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我活着，而活着像是一种等待，一份剔除了各种世俗之人的感官的等待。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那房子里等待什么，我感觉有些灰溜溜的，也忘了耐心或是焦虑。那里面有我对人世的一口深深的呼吸。我一定把自己的什么东西留在那里面了。不！不是青春，也不是理想和梦。恐怕类似于自爱、大胆，类似于童年的某种东西。我一直长不大，在女人面前更是长不大，但冯建英的出现使我徒然递增了不少身高。她让我长成男人，尽管有各方面不尽如人意，有这样那样的缺憾和弱点，但我毕竟已经通过她的手被捏出了个勉强的人形，在她，那是一双喜忧参半的少女之手；在我，却是一双爱之手，充满了女性的温柔关切和一种年轻的母爱。我开始半吐半呛地呼吸了。对了，是童年的幻想吧。一个人在小时候，可以为了这类不着边际的幻想而静静地独自坐上半天，或呆立在夜晚深处，在黑暗中的街头，竭力想弄明白、弄清楚身边的飞蛾、电线、星空、变压器和一到夏天就发热的那条缓流的河水究竟是怎么回事。童年的性爱也许就是人不明事理的静默，是那些涌到嘴边，涌到喉咙口又咽下去的话语，是在万物面前，对着大千世界而一时沉默不语的孩童般的噤若寒蝉。那些莫名的恐惧颤栗以及同样莫名的欢喜，其实是成年之后爱情最初的蛹。我们都在那些黑暗的蛹壳里呆过，满怀欣喜，未曾命名，无法获得完整的属于自己的双翅和四肢。同样，更多的人也曾死于世界的蛹壳，死于那些晦暗不明的光源、影像、声音、呼吸。我们总是从生命之途上跌跌撞撞走过来，没有人认得出我们的五官，没有人喊得出我们的姓名。命运永远是层层相缠绕的毁灭、再生，再毁灭。周而复始，但惟一超越于这一切循环运行的生命本体的，在我，是那个普普通通的三楼房间，朝向县城西北面的长江，有一扇破碎的玻璃窗，窗子破的地方用纸屑板挡着，风一吹，咔咔作响。就我个人，甚至，它比人世间的永恒更高，要更高一点，还要略高一点。我斗胆这么说：那正是我在尘世上的，尘世之爱的第一居点。它的存在，也就是说那不复存在的房间和楼层，反过来也对我的生命起到一种爱惜作用，它在某种无法理解，语言也无法表达的神秘情形之下，对我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简单而言：它是我对自己朝向深处的一种凝视——凝视和凝望。那房子，它有一双不变的眼瞳。它于1998年被从城区规划和开发上事实上地被拆除，连一堆废墟，一团尘土也未能剩留下，但那凝望却更加深邃明亮，更显著了。它一直在跟踪关注我的所作所为。我的内心，它不发一言，一口命运的清新呼吸，深深地，带给我轻柔的力量、梦想；带给我在人世上好好休憩的愿望。一种类似于和亲人相处、信赖的感觉。
第五部分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3）
是的，我在那里面深吸了一口气，我似乎不再害怕，没有人打扰我。我的头在黑暗窗台上碰了一下。时至今日，我仍能在那团黑暗中呼吸，仍时不时地在那里面休息，灵魂躲避着人类社会上的困厄，窗外满天的星斗，夜色正凉。我甚至没来得及对这一切说一声哎哟，你真美！
我梦见我在那房子里跑动。我在梦里又回到那幢楼房四周四野里的动静。深夜咣当作响的路灯盏。大风天气，我的听觉外面有另一层不一样的响声。茶杯和茶几，那把旧吉他，蚊帐的帐钩落下来轻微的啪哒声……我梦见她有时上楼梯的脚步声，在门口放一把雨伞。一切都奇怪地少有活人，看不见人出现，只听见声音，大风之夜黑黝黝清冷的马路。山坡上树木摇晃。庙宇檐下的风铃声。我可以翻开一页页声音的纸张，那里面似乎记载得更多点。我梦见下雨天，湿漉漉卡车轮胎的声音，卡车在缓慢地上坡。迎面朝向一场雨，瓢泼大雨，卡车上的雨蓬声音……那条路上有很多装煤装黄沙的超重卡车。我梦见声音的庞然大物中的她的秀气、笑靥。我的心停驻在那里面，那些梦时隔多年，像是我个人的一场音乐会。整个世界，只是一座荒凉的剧场，我还梦见她的心跳动、跳动。
她衣袖的声音，吸气和呵气声，她小姑娘时候的一切动与静。
唉，路灯的罩壳。
……十二三年过去了，我实际上已经进入这段恋爱生活的遗忘期，这座城市的变迁也在加深这种遗忘。无论在内在外，我都已经看不见熟悉的景物。我后来又在别的女人身上找到了新的景物，恐怕是这样，那些我们可以容许自己进出的房间、街道、超市、娱乐场所，几处朋友家的秘密地点，野外的风景，新的天气里的光与影，日月星辰，每一次爱情都改变一次我们对于环境空间的新体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却是通过爱的人，我们熟悉的亲人活着。我们沿着爱的足迹走近生活这片旷野，这个野蛮斗兽场，这个仿佛来自异国他乡斑斓迷离的狂欢节广场。我们进入大街上的游行队列，为的是私下里和自己亲爱的人可以更秘密的相厮守，在四周一片口号喧闹声中讲几句言辞不清的悄悄话，重要的不是话语本身，而是声音以及通过声音来达成的身体接触，那些无言的亲昵拥抱，那些不明不白的小快乐、小噱头。一整条被高楼扩建了的街区突然闯入我视野，令我大受打击。
