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仍然是芸临终前凄迷哀婉、欲说还休的盈盈泪光。
三
为了在本质上为自己的爱情悲剧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常借助伦理学与社会学，并尽可能让自己置身事外，如同后来法国的结构主义作家罗兰·巴特在他那本著名的《恋人絮语》中所做的那样。尽管如此，对婚姻最初阶段的追忆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让我情不能已。比如结婚当天的那个夜晚，我们从亲戚朋友的打趣与谐闹中脱出身来已是二更，淑姐身袭杏红薄衫倚坐灯前读《西厢》的倩影就曾是那样叫人怦然心动！还有她对这部吾邑前辈金圣叹先生誉为天下第六才子书的流行唱本的痴迷与不俗见解。她对汉唐经史“识高气雄”的四字酷评也一向令我佩服不已。有一次我们做爱后兴致勃勃躺在床上讨论唐诗，在了解她最心仪的文学大师为李白与白居易后，曾有如下一段戏谑性的对话。当时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碰巧我的表字就叫做三白，看来你跟白字真是有缘啊。”“这肯定因为我这人没什么文化，所以难免白字连篇。”她甚至想都没想就这么随口应答——还故意幽幽叹了口气——让人忍俊不禁。还有一次是我清明祭扫祖墓回来偶尔捡到一些峦纹细腻的卵石，经过半个月的惨淡经营，一架带有我们的手迹与思想的精致的假山脱颖而出，并且就置放在那张我按《玉蒲团》里的款式精心制作的春凳上。有一件事也许我不该说——但还是让我说出来吧！尽管骨子里悖逆时尚的思想和性情被我，包括我的朋友认为是芸身上的最动人之处，同时也是几年后我父母驱逐她的主要理由。但在床笫之间和性生活的方式上，她却表现得相当保守，以至这张可怜的充满想像力的春凳自完工之日起到我们后来离家出走一次也没派上过用场。两个世纪以后的作家林语堂也说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但如果到了床上我想他肯定不会这么说。而在奴婢面前和公众场合，她更是一直以刻意塑造的端庄勤快形象赢得全家上下及左邻右舍的尊敬。每天五更不到就早早起来煮炊洒扫——置春睡乍醒时枕畔的情急呼声于不闻，害得我有一天兴致勃勃之时不得不象贾宝玉那样在被窝里自己解决问题。
那时候夏天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当然就是父亲偶尔用于宴客的沧浪亭爱莲居——一（处）凋敝的私家花园。泻入卧榻中央的是窗前古松的一大片惬意的浓阴，据说这还是元明间物。芸浴后喜欢躺在床上慢慢穿衣服的裸体仿佛一个翡翠制作的艺术品，在不经意的动作与姿势的变换中，折射出各种复杂涵义。而我对此常抱有资历尚浅的收藏家偶然拥有重宝时的那种不知所措之感。一天酒后她鬓边浓烈的茉莉花香象无声的风暴，当时她正随口吟出白居易的两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们的泪水与脂粉就流到了一起。同一天夜里，在花园临水的曲榭，仿佛有意要为我们的喁喁情话、耳鬓厮磨提供某种凶险背景，一声轰响突然传自月光下寂静的河面，在四下里既无人影又不见水波泛动的情况下，这样的声音确实非常可疑。芸当即大惊失色倒在我怀里，继而又赤足狂奔回卧室。当天深夜她在蜡炬的阴影里无语垂首，脸上闪现出一种很难形容的木讷、忧伤的神情，好象某种冰雪与火焰的灰烬在沉淀在她的眼睑内部。天明时分她开始发烧，说胡话，几个小时后又发冷。紧接着同样的病症也开始出现在我的身上。那是公元一七八○年多雨的初秋。国家落后的医疗手段使我们不得不在病榻上躺了整整两月，并成功地将同病相怜这一成语注释得几近完美。当时父亲远在苏北泰州作幕。母亲私下里已好几次向我表示对芸吟诗作画的不满。弟弟启堂送我们的病中礼物是一张桃花坞年画新作，展现一百个孩子欢乐的生活场景，神情各异，惟妙惟肖，从而令所有的观赏者都赞不绝口。当然，他们不可能知道还有两位在画外哭泣——乐极生悲，担惊受怕——如果我们愿意将自己也比做这样两位孩子的话。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甚至在这以前我们的自由天性就难免和家庭与社会时常产生某种龃龉。比如芸喜食腐乳虾囟瓜以及喝汤时发出的响声就一直为全家瞧不起。三天两头交新朋友，露齿大笑这些事也令长辈们私下里时有议论。结婚第二年全家迁至仓米巷，由于失去了沧浪亭这一避暑胜地，夏天芸图清凉曾说动我搬到郊外一个种菜老婆婆的园子里去住，继而又不顾身份与周围的渔翁牧竖打得火热，在一起钓鱼砍柴学唱山歌什么的。她甚至几次劝我不必出去做事，强调布衣素食，以老终身的朴素生活的乐趣与真义。还有那次至今想来都让人胆战心惊的郡城花会，由于法律严禁妇女参加，当时她不惜女扮男装以表弟的身份随我同去，以图一饱眼福。虽然此事源于我的一句玩笑，想不到她说干真干。