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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般不崇拜学者，尤其不尿那些少壮派。但对有一位是例外，他不是我们同胞，他是美国人，叫亨廷顿。他说，美国和第三世界老掐架，那是由于“文明的冲突”。这个理论，我服。我们当年从长春到东甸子，就相当于从华盛顿到了巴格达，必然也要有“文明的冲突”。
那时候我们去，说是接受“再教育”，心里可不大服。老师、校长都没能教育我们，山沟里的农民有什么资格？我们，就是时尚的代表。单说这拉锁大翻领，天蓝运动裤，农民见都没见过。
那些农民，不大自觉，还真以为会种地就有了天下第一的学问，要充充老师。尤其那些30来岁的少壮，满口土掉渣的地方口音，把“敦化”说成“敦滑”，把“贫下中农”说成“贫下中能”，把“春耕”说成“春惊”，把“大寨”说成“大再”。我们说标准音，他们还要嘲笑。这普通话是国家推行的，难道还想颠覆？这暂且不说了，文明的冲突，大不了各说各的。最让我们几个男生不能容忍的，是少壮们三十郎当岁，拉家带口，儿女好几个，还个个色迷迷的。专跟我们户女生套近乎。一开会，就往女生跟前凑，没话找话，说说“敦滑”，聊聊“春惊”，恬不知耻。
女生呢，比我们男生能适应环境，莺莺燕燕，能迷住那些大老爷们儿，没准儿心里都挺得意。来而不往非礼也，她们也乐意跟少壮们聊聊“贫下中能”，扯扯学“大再”，连长春口音都改了。气死个人！集体户内部开会，我们就提出，女生要坚决抵制变相的“性骚扰”，女生们不吃这一套，说，思想不要太肮脏，她们接近贫下中能，没有错儿。你看，我们倒闹个思想肮脏。
那少壮农民，都有点文化水儿，以高小毕业的居多，上衣口袋习惯性地别着一管钢笔，大分头甑亮，上面抹了豆油也说不定。领口上还缝一圈衬领，用白线勾的，花乎哨，以为凭这个就能勾引城里的美眉。他们勾引，也就罢了，又对我们男生一百个不理不睬。平时干活儿，老帮着女生，有时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象征性地帮帮我们。
女生意志薄弱，或者说性意识早熟，见了少壮们有说有笑，对我们一个屋檐下住的同学，反而不咸不淡。
这不是公然挑衅么？我们被激怒了。
那时，李家轩跟街道上的小流氓混，学会了一种黑帮“切口”，也就是黑话。说起来谁也听不懂，学起来挺简单。原理就是，在说话时，把一个汉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在声母后面加一个“ai”，在韵母前面加一个“g”。比如说“妈”字，就要说成“买嘎”；说“爸”字，就要说成“百嘎”。据李家轩讲，这语言叫“哑语”，他一提倡，我们都感到有趣儿，几天就学会了。说起话来滴里嘟噜，完全是外国语，可一点不影响意思的表达。
会了“哑语”，我们就神了，可以当面骂人，被骂的一点儿也不知道。也可在外人面前商量机密，不怕泄露。
再开会，少壮们往女生那儿一凑，我们就用哑语大骂，内容很不文明，这里就不好翻译了。大意是说，发情不能不看场合，或者回家跟自己妹子去干，等等。
少壮们起初很意外，跟女生打听我们说的是什么话。女生们也不知，就开玩笑说是西班牙语。少壮们知道没好话，尴尬了几天，又厚着脸皮继续“君子好逑”。
这天，少壮派的首领人物庞德海开会时候读报，为了显示有文化，拿着“敦滑”的腔调，抑扬顿错，念得白字连篇，遇到不会的字就蒙。其实这活儿，可以让我们来干。龚本辉是标准男中音，我是过去本派战斗队的广播员，念报纸，都跟中央台的效果差不多。但庞德海非要自己念，这也是一种权力显示吧？——你能，但你没权，所以我就不让你干。
我们都习惯了，就当他放臭屁，我们在底下用哑语说我们的。
那天，夜长，读报时间也长，一张报四个版都读到了。其中有一条当时很罕见的科技新闻，大概意思是说，工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发明了什么新药，能治愈什么疑难杂症。那时候医学上也是扯蛋，开刀不用麻药，硬切。所以这样的新闻也没人信。这庞大学士念着念着，突然蹦出一个词儿来——“吼房”。小迷糊听了，一机灵，高声问：“什么吼房？”龚本辉领悟最快，喊起来：“老庞啊，那是‘乳房’，还‘吼房’！”老庞脸一红，说：“对对，乳房，乳房。”他其实知道这词儿的涵义，但就是念不准，所以又解释了一句，“就是那个，咂咂，老娘们儿的咂咂。”一边说，还一边揪了揪自己的胸脯。
这下，全场笑倒一片。老娘们儿就开骂，大姑娘脸飞红，我们户的女生全低了头，笑得挺兴奋。
我们这样羞辱老庞，他脸皮厚，安之若素。安排活儿时仍旧照顾女生，为掩人耳目，也顺带给我们安排轻活儿。我们以为他和其他少壮都是软蛋，我们这“城市文明”完全可以和乡村文明抗衡抗衡。其实我们错了。睚龇必报，秋后算帐，是中国人的根性，哪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只是老庞比我们有城府，看我们目前还受刘队长的庇护，他隐忍不发而已。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从山里回来，到春节前，是真正农闲。活不多，带干不干。我们的文化生活就很丰富。现在的少壮学者们恐怕又要说，那年头，有什么文化？
