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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育的那种科学精神、求真严谨精神，使得我不敢歪曲历史，更不敢对不起哪一个古人。事实上，我根本不采用野史，而是专用正史，即便正史中的文字，被后来学者考证为错误处，也不采用。比如说，《史记》曾记载孟尝君指挥门客跟平原君的门客互殴了一场，打得很热闹，但是学者考证，当时的平原君还是个婴儿，不可能有门客，所以我宁可删掉了这一情节。我喜欢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历史上发生的真实的东西，往往比虚构的还惊心动魄、引人入胜。总之，清华的严谨精神和崇尚真实性，使得我敢于宣称：如果谁能发现我五本书里有一处不符史实处，我宁愿给对方一千块钱。
而这种求严谨、求智慧、求饱含信息的文字写法，再结合以我一贯“反无趣”，追求“语不有趣死不休”的个性特征，最后就使得我写的“青铜时代系列”成为一套“披着无厘头外衣的严肃历史再现”。
我想，这大约体现了文理结合吧，终于使得我写出了“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系列这种难以归类为小说还是什么的东西。
记者：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文学结缘的？
潇水：我的“文学”启蒙比较晚，比起现在的少年作家在十八九岁就开始喷勃文字，我是在二十岁左右——也就是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很笨拙地把弄文字。“文学”这东西，一贯是羞于启齿出口的。似乎是“壮夫不为”的东西。特别在清华这样的环境，我们主要以作电流试验为务。即便写一封家信，都认为是浪费时间，一定要在晚自习结束后，用零余的时间匆匆写一封，不敢占用“好”的时间。但一般大三年级的人，都会发生一次人生方式的转移，似乎开始能把自我从雷同的众人存在模式中挑拣出来了，大约是有了所谓“自我意识”，对于我来讲，就是莫名其妙地开始留长头发。这不论在今天还是当时看来，都是很土的事情，大约只是反应了一种想makedifference的心思。
其实人，不论作事业还是写文章，都追求与众不同才好。我又没有可以与众不同的资本，所以只好留长头发。但只有头发，也不足以，于是只好又喝酒。虽然一直很使劲地喝酒（啤酒），但一直还是没有成绩。正好，我们系里有一个叫姜涛的（可能有些人颇知道他）也经常和一些人喝酒。于是我就加入进去。这帮人喝了酒，觉得应该作些事情，就开始作诗。也就是当时清华文学社的样子了。当时清华文学社一年不如一年，五年级（也就是当时的“七字班”）的多格、唐城、兰荪，写的颇不错。四年级（也就是“八字班”）也有刘乃辰、媛媛这样的健将。到了三年级（即我所属于的“九字班”）就是姜涛、扎西聊聊几人人了。如果非要说出一个我和“文学结缘”的时间点，大约可以算成我开始接触清华文学社的这些人、一起喝酒、念诗的那个大三时期吧。期间我也写了几骗散文，交给上述提到的多格、唐城去看。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
那些散文，现在看看，有的局部还可以，多数很一般。但他俩颇鼓励了我，我想是对我极其有益的。后来到了四五年级（清华共五年），随着多格、唐朝一干人的毕业离开，我又基本上是自己独自“发展”了。这末一时期的文章，留到现在看来，自觉还颇好。只是它们没有情节，一般在市场上不大能卖出去。只好压在抽屉底。
后来我写《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系列的时候，偶然会从大学写的散文、文章里摘一小段进到“青铜恐龙”里去，网友读到时，每每大为赞叹。譬如就是这样的青春年少的句子：
太子建的媳妇被他老爹夺去了，于是他很难受，常在夕阳西下的郢都以南长江江畔喃喃自语：“我这么久以来的歌声，为何总是围绕着你给我的忧伤。纯净的愁情吞没我的智力。你像束缚阳光的一根带子，你的有无决定了我盘根错节的愁肠和杂乱难理的人生。但我知道，没有阳光人一样可以生存，高尚的心灵自己可以照亮自己。没有微笑我就以长风对我微笑，没有爱恋我就以寂寞陪伴，没有伴侣我就与忧伤同行。失神的一刹那，虽然又见你梦中如花摇曳，但我依然要昂起头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不须惆怅，在远方我还会爱上另一个姑娘，但她取代不了你。惟有你，是我守卫大学时光的最后一批火种（坏了，这是我的大学时的情书，不是太子建的话。）”
其实也不是情书，就是当时写的散文。
记者：在什么样的环境、情况下你写下了第一篇小说？