我记忆中的场景被草率地推下身体的悬崖，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英子那时候的某些举止话语就已经滚下草坡一直掉落进了永不复返的深渊。分手就像解开伤者身上的绷带，一层层地剥离开，而最后呈现出来的伤口只有铜钱那么大小，其内部却已严重可怕地溃烂肿涨，伤口已死。伤口最初总是新鲜的，犹如男女间的初吻，一种绚丽夺目之美，因此最初的俩人分离很有可能是美丽的，甚至有那么少量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分离而分离，仅仅是要满足他们私下里唯美的趣味，这也有点像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然而，伤口终究是伤口，它是受伤的双方同一的痼症，是发生在人的身心内部时间的溃烂，时间死了，与此同时，空间也失去了它赖以存活的人的视力，生命的虹膜被活活地剥离……因此，离别总是十分残忍和痛苦，常予人以生不如死的体验。中国古代的诗人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这类生离死别的纯粹生理感，他们对此表现得彬彬有礼，甚至远远地加以赞颂、修饰，强调某种过份饶舌的礼俗和仪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中国人还奇怪地向人索要礼貌。我呢？我在自己房子里躲了三个月就坐上长江轮船，到了广州去打工。
这期间，痛不欲生。我时常产生幻想，看见她跟别的男人结婚，各种婚礼的彩车，宴饮场面。我在完全是与我无关的幸福场景的包围中，这或许是那伤口最初的溃烂，别离开始在我体内发作，慢慢地从胸腔、心脏处渗透到全身每一个毛细孔，每一处脚趾、手指尖。我曾将之称之为分手的麻痹感。但我的爱人的一切仍历历在目，她的脸庞、声音，甚至她呼吸的拂动，鼻翼的翕动。我们相亲相爱在一起的种种经历，其中的日日夜夜，我都反反复复在脑筋里过一遍，又过一遍。我就像是电影问世之前那名最原始孤独的放映员，坐在后来被发明者确定其楼层位置和姿式（以及精妙异常的机器）的黑暗孤独的座位上，独自不分昼夜面对着那一处世间独一遮幅式的银幕，在那儿不出声地观看、欣赏、回味、懊悔，不停地把内心的机器停下来，倒带、定格、放大，摁慢动作按钮，我成了我自己身体里分离出来的第三者，仿佛是我和英子俩人同时出资聘请的法官、评审员，艺术或字画鉴赏家、书记官，总之，一名第三者，没有名字，没有确定清晰的面孔或人的五官，似乎绝对权威，但又做不到起码的客观。也许从头到尾都无动于衷，简直找不到一根泪隙，浑身上下肌肉都是僵硬的，也没有性欲，专心致志，兢兢业业，一个绝对的工作狂，一名情感和情爱世界的纳粹……永不出现的及时发言，无从显露的高高在上，以及完全的不食人间烟火，在我印象中是事实上的变态狂。我就集那名孤独的放映员和离奇暖味的变态狂于一身，把我周围的世界，我生活其中的这座城市都彻底改头换目，变成了一个我只身活动于其中的影剧院，四下里只听得见我头脑中记忆的“沙沙”声。记忆的胶片转动，有时沾上湿热的泪水和一两个嗝，深深叹气，并拢大腿和不间断，几乎不间断的吸烟咳嗽……我就在这其中过活，把自己变成了仿佛一个机器人，身体的齿轮开合在天亮与天黑，难过和痛心之间，此外再没有别的声息。我反醒，更多的是忿忿不平；我也感到委屈，然而又逐渐认可了这种结局，伤口的左边仿佛在跟右边说话，无法抑制的疼痛，肌肉左右牵拉。左边的对右边说，想借用一点消炎用的药水，但所有那些治疗清洗，也不过是伤患的一部分。我并没有完全躲在家里，那三个月里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日子，大概一个月出点头吧，我到一个舞厅的乐队里做过一段辰光，只是晚间的一段时间。
第五部分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4）
