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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鞅所处的时代，晋国霸业逐渐下滑，齐帝国主义策反了郑、卫、鲁三国加入东方联盟，宋国和周王室都开始向齐国靠拢，后来晋国八年内战期间齐景公积极进取，进一步加快了晋国霸业的瓦解，只不过齐国内部矛盾也很突出，田氏早已尾大不掉，再说灭国要付出很大成本，所以齐景公不敢大肆进犯晋国。本来晋国还是有机会争取到卫国的，只不过赵鞅这个炮筒子脾气，侮辱了卫灵公的人格，结果卫国和坚定了为齐景公做小弟的打算。内战结束后，赵鞅趁齐国艾陵之战惨败报复了齐国一把，打击了齐国的嚣张气焰。
六卿火并的导火索是卫国人质事件，卫国叛晋后赵鞅等人胁迫卫灵公交出五百家人质，只不过暂时寄存在邯郸赵午那里，用人质控制卫国只不过是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赵鞅主要是想间接控制邯郸赵氏。而邯郸赵氏在地缘上和卫国以及范氏、中行氏两家封地接近，事实上赵午是中行寅的外甥，而中行氏和范氏联姻，所以邯郸赵氏和范、中行两家成了铁磁；再说邯郸赵氏属赵穿一系，和赵鞅早已出了五服，已经没有什么亲情可言。赵鞅想通过二把手的权势来压邯郸赵氏倒也没什么，只不过他做事有点像后世的袁崇焕，二话不说就杀了赵午，结果引发了一场晋阳赵氏以一敌三（邯郸赵氏、范氏、中行氏）的大内战。
晋定公充其量只是个人云亦云的癞蛤蟆，见局势对晋阳赵氏不利就默许范氏、中行氏攻晋阳，等韩、魏、智三卿支援赵鞅局势变成4：2时又裁定范和中行两家违法，看来“始祸者死”只不过是条死的法律条文，具体实施起来就看法官的心情了！赵鞅能得到另外三家的支持一方面是自己人缘好，另外就是范吉射和中行寅两个的人缘忒差了：首相智跞虽然和中行寅上五辈是一家子，但非常讨厌中行寅，另外他想让自己的“同志”梁婴父接替中行寅为卿；韩氏和中行氏的梁子是韩起和中行吴结下的，虽然不晓得内战时关系怎样，但至少能推断出对中行氏没什么好感；魏氏自从跟着栾盈造反后，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一般情况不愿树敌，但十五年前范鞅当首相时因前任魏舒在上班时间死在打猎途中，没有批准治丧委员会对魏舒因公殉职的申诉，另外还降低了葬礼的级别和费用，这才惹怒了魏氏。不过也侧面反映了当时晋国公务员不好当，纵然是首相这样的高官，也不会得到姑息，哪像我们现在有些公务员陪酒醉死也好，**累死也罢，统统都给他们算作因公殉职，公务员问责制还不健全，没有起到一定的威慑力。另外范皋夷不服从族长范吉射的安排，很早就和诸卿打成一片，想搞倒范吉射自己进入内阁。
范、中行两家有一定能力，不然也不可能支撑了八年之久，只不过不善于结盟，另外一个错误的举动让他们成为晋国的全民公敌。范吉射和中行寅两人寻求司法解决破灭之后有点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竟然攻打晋定公。四卿还愁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借口来对付范、中行两家呢，他俩还白白送给人家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真是失败的二次方。
有些学者认为赵鞅升任首相的时间是公元前497年，我比较倾向于虎公（《大国上卿：晋国诸卿家族史》的作者）的推断，也就是公元前493年到公元前492年之间，因为肃清范、中行两家在国内反革命阵营时前任首相智跞还活着，而且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能施压让赵鞅家臣董安于（晋阳城的缔造者）自裁，可见智跞不是范文子那样的智者，也没有主动辞职的情操。
赵鞅为正卿后，不遗余力地打击流亡在卫国的范吉射和中行寅，此时性解放者卫灵公死了，卫国在法理上陷入了一种危机。双性恋者卫灵公摊上南子这么一个性感尤物做老婆，花边新闻当然少不了。三部即将上映的孔子戏分别找李贞贤、周迅、李欣汝来演南子，估计都不及历史上南子的十分之一。南子是宋国人，出嫁前就和公子朝（当时的潘安、宋玉）私通，后来卫灵公还主动替老婆把情夫公子朝请到卫国，因为卫灵公始终坚信“要想日子过得去，就得头上带点绿”的人生信条。
卫灵公、南子和公子朝喜欢搞3P，也都能接受这种新奇的生活体验，但作为常人的太子蒯聩理解不了啊！有次蒯聩到宋国就听见连路边的乡巴佬都嘲笑他亲娘是母猪，怎么还不还宋国的帅公猪（公子朝）啊？蒯聩一气之下，决定派刺客杀掉他亲妈南子，结果事败后流亡晋国。蒯聩和秦始皇一样，摊上了一个那样的母亲，觉得很没面子，只不过蒯聩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手段——杀母，而秦始皇碍于舆论没有完全冷落赵姬。南子在精神上还有卫灵公和公子朝支持她，不算孤独，而赵姬的命就苦多了，吕不韦、异人、嫪毐和嬴政都把她当工具，根本没有人在乎她的个人感受。
