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地踢腿伸手，挣扎，也不管不顾她爱的男人在不在她身边。她对我的存在似乎已经有点视而不见。这一点，我是从她最后告别，下决心走远的眼神中看出来……她拿了另一个男人给她的小礼物。一只真皮背包。她大声喊她拿到了，但是其实并没有看见……我只能这样解释，我的心碎了之后，仍留有一点理智的残余……。她不知道那只包在那里，是什么颜色，质地，价格如何意味着什么。她也看不见，至少看不清我在哪里。我那时候也不抱她，也不亲她了，也不弹吉他了。我后来有半年不弹吉他，甚至不用手指去碰一碰弦丝。我那时候只是僵坐着，整天僵坐着，像个木头人，一声不吭。我只是梦游般地看见她来，她也一样，梦游般到我家来，梦游般又走开。
如果不是这一层梦游的场景，开始漂浮，搀杂进我和她的最后交往，如果我们俩人中间有一个人，果敢粗暴地撕开这一层讨厌的迷雾，我想……我俩的结局。……我们会殉情而死！
事实是：我们背离了全社会，而全社会又反过来背弃了我们俩。全无任何抗争的余地。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自怨自艾的成份。我当然自己负主要责任。但在当时，也事实上地负不起。我已被彻底击倒在地！而我的女朋友，我的爱人，看起来像是被全社会以一种特别恶劣黑暗的手法，私刑处死的——
我想起一部电影，关于黑暗的旧中国，好像是讲湖南的深山老林里，一对男女背着氏族里的长辈私自相好，最后全村的人，老老小小，集中到祖宗的祠堂里，不由分说，宣判用身上绑石头的办法扔他们到河里。电影结尾……河面那一段拍得很凄美。我想，我也遇见过那样一条河流。
黑暗、深沉、凄冷彻骨的河流，河水迎面而来。上升、不断上升着的不是蓝天，而是黑暗和无底的深渊……
1993年，我逃离了这座城市，逃离了从小到大的家乡。我一路南下，到深圳打工。是93年6月中旬。在深圳的几家报社混过。一天，也许是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记得像是南方那种地方潮湿难熬的春天，报社的副总编说：有你一个电话，是长途——
我摇摇晃晃站起来，内心里闪过一个悲伤的直觉：会不会？……。跨过几张乱七八糟报社的办公桌。因为副主编的办公桌靠窗，最大，在房间另一头。我走过去：喂……
还记得我吗……胖胖？（声音拘禁胆怯，有点陌生）
啊……是冯建英？！（我心里说的是：英子。你。）
我要结婚了。你能寄一些钱给我吗？我要准备陪嫁了……
你要……什么时候？（我尽量拖延。我的儿子在广州，我要负担他的费用。银行里，我当天全部的积蓄不超过四千元）
我要结婚买陪嫁……你听得清吗？（仍旧怯生生……）
（突然，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勇气，也可能是邪气，直冲心头）：没有，我没有钱。
……
你很急吗？让我再过两天想想办法行吗？
没有？那就算了，不要紧的（那是她的性格，她又回来了）
我再想办法吧。（木然）
算了。没有就不要了……
电话另一头嗡嗡嗡，随即搁断了。我们没有说再见。我们从此没有再见面。我们最后身心交融，肉体相向的地方是在一千公里之遥的电话线和电网的嗡嗡声里。我们在电流的嗡嗡声中相见、亲吻、哭泣、朗诵诗歌。我们有一个共同相爱的诗人：玛丽娜·茨维塔雅娃。一百年前，她写下：“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用天上的彩虹、尽情地写道……”一百年后，这名含冤自尽而死的女诗人又在深圳到江阴的电流声中再次诵读，再次诵读，把那些美妙的诗句再朗诵了一遍。我们接吻。充满喜悦的黑眼睛飘过冬日的雪花。我们用雪夜皎洁的身体相爱，赤裸着燃烧。我们把冬天的燃料，把全城的木柴全部耗尽，只为一场青春的大火。我在电流声里俯下身去弹唱《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此刻我穿过了她的黑发。这歌曲声中的她并非单纯抽象的她。她有一个名字：冯建英。私底下又有一个昵称：英子。再会，我的爱人。我没有办法再表达这一切肮脏堕落的遗憾和快感，和痛楚和……我们都在堕落，全部下坠，从时间的序列表上，一年年拿走我们失神失常的年龄。我们长不大，但也从来不曾幼小。我和你，和她、他，它们。所有这些，我们生活在一个童年不复的国度。童年全无的年代。何以成长？何以苍凉，老熟？年龄像儿时的积木一样塌下来。