是，就形成了背叛国家而为私交献身的社会舆论，遵守职责侍奉君主的道义就被废弃了。等到汉朝建国，法网不严密，不知道改正这种弊端。所以代国的丞相陈用千辆车子做随从队伍，而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都招集宾客数以千计；外戚大臣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之类的人，在京师争权夺利，平民游侠剧孟、郭解之流，横行于乡里，称霸一方，其势力可挫败公卿王侯，众多的百姓都觉得这些人的名声事迹很光荣，向往羡慕他们。百姓即便是犯罪而陷入死地，自己却以杀身成名而引以自豪，就好象当年的季路、仇牧一样，到死也不后悔。所以曾子说：“君主丧失原则，百姓离心离德已有很长时间了。”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在上，告知百姓什么行为是该受到表彰的，什么行为是应该摈弃的，并且用礼义法度去约束他们，那些百姓怎么能知道什么是违犯禁令的行为，从而改邪归正呢！按照古代的公正法则：春秋时期的五霸，是三代圣王的罪人；而战国时期争雄的六国，是五霸的罪人；至于说到信陵君等四豪，又是六国的罪人。更何况象郭解之流的人，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平民百姓，却窃取生杀大权，他的罪恶已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了。再看郭解的温良博爱，接济穷困，解救急难，谦虚退让而不自夸，也都不同凡响。可惜啊，象郭解这般人物，不按照道德规范行事，却在行侠这种社会末流中苟且放纵，最后自己身死，全族被杀，这并非是不幸。
荀悦论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
荀悦论曰：世上有三游，是破坏道德的奸贼：一是游侠，二是游说， 三是游行。树立名气声望，作威作福，结 交私人党羽，用来称强于世的，称为游侠；修饰辩辞，设置诡计诈谋，周游天下以操纵时势的，称为游说；和言悦色，以此迎合当世君主的喜好，结连党羽，扩大虚名以谋取权利，这样的人，称作游行。这三类人，都是产生祸乱的根源；他们伤害道德，败坏法度，迷惑民心，所以先王慎重对待。国家有士、农、工、商四种民众，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凡是不从事这种种职业的人，称为奸民。没有奸民，王道政治就实现了。
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原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趣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
三游的形成，都出现在末世，周、秦两代的末 世尤为严重。君上不明，臣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把社会舆论的褒贬作为尊荣或困辱的依据，不去核实这些舆论的真假；根据好恶来决定利害关系，不考虑是否属实；根据喜怒决定奖赏或惩罚，不去分析其中的道理。上下相 互冒犯，万事全都混乱错误，因此，发表评论的人，看对方与自己交情的厚薄来决定怎样张口说话；负有推荐官员职责的人，估量对方和自己关系的亲疏而用笔写出推荐评语；善与恶的区分，错误地受众人评价的制约；功与罪的判定，也和国法的规定相矛盾。像这样的话，就不能遵循道义去谋求利益，也无法根据道义去避开祸害。所以君子违背礼义，小人触犯法律，奔走游说，越职侵权，破坏法度，追求浮华，摈弃实质，争着追求一时之利。轻视尊奉父兄的大义，而重视对待宾客的礼节，减少骨肉之间的亲恩，而加重朋友之间的情谊，忘记了自己修养的原则，而追求众人的赞誉，损伤衣食来源的农桑本业，用来满足盛宴豪饮的欲望，馈赠礼物的人挤满了门庭，探访问候的人在道路上随处可见，私人交往的书信比官府公文繁忙，处理的私事此官府公事还多，于是，流俗形成，而正道却衰败了。
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 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辩，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位时，治理国家，整顿百姓，严明有关制度； 善与恶的区分主要取决于是立功还是犯罪，而不受舆论毁誉的扰乱，听其言还得责求行事，举出名 还要指出实。所以，名不副实的称之为虚，表里不 一的称之为伪，毁誉不符合实际的称之为诬，议论事情丧失原则的称之为罔。虚伪的行为不许出现，诬罔的言论不得流行，有罪恶的人不能侥幸逃避惩罚，没有罪恶过失的人不必担忧恐惧，私人请托处处碰壁，贿赂无人接受，抛弃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