卫灵公死后，长孙姬辄即位，赵鞅利用这次机会送给卫君一个太上皇——蒯聩，至少在法理上来说卫国无法拒绝，好比岳飞要迎回二圣宋高宗不敢明面上反对一样。可能是蒯聩的气数还没到，又流亡了十三年，后来也是在晋国支持下复辟的，只不过技术上对他最大帮助的还是他姐姐，因为他姐姐年轻轻守寡，又和家奴私通，想为自己谋个出路，领着弟弟打儿子，简直是栾祁杀子故事的拷贝。
赵鞅扫清范氏和中行氏余党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杀窦鸣犊、舜华同曹操杀荀彧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怕知识分子造反，因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只不过是在舆论上为儿子扫清障碍，虽然和平年代还是需要这些保皇党的，但至少在篡位期成了绊脚石。
赵简子能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对人才的重视，他用人真是不拘一格，别人不敢用的他敢用，而且重用，比如用阳虎为首席谋士；别人都认为差劲的人，他给人家一个面试机会；对提反对意见的周舍大加褒扬，对溜须拍马的人给予严厉惩处，不像中行寅尊贤者却不用贤者，贱不肖者却不斥不肖者。赵鞅和中行寅的性格差异，如同曹操和袁绍一样，只不过曹操是站在巨人肩上的政治家，所以比赵鞅要稳健一些，不过也可能是天性使然。
赵鞅死后三十年记录很少，风水轮到智跞的孙子智瑶这儿了。智跞此人不简单，虽然智氏基本上不结盟不树敌，但在政治上成熟老道，智跞可是一般不出手，出手不一般呐！他在政坛这几十年只有两次对内政发表意见，第一次结果是祁氏、羊舌氏两家覆灭，第二次结果是范氏、中行氏两家覆灭。到了孙子智瑶当首相的时候，智氏人丁兴旺、后继有人。智瑶的缺点就是太优秀了，人太优秀就容易骄傲。智瑶在对外战争方面可谓战功赫赫，但主要功劳还是对赤狄（继承范鞅和赵鞅遗志伐中山）。智瑶人长得帅，也很有计谋：在灭仇犹国时道路艰险，就送了一个大钟给仇犹国君，结果仇犹人免费给晋国人修路，钟送到七天后仇犹国就灭亡了；虽然智瑶的伐卫三策都被识破了，但都比较有创意，第一计有点模仿木马计的味道，在送吴国使臣回国时派豪华巨轮，内藏大批军队，第二计是拷贝晋献公假道伐虢，第三计属于苦肉计，故意驱逐世子荀颜，然后里应外，拿下卫国。
三家分晋，其实就是三家分智，因为公室这个癞蛤蟆已经吃不到天鹅肉了，印证了物极必反的道理，智瑶凭个人能力一家独大，威胁到另外三家的安全。一是因为智伯还不具备一夜间灭掉三家的实力，赵家两代人经营晋阳城，而且赵无恤吞并了代地，实力不容小觑；二是因为智瑶太跋扈（羞辱赵襄子和韩康子）；三是智伯不知体恤民情，建华美宫殿，必然税收很高；四是智瑶太忽视韩魏两家了，智瑶聪明到连厨子丢了一筐炭都能觉察到，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忽视了韩魏反水的惊天大变，可以说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晋国被瓜分，再也没有问鼎天下的机会，顶多只能当个最佳配角，难以同秦齐楚这些超级大国相匹敌。
豫让代表着刺客的无奈，理想无法实现，又没有系统的培训，个人战斗力及其有限，只能在死上作文章了。死也要做理想主义者，虽然只是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豫让不是苟且偷生之辈，他作为刺客形象代言人是合格的，是一种贵族精神和刺客职业相结合的无奈，就是死也要在仇人的衣服刺上两剑，就是下九泉也算给主人报仇了！我觉得豫让和荆轲一样原本对刺客很不屑，刺杀只不过是他们思想的宣泄，用心做刺客的专诸、要离、聂政，本身就是平民，所以都成功了。像豫让、荆轲这类破落贵族，总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没有全心投入到刺客这个职业上了，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PS：本回的一些史料和观点，源于虎公的《大国上卿：晋国诸卿家族史》，在这里要说一声谢谢，明天我将把高三时写的一篇赵襄子时代的小说《磨笄山》附录上去。
第三卷 梦天品鳄鱼战争 二、大魏文侯
二、大魏文侯