我们身体里分别有一对年衰的老头老太太。年过60，街心广场，儿孙满堂，踢踢腿（腿并不感觉酸麻）做做健身操，还要小心别是什么骗人的气功。我们和蔼。我们逢人便笑，我们的表情柔软。我们不让街上的坏分子，外地民工，流浪儿、诗人、摇滚青年、可疑的吸毒者进门。我们容许自己的女儿嫁给白领、儿孙娶最好是做国家公务员的大学生子女。我们在电视里看“脑白金”的广告，嗬嗬地笑，而不是哈哈大笑。我们没有牙齿，只是用假牙彼此交换美丽的热吻。睡前使用安利产品。允诺礼拜天带孙子去肯德基。我们的领带松了。皮带已经扣不上最后一个扣眼。我们老来减肥。不要说！说什么说！不就几个钱吗？孩子们手机响了，一个娇嘀嘀的女声：哇噻！电话又来了。地产消息，股市行情、两岸政治。人民币汇率、银行龙卡，自动投币，免费兑奖。合家欢超市，明星绯闻。快乐大本营。周末商情。死亡游戏。此刻我穿过了她的柔柔滑滑美丽无常清新爽朗黑亮光泽的黑发。我穿过了她的黑发。是报纸变成了吉他，一把西班牙吉他。
面包还是不吃？
第二部分绿袖子（1）
由于体贴我丢失了我的人生。
——阿尔图尔·兰波
我讲到哪儿了？上次讲到了分手？不谈分手。
我从这边楼上，这个窗口望出去，再也望不见小孤山。那寂静饱满的山体。有一个道观座落在大银杏树下的山坡。据说道观有一千多年，还是梁代的建筑，据理说梁朝应该是大兴佛教的时代。银杏树四棵，都是百年老树，几个人合抱还抱不拢过。现在树和道观都还在的，只是边上新砌了个寺庙，占了半座孤山的面积，已经完全没有了以前那份清静的美感。
夏天，我们听着树影婆娑入睡。春天，我们会听见江阴城里的第一只杜鹃鸟的声音。杜鹃叫着叫着，像孩子的哭诉，像一名看不见的弃婴。五月里，山林就全绿了，太阳一天天炽热，树林颜色绿得化不开，树上的枝柯也越来越重，大风吹着也摇不大动，像一名孕妇走不太动路了。六月份，空气里全是山麓林木的香气，莺飞草长的景象。你的房间仿佛盖上了一层湿漉漉的苔藓。那时候，我们可是过过十分快乐的日子，那恋爱中热热柔柔、吵吵笑笑的日子呀，眼泪和笑靥总是同时出现，往往眼泪挂在左面脸颊，右边的嘴就已咧开笑了。我们有时一溜烟疯跑上楼梯，只为争抢一份新的诗稿，别忘了她还要喊我老师。当然平日早就不喊了，特殊关头才喊，或者特别亲密时候。有时俩人同时板着个脸，满城乱逛，见谁谁倒霉。我那帮朋友都躲着我们俩，因为爱情的性情太过无常。我们走在街上，像一对孪生兄妹。我说的是港务区三楼那个房子，我在那房子里有太多美好的回忆。简直能溢出来，溢到外头窗台上。礼拜天，我记得总是礼拜天到乡下去采野花，俩人跑遍了城内外20公里范围的土地，角角落落。孤山，定山，月出峰，长江边堤岸上，还有我现在住的长山。每座山都去，都看过日落日出。礼拜天之外，她正常上班，下班以后我们就看看电影，逛逛街。那几年中国放的电影，几乎一部不会缺，全看过。外国片是《巴黎最后一班地铁》、《两个人的车站》、《野鹅敢死队》、《弗朗西斯》、《虎口脱险》。国产片是……《芙蓉镇》吧？不！有一部很不错：《本命年》！我们连看了两遍，两个晚上都去，只为了姜文的演技！看《两个人的车站》，我记得我和她都哭了，就像我们自己也在西伯利亚皑皑雪地里。我们总坐在电影院里，总坐在5排6排，1号3号座位。正好是中间，我有时在2号4号，还是1号3号之间犹豫，举棋不定。当然那是在观众比较少的影片场次。地上都是花生瓜籽壳。这种在电影院里消磨良宵的乐趣，现在已经是再也没有了。就像没太讲空房屋装修之前你去人家家里可以随便进去，现在却要脱鞋！那种老式的公众电影院，不知为什么没有了！真是可惜啊！你现在看电影，总是不小心走进标价规格都很高的小型放映厅，你不敢吸烟，不敢嗑瓜子或大声说话，你身陷在震感立体声沙发上，像是他妈的又重新出生了一次！自从中国人开始讲“休闲”这个词，老电影院就纷纷被拆除了。我和英子可说是赶上了在中国泡电影院最后的好时光。有两年，有四五年，这类老式影剧院还在，还有人气但地没人扫，音响没人换了，公开放映的片子莫名其妙，总是很滥！放映员表情恶劣，售票窗口的人没好声气，影剧院人走进去也空荡荡，也就是96、97年样子罢，新和旧之间就是这样交替。新的没来，没正式确定身份之前，老的仿佛中风了，全身瘫痪了一样，没人管了，空气环境特别肮脏，一排排昔日风光的座椅在昏暗影院的走廊之间睡得死沉沉。座位上却随时会站起来某一个仿佛民国年间的幽灵。要知道我的心跳现在少了一样，那就是拿到一张好电影票，座位在接近最中心位置时的满心欢喜——这种欢喜我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我看电影，总喜欢坐前排位置，一来是因为眼睛有点近视，再是一种距离的感觉，离自己心爱的银幕近。