那一年江阴城里已经有较正式的快餐，我总是在傍晚时分上街，去面对所有的，几乎每一双都了解我这倒霉事情的行人眼睛。我朝一切恨恨地看着，不可自拔。我吃罢快餐，尽可能找人认不出我的，路灯光不亮的地方走，进入宾馆舞厅的电梯，不说话，一晚上也难得一笑，所有人都不来逗我，乐队里的人，周围的人，他们视我为天外来客，每到一地，自动让给我一方空地，我在那方空地里悠然自得呆着，尽可能不去想发生的事情，音乐在我那段时间的生活中像一台碎纸机，高效率旋转，每段旋律都空泛、破碎，不知所云。我大量写信，但是没有收信人。我恢复了阅读功能，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后恢复的，我记得迫使我恢复这种功能和对文字知觉的作者名字：克尔凯郭尔，那是他的一本日记集，白封皮，很怪的书，一名隐蔽的天才式的书籍装帧。他的一席话语使我终生难忘，他是那种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活跃在痛苦的浪尖尖上的哲学家。我总是独自用餐，独立放映。无论走到哪里，都秘密携带着我的往昔放映员的身份。但胶片质量在下降，下降，胶片本身受潮、模糊和岁月的风化，等等。克尔凯郭尔这样说：“他们总是以向我表示不敬的方式来向我表示敬意的！”大意如此，他们当然并不包括和我分手的英子。我对她的和我分手从来没有社会学方面的异议。相反，我特别觉得合理。她的选择从生存的角度说，多半是对的、正确的——但那只是动物的生存，我不得不说，它和爱的存在，和爱之生存意义无关！然而，谁又可以否认？女人在动物性方面要比男人来得更加原始和直接，也更加敏感！对于她们来说，往往，日常生存的危险就等同于爱的危险。这个世界上，惟有男人会更多地去维护抽象，维护爱的抽象尊严，骑士、武士、颠覆份子，更多是男人世界的形象内涵。女人是最后的生理守护，尽管也可能是最初的美丽飞翔。我在那乐队里弹吉他，有时做一名贝司手，一晚上50到80元钱，这要视舞厅内的生意和顾客的出手而定。
那年江阴的舞厅已经有点风行大款们的出钱点歌，最便宜的一首歌88元，之外还有188、200、288元……。数字总是从0一跃而升为8，取汉字谐音8和“发”的关联，是从香港广州一带传过来的，也有几次，大款上台来给乐队里的人发钱，每人一张崭新的50元，我这样混了三两个礼拜，就不想再混下去了，我有时脑子里就像动物要逃出狼群一样紧张的思考我的出逃计划，不久就定下了南下的路线。我实际上后来已意识到，当时自己不逃不这样一走了之的话，也许伤口还有愈合的可能，因为护士和主治医师就在不远的地方，不能说就在我身边，也至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她会来看我的。从第一次说和我分开，她就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来看我，但被我当场粗暴地拒绝了。只是出于一种未成年的意气用事。但我确信，她了解我甚于我了解她，她仍会来看我，我有时抱有这样一丝侥幸，像成语故事守株待兔的那只兔子抱着树上掉落下来的一片落叶……我最后逃走了，与其说是为了逃避她的存在，不如说是逃避我自己。那是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过来的事情。当时只是单纯地出门，逃离，但一个最可怕的结果是，她也逃走了——她的出逃。她从此就从江阴城乡间消失了。从此我在这座城市的任何角落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于是在最后的关头，我们相互促成了对方的叛逃，只不过我做得远远没有她彻底：我又回来。一年半以后就回来了，我开了家个体书店甚至以自己的名字做书店名字——但如果茫茫人海这一说法有一个海底的话，她始终仍呆在那个深寂无常的海底。
我有时能听见她的动静。我在一条街上，在商店里、饭店、某个人群拥挤的地方，突然会感觉到她就在我身边。我一转身，一回头，没有，这种奇迹从来没有发生。这种奇迹后来不再是奇迹，变成了“可能的事情”，因为六七年之后，我又有了新的女朋友。她可能出现或再现的神秘感从此从我心里面消失了。我开始平心静气，开始接受这个结局。我甚至暗暗地害怕真的会碰见她。我不知名地紧张起来。那种感觉还在：她在附近，就在我身边，但我回头的时候，已有一丝犹豫，这犹豫，次数变多了就成了迟钝。我变得对这种感觉迟钝起来，我快要退休了，从那段往事中，我真的是那样的一种恋情故事的老工人了，我扛重的活已经气喘吁吁，已经有点扛不动了。然而我仍在这座城市中，剔除掉了往昔的五官的这座城市中，每天走过或到达的某个地方，总会离我的英子更近或更加远，一种空间物理学的内容仍存活在我和她之间。
出于懦怯，我未能割断那一根最后的神经。有趣的是，我的先行出逃却无意中帮她完成了这一手术。她一定以为我背井离乡，再也不会回到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