潇水：在大学里，我主要写散文，偶然也写很短的小说，因为校园的简单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素材——现在写小说，没有妓女、毒品、外遇什么的，简直没法凑出小说来——而当时大学里尚没有，故不能写。
毕业三五年后（大约28岁左右）才开始写起来“青铜系列”。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写什么像样的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大三晚期写的，叫做《请在这一条青春的河里成为历史》，大约有五六万字，是以“我”的口气，写少年和大学生涯的。那时可能正是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时候人忙着突击一学期的功课，脑子极其兴奋，于是先是冒出这样一个句子：“偏驮村没有小学，任王庄有。”
这似乎很合适作为小说的第一句话。于是，到了考试以后的寒假，我就沿着这句话一直写下去。当时我还没有谈女朋友，但这个小说里却写了一场爱情。大约是间接的一种向往吧。那个写《毕业后我们就分手》的家伙，其实也没有谈过恋爱。这种没有真实素材却能写出的小说，更多的还是用于文字训练，为未来写正经东西打基础的吧。所以我这个小说写的，实际有三分之二的力气是用在打磨文字上，以及叙事结构的设计上。对于任何想写作的人，这大约是个必须经历的基本功练习吧。
记者：网络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潇水：网络给传统的表述方式带来了或多或少的突破。传统的表述方式都是正襟危坐型，网络则不正经一些。这正迎合了我的“反无趣”的口号。所以，网络上用词的那种别具一格和特立独行，那种风骨，一定程度地用到了我的小说里。表现为，我不爱重复惯常使用的词语和说法。
比如，“车右”这个词，是战车上的武士，我在文中使用几次“车右”之后，就似乎厌烦了这个词，非改说成“保镖”或者是“副官”什么的。另外“市”（是指城里的商品交易专区），我一贯叫作“农贸市场”；“市人”则说是“农贸市场里的人”；去他国当“人质”，则说成“留学”；大嗓门的“宾客”，被我称为“媒体”，“宫城”叫做“downtown”，此外还有“古代打火机”、“巴尔干”、“马加爵”、“宇航员”、“block”、“维和部队”什么的，让人发疯。这些隐语，自然让人发出疑问：到底潇大哥讲的这些历史，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哪些是潇水乱比喻乱说的呢？你可不要贻误我们这些无辜的阅读者啊。
所以，我现在正在为我的“青铜恐龙”诸书作注，不然大家就不知道该如何阅读和相信这部系列大书了。目前，费时半年的作注工作已经临近完成。
记者：你是怎么到美国的？在美国你写了一本《钻天猴游学记》，这个城市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潇水：清华毕业生去美国的很多，当时颇是值得骄傲的事。我出国不算晚，也是毕业两年后通过考托福、GRE出去的，正是1998年。但出国以后也就慢慢不觉得“骄傲”了。人啊，逃得到远方，却逃不出自己，逃不出依旧要过的日子，依旧的春宵苦短，夏昼弥长。在美国期间我算是非常勤奋，两年中间不但养活了自己——在美国朗讯公司上班，完成了学业，还写了很多东西。
当时作为一个异乡的流浪者，徘徊在植物和混凝土之间找不到自己的安息之处，在夜色里人薄弱地象个火苗。每每穿街过巷，听见异国的音乐和陌生的脚步，内心涌起一轮不可触摸的它乡亮月。据说，把耳朵贴在电线杆上，透过脚下的土地，就可以听见故国的人们，在地球那一端，低语的声音。这种晚间的闲暇和无处寄托，使得我每于月明气清、夜色淡荡时刻，就把美国那边的事情写点东西。积累久了，就得了好几篇，最后就是一本《钻天猴游学记》。这本书属于小品文集来的，从文学角度看，颇不俗。我一直颇敝帚自珍之。但由于该书名被出版社起的实在差，又缺乏宣传，故不怎么有人知道。
我在美国，多是小镇生活，对美国的印象就如该书里写到的：
“我和陶、马在学校的晚间，采到了一些金银花，往回家走的路上，看见警察开着直升飞机在天上巡逻。夜色清凉如水，活着多么美妙。
“当然，异国再好，也不是我们的。等我学业完成，拒绝了资本家低薪聘请，还是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生活吧。”这是该书中写的，后来也确实如此就回来了。
记者：你那篇《混血23》是真实记录吗？
潇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确实能激发出许多趣味。我和混血23在网上的聊天，就是真实的记录，是有趣、雅致、充满小资和才子情调的小东西。它也收在了《钻天猴游学记》里边，原以为会不断在网上流传转贴的，但似乎竟没有。