三家分晋后，由于赵襄子率先挑起反抗智瑶的大旗，所以赵氏分到的地盘也最多，韩魏两家相对少一些，有好事的网友说韩赵魏三家土地面积比例是2：4：3，不管怎么说三晋的地图真是唇齿相依，不像人家美国各州的地图那样整齐划一，往往国内领土之间交流起来还得向别国借道。而魏国领土主要包括河东（大概在我的老家山西运城，魏国旧都安邑就在此）和河内（大概在现今河南的北部一带，魏国新都大梁就在此），这两个地区倒是勉强可以连通，但是被韩国平阳（山西临汾）和上党（山西长治）扼住了太行山要道，现今从大梁（开封）到安邑（运城）无论走哪条路都得经过韩国地界，魏国领土像个哑铃似的，要是在自己领土上行走极不方便，属于典型的飞地，和现在河北的三河、香河被北京、天津割裂一般。三晋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全国皆是前线，所以魏国强大的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过多树敌也并非它的本意，只不过是四面受敌下的条件反射罢了。
魏家掌门人魏文侯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几十年历史教训让他做出三晋暂时不能内斗的决定，如果内斗估计三晋还没崛起就会衰落。还好魏国有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盐池（号称中国死海，运城得名也因其为元朝盐运司所在地）来获利，齐国的富强主要是海盐的功劳，北宋的盐税就占了全部税收的一半，盐池之于魏国就和煤矿之于山西一样重要。
和平年代倒是好说，但国家被封锁时不可能让人拿盐当饭吃啊，我高中一同学家就是盐池边儿上的，破盐碱地连庄稼都种不了，老百姓只能到盐池里捉虫子当鱼饵卖挣点小钱。魏国要发展，主要任务就是把飞地连接起来，而连通飞地就必须强兵，强兵的先决条件就是富国，只有国家富裕了才能养活起军队。海归李悝（曾申的学生）在做了一番详尽的调查统计后为魏文侯算了一笔账，说明为什么当时农民积极性不高：魏国耕地面积有三分之二，如果精耕细作的话每亩就会增产三斗，如果不勤快就会减产三斗。具体到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100亩（百亩相当于现在的20～30亩），正常年景亩产也就1。5石，全年毛收入就是150石（百石折合现在的20市石左右）。土地税按王者之政10％来算，一家还剩135石，除去全家口粮一年只能盈余45石。按当时每石粮食30文的市场价来算，也就是1350文。再除去地方摊派300文，真正能利用的就只剩1050文了。而且每人每年买衣服要花300文，总共1500文，每家每年还得倒贴450文，另外看病花销和官员敛财等问题还没考虑进去。农民生活困苦主要原因就是荒年吃不饱粮价高地吓人，丰年的时候多收了三五斗又被中间商盘剥了，所以李悝制定了平籴法。“平籴法”是管仲农业改革和范蠡“平粜法”的升级版，理论依据是计然（范蠡的老师）的经济学著作（计然曾指出每石粮食的价格在20～90之间波动，如果20则会影响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如果90则会影响到消费者，甚至影响市场经济，政府应该使粮价控制在30～80之间），主要是为了打击中间商，但分类更科学了。
李悝进一步指出如果粮食价格过低伤农的话国家就会贫困，如果粮食价格过高损害到所有消费者利益，百姓就会逃到别国去，人口一减少兵员就减少了，形成恶性循环国家就无人保卫，甚至灭亡。因此“平籴法”把丰年分为上熟（600石）、中熟（450石）、下熟（300石）三个等级，灾年分为小饥（100石）、中饥（70石）和大饥（30石）三个等级，收购粮食要根据年景来决定。上熟时国家收购多余的三倍囤积，中熟收购多余的两倍粮食，下熟收购多余的一倍粮食，小饥之年政府就出售下熟之年的存粮，中饥之年就抛售中熟之年的存粮，大饥之年就售出上熟年景买来的粮食，这样粮价就稳定了，粮价一稳所有的物价都稳了，百姓灾年也能安居乐业，好年景时农民也免于被盘剥，积极性自然就高了，种田会更卖力了！小河有水大河满，百姓都富足了魏国也就富强了。
另外李悝还重视法制建设，在晋国刑鼎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法经》六篇，后来为秦、汉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如果说郑刑书、晋刑鼎是电脑汇编语言，那《法经》就是电脑C语言。魏国正是有相对健全的法律才得以保障改革成果，而改革又使魏国具备了称霸的物质条件。
对人才越重视的国家发展就越快，日不落帝国就是率先提出专利政策的，同样魏文侯对人才也是非常重视，他吸纳了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西门豹、乐羊、李悝、吴起、屈侯鲋等一大批人才来为魏国效力，这些人才中有归国华侨（子夏、段干木），有外国人（田子方、李悝、吴起），有布衣（乐羊、吴起），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