当然有，我说的是，苏联文化。
认真地说，我们这一代，跟苏联是没多大关系的。我们懂事时，中苏已经开始掐架，高音喇叭里动不动就要评一评“苏共中央”。苏联文化原本是50年代青年的精神大餐，不是我们的。我们接触它，是因为1969年出现了文化真空。我这里说的文化，是说最基本的流行歌曲。本来，文革中有大量颂歌出现，好听，有激情，取代了文革前的一批老歌。可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一帮，不知发了什么昏，从1969年起，直到1971年，在广播里几乎禁播所有的歌曲。天天只有样板戏，猴子拉稀，没完没了。
你不唱，我们不能不唱。唱什么？《敖包相会》，《芦笙恋歌》，《送我一束玫瑰花》。中国的老歌不够唱，苏联歌就乘虚而入。老龚在1968年闲了一年，谈了一年不成功的恋爱，追一个师长的女儿没追上，最后人家当兵去了。苦恋的副产品是，老龚学会了《外国名歌200首》里的150多首。我很替老龚抱不平。那女生心肠太硬，150多首歌儿都没感化得了，走了也好。
所谓《外国名歌200首》，是一本歌曲集，文革前的小资读物，相当于今日《上海的风花雪月》。说是外国名歌，其实以苏联歌为主，另有几首东欧和拉美的。60年代初出版，在当时就有一点儿异端的味道，文革后当然遭禁。1968年，除了工人农民，全社会都很清闲，在地下状态中，这本小册子就很流行。到了集体户，山高皇帝远，放声唱苏联歌没有工宣队的狗鼻子来嗅了，苏联歌就成了知青的日常歌曲。
老龚嗓子好，是美声的那路，用脑腔共鸣，发的是丹田之气。小迷糊是京剧爱好者，下乡还带了把京胡，这时就用京胡伴奏清唱。每晚只要不开会，我们这里就开唱，一首首的跟老龚学。《卡秋莎》、《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经典，一学就会。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人家苏联，是个很小资的国家，什么东西一弄，就很有味儿。你瞧，山楂树下，两男追一女，多美。我们集体户隔壁也有果树，一问老乡，叫“臭李子树”，就这，还能有什么情调？
我们住的房子，是典型的土坯房，泥巴墙，草屋顶，棚顶和四壁用报纸糊了，就算有点儿现代气息。我看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知道在3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住这样的房子。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房子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感觉很奇异。
我们那时候年轻，相信进化论，相信明天会更好。总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身边还会有个冬妮亚式的姑娘陪着。30多年过去，这梦想才破灭了。知青一代，也老了，在KTV包房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搂在怀里的，是三陪姑娘——差了十万八千里。
男愁唱，女愁哭。我们是愁啊。四个女生，连其中的恐龙都不理我们。青春期，我们的冬妮亚在哪儿呢？环境这么恶劣，少壮农民个个有要包二奶的架势。我们自己的女生，我们既征服不了，也保护不了，这叫什么事儿？要不是文革，女生怎么会变成这样，真是——他妈了个腿儿的！
乡下的生活，渐渐无趣起来。刚来东甸子住在李裁缝家时，我们还有顽心，感觉上像是来这儿野游，三五天就能回去。时间一长，知道这只是幻觉，回城还不知猴年马月。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没有窈窕淑女好逑，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了。
我那时比同伴们多一点儿幸运。1968夏季的时候，百无聊赖，老龚曾怂踊我们几个“战友”，撬开校图书馆的窗户，做过两回窃书贼。战果很不错，共窃得艾芜《南行记》、叶紫《丰收集》、瞿秋白《饿乡纪程》等若干好书，开了一回眼界，知道了用汉语写东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文学的种子一发芽，心里就多了一份依靠。那一年，上街乱逛时，在桂林路的马路边上，看见一老头（可能没我现在老）在摆书摊。我那时两眼一抹黑，不知好赖，居然让我淘到了繁体字本《艾青诗选》、瞿秋白译《高尔基散文选》和一本卷了边儿的老《译文》。少壮派学者看到这儿，恐怕又该笑了——这算什么东西？告诉你，60年代初的《译文》杂志，可不一般，曾经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插页上是肯特的铜版画。明白吗？覆巢之下，还真就有个把完卵。我把这些宝贝金蛋都带到乡下来了，没事儿就啃。