附录 附录十二：潇水答南方周末记者问（二）
潇水答南方周末记者问（二）
记者：你在《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系列的扉页有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曾惨遭历史课荼毒的同辈。你的历史课是不是特别好？
潇水：“谨以此书献给曾惨遭历史课荼毒的同辈”是出版社的编辑大哥贡献出来的口号。而我开书第一句“世上本没有历史，死得人多了也就有了历史”，则被他拎出去放在了封面上。总之，《青铜时代的战争系列》中有个别被出版社修改的地方，多数改的更好了，但也有不情愿改的地方。
至于我中学的历史课程，分数固然高（我当时的所有课程分数都高），但并不喜欢，也毫无心得。
初中的女历史老师，严厉得象个女巫，念几句咒就能偷着把小孩子变成桌子腿儿或赖蛤蟆。她叫我们一起背诵名词解释“山顶洞人”、“贞观之治”，一个虚词也不能错，她就站在背诵着的身旁，好像狼外婆或者灭绝师太一样。当时课堂上背得最流畅的人，长大以后都再也不看历史书了——因为兴趣早都被灭绝师太灭绝了。想到历史，就是和童年受虐待相联系罢了。而且觉得中国历史上没有好人，除了一两个商鞅、王安石之类的改革者，其余就都是万恶的统治阶级了。
总之，中国的老祖宗和文化遗产，经过我们的历史课学习，终于全被否定了，我们都在精神上赤贫光着腚了。这话虽然说的有点绝对，但编辑大哥受之启发，还是说了“谨以此书献给曾惨遭历史课荼毒的同辈”一句。我也是比较赞同的。
记者：你怎么理解历史？你喜欢哪些历史著作？
潇水：我觉得历史就等于怀旧。追述古人就等于怀念从前的老朋友一样。古人虽然有坏的，有好的，但经过时间大网的淘汰，都是可爱的。现实人生中的种种辛苦和挫折悲喜，常使我带着悲天悯人的神色看待古人。所以他们在我的笔下通通变得可亲可近，仿佛就在身边，就在你春天的楼下。
比如，我是这样写吴起的：
“吴起东行三百里，跋涉到鲁国的曲阜。他听说著名教育家孔子的徒孙——曾申先生正在招收新一届学员，根据广告上说：‘曾子书院——火车站向西100米，车站有人接，包吃包住，招收儒家高级班，循环教学，中间不清场，学不会下一期学费免交。’
吴起觉得比较合算，就花钱投到曾申门下读书。”
后来，吴起被鲁国的大坏蛋们排挤，不得不又离开鲁国：
“死有余辜的大能人吴起，用尽了浑身上下的黑暗，也理解不了鲁国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家。他结束了这一场黄粱美梦，卷起铺盖卷，又变成了从前一样一钱不值的布衣，四周都是旧空气，大印也被收回去了。他就象《唐吉诃德》里边被人捉弄的桑丘，当了两天的海岛总督，打退入犯的海盗，却立刻被揪下台去，一切只是笑剧一场。
离开了你就是报复你。吴起冒着小雨，夹着行李卷，站在曲阜城2400年前的火车站旁边，思量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站点。”
另外，在我看来，审视历史的时候，是非观念变得非常容易被突破。放在历史发展大势中去看，流血、凶残、仁义、弑君和忠孝、功劳和罪过，往往都游移不定。一劳永逸地给古人各自加上一个标签的简单作法，都经不起详细剖析。所以我对于古人，不论好还是坏，都不敢加了标签地去对待，去描写、刻画。我宁可只是让他们在台上表演，演的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不是简单一句话可以定论的。
怒目而视和大声讴歌，大约都不必是写古人时候的所持态度。
《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这样的书，如果非要说它们的缺点，就是那里面对于“好”和“坏”，过于执着和着相了。
至于历史著作，我觉得《左传》其实比《史记》好。《战国策》的文采很多地方超越了《史记》。我写的《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等，超越了明朝人的《东周列国志》。其他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我看得很少，也没有什么留下印象的。火焰塔（网名）写的《五胡录》颇值得推荐。别的亦无他。
记者：有人说，你写的《骇版战国》完成了叙述历史的一次革命。作者以完全忠于史实为基点，吸收了李敖历史杂文和王小波新编历史小说的方式，以酷而青春的语言全景地再现了战国精彩激越的往事。你同意这样对你的肯定吗？
潇水：这些对我的“肯定”固然知值得感谢，但把我和李敖、王晓波去比，却并不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