令人意外的事情就发生在那晚归来的途中，一个少妇抱着孩子坐在庙门口休息，芸显然为她的出众容貌情迷意醉，身不由已走上前去搭腔，甚至将手搭在她的身上。这一放肆举动在我们这个以程朱理学为国家道德基础的社会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很快散坐周围的家人奴婢气势汹汹拥上来，并执意要将他们眼中调戏良家妇女、胆大妄为的恶少扭送官府治罪。虽然事情的最终结果是以芸脱帽跷足展示自己的真实性别而乞得对方的宽恕，但此事作为一件特大新闻为里中争传并流入父母之耳恐怕在所难免。然后是几年后同样闹得满城风雨的吴江之行。当时父亲令我前去吊唁他的好友兼当地名儒钱师竹先生，由于舟行要经过她渴慕已久的太湖，芸吵着非要和我同去不可。她为自己设计的行动方案是借托回娘家探亲先走一步，然后约定在胥门万年桥附近的一个渡口会合。当我们为自己小小伎俩的成功自鸣得意，素云，我们俏丽的客船船主的女儿，一个跟我有点儿瓜葛的少女，独坐船头清唱冯梦龙编的那些煽情的挂枝儿。回来时我们泊舟月下桥边饮酒联句，令人惊异的事情再一次发生：衣鬓不整、两颊酡红的芸突然将素云推入我怀中让我和她亲热，而她自己以局外人的身份坐在一边饮酒观看。她的胆大妄为以及开放的性观念理所当然再度为坊间口头媒体所津津乐道。以至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好友鲁半舫的妻子在遇见芸时，还以闺中知己的身份悄悄向她透露：她的丈夫是如何风流放荡，如何深夜挟双妓在舟中饮酒作乐。而芸当时堪称诙谐的经典回答是：“你说的一点儿不错，因为其中的一名艳妓就是此刻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
十年后我们罗曼蒂克的爱情终于到了尾声。躺在扬州客舍一张肮脏病榻上的芸瘦骨伶仃，语音哽咽。往昔的风情与惊世骇俗作派已如门前古运河的流水悄然远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企图确认对方感情的真实程度。说真的我并不企望在剩余的人生岁月再次遇上像芸这样的女人。同样，我对那种花样百出，不易驾驭，感情上需要付出很多的爱情从此也不再怀有任何兴趣。尽管这么说也许会让很多对我们的婚后生活持欣赏乃至赞美态度的朋友们伤心，如清代的杨引传、王韬，民国的俞平伯、郑逸梅，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学贯中西的著名作家林语堂等，但隐瞒这一点则肯定是更大的误导。要知道中国男人感情生活的自私与狭隘一向积重难返，是那种属于血液与基因的东西，而象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想要有所超越又谈何容易。今天我之所以敢于在读者面前展示自已的内心剖面，除了悲痛与忏悔的力量，芸临终前的哀惋目光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它象尘封的明镜，或黯淡的火焰逼视我一生的阴暗与怯懦。在闺阁绣榻年青娇美的肉体与扬州金桂山下凄凉的一抔黄土之间，我被迫清算爱情的陈账，并以尽可能真实的笔触将它们写在纸上——象当年谋生计拙时与友人程墨安合开的那家书画铺里的账房先生拨动算盘珠一样谨小慎微、锱镂必计——所谓回忆录的目的和真实意义，我想大概就是如此的吧！
第三部分沈复自述（3）
四
皇帝南巡的御辇再次惊动了绿肥红瘦的江南，父亲带领我在吴江接驾，说白了也就是混在人堆里胡乱望上几眼。皇家乐队演奏的浩荡天乐加上大小官员惊天动地的口颂万岁之声，简直将这座文化小城的麻雀都吓得好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飞回来。这是公元一七八四年的春天，父亲应邀在吴江知县署中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而我被破例允许以见习生的身份随同赴任。次年在海宁，大致相同的钱谷书牍工作，不过岁俸稍丰。这座传闻与当今皇上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县城除了让我见识了名闻天下的钱江潮的浩瀚与壮美，还与另一桩纯粹的私人秘密有关，那就是我和衙门书吏史心月的儿子史烛衡的彼此仰慕与倾心。我请他在当地名胜陈氏安澜园桂花亭吃饭的那个晚上，芸别后的一通缠绵家书——告诉我即将成为父亲——正好托人辗转带到。在如此温馨的背景下胡作非为在事后看来是相当奇怪的。当晚我们两人喝得大醉，醒来时发现彼此已躺在附近客栈的一张床上。惺惺相惜，热情澎湃。烛光下他的身体宛如光滑的绸缎无声地抖开，又仿佛春天的河流宛转流动。我曾以此为题写过四首七律——在几年后任职绩纤克明府署中的那些百无聊赖春宵。记得那时有人给我找来一部叫做《宜春香质》的坊间流行小说，集中叙述男人间的爱情故事，令人在阅读之余不免心神荡漾。那种难以形容的奇异感觉，仿佛某次在邑中贵戚家偶尔喝到过的西洋苏打水的味道——既甜腻又酸涩——以至我每晚不得不通过拼命纵酒与自慰才能让自己勉强睡去。