我的同伴，一般对这不感兴趣。他们属于与时俱进派，认为读书没用，如果读文学书，就更是脑子进水了。除了老龚翻了翻我的宝贝，虚夸了两句外，没人待见我。
他们有他们的精神寄托——谈女人。这个应该属于正常，青春期，小胡子蹭蹭地长，小棒棰也不大老实，女人就是生活中的好佐料。我们那时，一是对女生怀有神圣感，二是偏要在嘴上糟践这些大傻妞儿。
那时候的小年轻太苦，没有性教育，没有情色文化，憋得满脸都是小痘痘。贫下中农又一个劲儿的不领我们走正道。干活儿凑到一块儿，壮劳力专门讲黄段子。性爱不叫性爱，叫配种，人畜不分。这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我这一辈子，凡过性生活，想的都是配种。真他妈了……算了，不多说了，免得误导青年。
那时候我们户，四个女生。第一美女是关美玲，眼含秋水，除了老龚有点儿希望外，别人不要想。第二美女是梁燕眉，含情脉脉，暂时待字闺中。于是小迷糊、李家轩和我，就朝她使上了劲儿。其余的两个，郝丽珍和曹凤兰，白给也不要。
落花有意，轮到梁燕眉做饭，我们仨都抢着挑水、抱柴火。可人家不领情，就当是革命友谊。日子一久，李家轩泄了气，小迷糊有些恨恨，我呢，开始怀疑梁燕眉另有所爱。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跑到公路上瞎遛跶，唱了八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回来时就有点儿晚了。从女生窗户底下过，见里面好像在铺被准备睡觉。大伙儿赶紧目不邪视，鱼贯而过。小迷糊殿后，抵抗不住诱惑，八成是多看了两眼。回到我们屋，只见他兴奋异常，手拍炕沿，直说：“好啊，过瘾啊。”
我们问：“怎么着？”
他压低声音，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我看见梁燕眉的吼房了！”
大伙一惊，随即爆笑。李家轩说：“扯蛋，这怎么可能？”
老龚说：“色迷心窍了吧你呀！”
小迷糊信誓旦旦：“没看见我是犊子！梁燕眉在换衣服，一家伙就把汗衫全脱了。”
大伙儿听了，有点相信，老龚羡慕得直摸下巴。
李家轩却发现有点儿不对，抽抽鼻子说：“什么味儿？讷臭！”
低头一看，原来小迷糊刚才踩了一脚猪屎。大伙儿就起哄：“去去去，叫梁燕眉给你刷干净！”
这个晚上，男子汉们都有点睡不着。看书的，想事儿的，谁也不愿意关灯。小迷糊拿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乱翻，专挑“泌尿生殖系统”一章看，看了半天，啪地一摔书：“妈的，女的也长毛啊！”
老龚赶紧一伸手，拽了一下拉线开关，熄了灯：“人家怎么说你们？不要太肮脏啊！”
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像王朔说的，是一条河，淌着淌着就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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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话说：“敝帚自珍”。还有一句是“腐鼠成滋味”。说的都是一个理儿，那就是：东西是自己的好。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坎坷而平淡无奇，在今天这个金碧耀眼的时代里，灰不突噜的，不值得翻腾出来。但我却割舍不了，越老，就越“时时勤拂拭”。因为，我心里总不甘呀，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的好多同龄的弟兄们，现时就在街上蹬三轮儿。蹬三轮儿，固然是光荣的劳动，但是看到他们被交管撵得四处乱窜，我心里总是难受。我们在戴红领巾时，喜欢的是装半导体收音机，玩的是海军旗语，是想当工程师、当海军少校的料。儿时的理想，本不算虚无，因为那时城市里就极少有蹬三轮儿的了，再光荣，也轮不到我们去蹬啊！
命运在1966，摧枯拉朽。当我们还是初中一年级的花季时，大风就把一树的花儿都刮没了。
人们鼓动我们说，把你们乘坐的船凿了吧，船上有妖魔鬼怪，凿了，咱们来造新的。我们听话，七手八脚就凿了，还挺痛快。但想不到，我们毁掉的，正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风浪一过去，农民还是农民，工人还是工人，而我们学生却不再是学生了。唯一掉到冰海里喝苦水的，是我们。再想想过去那船，有什么不好？那样舒服的日子，我们还要闹，我们的确是吃饱了撑的。
在我们这一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