我把电影当人，当自己亲人家里人一样，我非但不爱坐到后排，而且对那些坦然自若去后排坐的观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诧异，排斥。觉得不可思议，不能理解——在电影这样神秘稀奇的事物面前，人怎么可能这样镇静从容呢？要让我坐到10排以后的位置去，我会难受半个场次！感觉就像是坐在了银幕世界的叛徒们周围。我生他们的气，生后排人的气，甚至暗暗为他们的貌似客观或旁观者的假面具行径感到羞耻！我恨不得大声站出来揭露他们，我的童年是在对电影一汪情深中渡过的。电影开场之后熄灯了的黑暗是我儿时，青少年时代心灵的神圣时刻。我能够背诵很多老电影的台词，好的演员，情节和台词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在我们那个偏远小县城，提前半个月放出消息说要来放映一场多么多么精彩重要的故事片了，在当时，是多么轰动的大事情啊，在江阴老旧的人民大会堂、红星电影院——这些现在都拆除掉了！——县城的居民们甚至提前一个礼拜就在电影院门口、售票处的通道上转悠，男男女女，老幼不分，在傍晚下班，天黑以后一两个小时那段时间里，电影院和大会堂门前聚集了多少自发而来的人啊！那儿的空地上甚至被观众的脚步踩踏出了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地。那块平地后来被老县城里的人亲切地称呼为“荒场”。人们总是先满怀希望走到荒场的外围，听听中间的人发表一些什么看法和消息，自己再挨近到人群中去，再从里面出来，往售票窗口门前一条走廊形状的过道上去。再四处打量，看看预告新片的宣传栏上不多的那几个文字，片名，日期，时间，每名在此闲逛者都已经背熟在了心里，却又不放心，突然抱着奇迹欲现的幻想挤到窗口去，再看看上面的文字。每人的脸上，都有一样的渴慕和失望，眼神都一样朝向银幕，更深奥莫测的演员阵容。电影成了文革前后的中国人大众生活里最大最富影响力的一门艺术。我那时也挤在这些等着新片子看的大人堆里，注视他们脸上的恍惚迷离，体会他们的感情。我也是“荒场”上的一员。电影结束，文革作为一种日常形式也就结束了。我指的是1983年前后，老百姓对这门艺术的依赖和欣赏感情，随着城乡电视的普及就大面积消退了。电影第一次死了。大约15年后，电影迎来了它的第二次死亡，1997年电影的市场化，商品经济，很多影院都一夜之间设备老旧了。卡拉OK游戏厅，棋牌室……很多影院都承包给了私人。
第二部分绿袖子（2）
各人的习惯，根深蒂固。英子似乎无所谓，她对看电影坐的位置不记得有什么前后特殊的偏好。她小时候在乡下，也不可能常常看电影，常常有我对电影的认识感情那样的靠近。说给她听她不相信，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将来搬一次家，搬到某家电影院的前后左右，在电影院围墙旁边——夜里睡在床上，还好听得见里面放电影的声音呀！我长时间地生活在那些新旧片子的对白中。从上面一句琢磨到下一句。有时要细细品味老半天！她听了我这个爱好，简直把肚子笑坏了。我模仿丘岳峰、孙道临、童自荣配音的外国片对白给她听，她又惊奇无比。她对电影没有我这么着迷。另一方面，从我对电影的感情，也可想而知我性格的感性化、孤僻、偏执、乱想八想……然后，她在那几年里就陪着我看电影。她也会流眼泪，看到伤心动情处，但竟没有我流得多！她进影院前总是提前预备好两块手帕，全是给我的，我们出电影院门时经常说的话里有这么一句：“我的手绢呢？”她总留心带好它们。看到悲情的故事，她就来握我的手、我先开始低下肩膀，抽泣、啜泣，她就过来搂住我，用手轻拍我的背，像一名大姐姐在哄弟弟：好啦，我的胖胖又要哭啦，不哭大哭，坏人等一会会被打死……。说给你听不相信……最后，她自己也开始哭了，声音比我低，悄悄地把脸转到一边去，顾不上我了。1994年我在广州参加一个国际影片展，我那时候是报纸的娱乐记者，在主办方策划的记者招待会上见到了理查德·基尔（又译：吉尔），那一年他带来了他和朱莉·福斯特合演的新片《索马斯比》。他风度翩翩，像《风月俏佳人》里面那个成功的地产商一样笑着，我从远处打量他，觉得无动于衷。那时候我知道，儿时的银色梦已经在我的心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