差不多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平静的婚后生活在外力压迫下开始有了某种难以弥合的裂痕。先是弟媳的挑唆使家母对芸有了偏见。接着女儿青君的出生也颇令全家失望，然后父亲又几次暗示我已到了自立门户的年龄。虽然两年后被逐出家门，寄居朋友鲁半舫的萧爽楼源于在父亲纳妾一事中芸扮演的尴尬角色，但引发家庭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线却是几年来断断续续埋下的。当时我们既无财产，也无固定职业，日子过得也真够呛的。于是再怎么粗心的读者也能猜出我的身影频频辗转于江南的大小城市，目的当然与经济有关。应该承认芸杰出的治家才能以及一手刺绣绝活在那时生活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有一次她花费十天功夫为我们一个共同朋友周春熙绣《心经》一部，就足足赚了五两银子。只是她的身体状况和对生活的热情已明显不如以往，这主要是我根据她对性生活的投入程度推测出来的结论。前不久儿子逢森的出生似乎更成为这方面的一个理由。她开始试探性地提出要分床睡，继而又以怕吵醒孩子、身体疲倦、月期临近等诸如此类的借口时常拒绝我的亲昵。与此同时一批女性朋友如素云、兰官等开始络绎不绝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一天夜晚，当我多次央求后终于有幸为自己谋来一夕之欢，结果却大失所望。怎么说呢——犹如火焰燃烧在巨大的冰块上。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那段时间——一七九二至一七九四年——我们的婚姻确实出现了某种致命的危机，包括内部与外部。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发觉她内心强烈的同性恋倾向，而且与性生活的偶尔不谐相比，事业以及挣钱养家当然显得更为重要。但不时闪现在她目光与言词间的某种暧昧色彩，我似乎还是感觉到了。何况当时所有的事情看来都被我弄得一团糟，自然也就心无旁骛。说真的，在工作、赚钱、教育子女和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也许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男人。绩溪的游幕生涯本来应该是我领悟中国官僚政治精髓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而我却自鸣清高，与同事落落寡合，很快丢了饭碗。辛辛苦苦赚到的几个钱（包括部分借款）贸然投入与人合开的一家以台湾为产品主要销售地的酒厂，半年不到也因经营不善弄得血本无归。这一切再加上功名无望，债台高筑，儿女呱呱待哺，父母的成见与日俱增等因素，直接导致了我一七九三年秋天的那次不无悲壮色彩的粤东之行。尽管此事的起因出于长期在广东经商的表妹夫徐秀峰的偶然建议，但最后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芸对此所持的出乎意料的赞同态度。于是，在开过三十一岁生日派对兼饯行薄宴的第二天的早晨，我努力藏起内心莫名的疑虑与恐惧，并尽可能让自己表现得象慷慨出征的威武的将军。带着满脑子发财致富的梦想，和用跟亲戚朋友借来的几十两本金置办的苏绣、绍酒、醉蟹等江南特产，站在细雨蒙蒙的娄江边欲语无言抛妻别子。十二月上旬，当我跟秀峰合租的货船进入江西省境内的那个傍晚，爱吟几句诗的年轻舟子上岸采购用品回来，无意中传出当时江南的文学领袖，同时也是我的精神偶象随园老人袁枚几天前在南京辞世的不幸消息。
五
广州经商的半年对我人生态度与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叫我怎么说呢——就像尘封的镜台被拭净后置放于明丽的光线下。即使略去物质上身体上的收益（这以后我羸弱的体质明显强于从前）不计，起码也让我这个抱残守缺的传统儒学人家的子弟的目光第一次越过教馆、幕府、孔孟塑像与官吏嘴脸，看到了更为广阔而真实的世界。奇异的风土人情加上琳琅满目的异国商品，还有满街脚趿拖鞋口嚼槟榔的鲜衣华服的男女。在我们下榻的靖海门内一个王姓老者临街的那三间商铺里，我亲眼目睹一群蚊子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都吵得人睡不好觉。而次日上午在与前来拜年的当地商界人士的寒暄周旋中又惊奇地发现，其中几位甚至只穿着薄薄的绸衫。同样让人大饱眼球的当然还有他们作为礼物相赠的那个叫做望远镜的物事。我小心翼翼将眼睛凑近去，街对面卖鸦片的铺子顷刻飞到面前，而珠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