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小学教育：10年乱收搜刮二千亿；
3、殡葬：墓地比商品房还贵；
4、出版：批发商掠走55％利润；
5、汽车：利润高达30％以上；
6、眼镜：利润多少以“倍”计算；
7、电信与手机：手机赚钱电信就赚钱；
8、医药：80％药品通过医院卖出；
9、出国留学中介业：交易额最少达30亿；
10、网络游戏：盈利可能超20亿。
（见魏雅华：《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大盘点》《新快报》2004…03…18 ）
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人大代表就此发表了看法，并以此为题写下了自己的提案；包括中央台在内的许多媒体也就这个排名作了专题报道和讨论。
有媒体问：“如果敛财是由于国家投入不足，那么这多收的2000多亿元都是用在了教育上吗？答案是否定的，据媒体报道，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几名校领导私分了这笔钱。教育腐败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腐败，它和国家投入充足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教育腐败一日不除，教育便难以杜绝暴利。教育是民族的未来，是各项事业的基础。现在是全社会行动起来，阻止教育成为暴利行业的时候了。”（《解放日报》2004年1月6日）
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暴利只是针对中小学校而言；但如果连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都是暴利，高中还用说吗？大学还用说吗？不同的是，在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高中、大学里，高收费是合法的、理直气壮的，所以没有人关注。
另外，教育暴利更多的是指城市的教育：国家给城市学校的经费不仅比乡村学校高，而且旱涝保收；尤其是大学，既可理直气壮地向国家伸手，又可理直气壮地向学生索取高价。一个萝卜两头切，岂能不切出暴利？
教育产业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的中国人的不安。一位署名“雅科夫”的网民写了《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文章在网上贴出来，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包括人民网在内的上百家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更多的人在这篇文章后面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这篇文章同样打动了我，其中最令我感动的下面的文字——
那天我看到一幅照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独自一人举着木牌上街游行抗议教育产业化。木牌上写着：“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老教授坚定的目光，使我早就麻木的情感受到一丝触动，我看到了久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照片上老教授是孤独的，然而实际上他并不孤独！在他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呼吁平等教育机会，为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的人！
6、横向比较——我们的教育与“国际接轨”了吗？
教育“暴利”之说，恐怕很难让办学者接受，他们肯定会以“国际接轨”来算账；而且，这个“国际”，必定是接到人均收入高出中国数十倍的欧美！他们会说，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收费并不高的。
但也有人算过帐：加拿大的大学学费占人均GDP的7。2％，中国则占60％…70％，所以中国大学的收费标准实际上并没有与西方的大学“接轨”。
接轨更不会接到欧美的中小学校那里，因为西方的中小学大多是免费的，而且连学杂费、午餐费、牛奶费都一并免了！
不止一位有孩子在欧美上小学的朋友给我谈到那里的中小学教育时，都发出过相同的感叹：“那才是真正的义务教育！”
不仅欧美，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这儿十分时髦而努力的“国际接轨”，也不会接到并不比我们富裕东欧——俄罗斯、波兰、捷克……
和我们一样，这几个国家也正在进行着改制、改革的转型。我们曾经从我们的报刊上读到许多关于这类国家在改革中出现了贫穷、混乱、经济下滑、通货膨胀、怨声载道的报道。那时，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特色的改革感到多么幸运和骄傲啊！但是，即使在这些绝不会让我们羡慕的国家，也没有因为“穷”而“吃教育”！
九十年代中期，作者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那是俄罗斯最困难、最混乱时期。一次，一位朋友将国内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接到莫斯科上学。朋友只用了两天时间，没有托任何关系就办好了转学手续。
对这种在中国人看来几乎是神话般的效率，我当然惊讶，以为是钱的使然。就问她，学费是多少？朋友回答：“不收一分钱，还免费管一顿午餐，一份牛奶。”
这种真正的义务教育和免费午餐，是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孩子们都能享受到的……
还是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朋友从捷克回国探亲，给我讲了她在布拉格为女儿上学和学校当局的一次接触——
朋友是一位舞蹈演员，离异后独自带着女儿在国内生活。女儿刚刚六岁，第一天上学，班主任挨个问小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这是许多中国老师的习惯，她们或他们对学生的摸底，不是学生的学习和性格，而是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轮到朋友的女儿时，她刚说了一句“我没有爸爸……”就被同学们的笑声打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朋友的女儿因此而被同学们欺负，以至于她常常害怕到学校去。后来，朋友领着女儿去了捷克。
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母女俩以小买卖为生。因为没钱租用铺面，她每天早早地拖着一个小行李车，到中国商人那里批一点小商品，然后拉到市场或地铁口出卖。由于没有铺面，她的居留签证总是很短、很麻烦，所以身份问题比谋生更让她忧心。这种状态下，孩子的上学就自然想都不敢想。
大半年过去了，一次有同胞劝她去试一试，说是捷克上学应该没有在国内那么难。于是朋友领着女儿，忐忑不安地按别人告诉她的地址去到了一所小学。
小学的建筑很典雅，而且安静得不像一个学校。朋友走进去又马上退出来，以为走错了地方。到外免拼了拼大门上边的字母，是学校啊！才又进去。
朋友战战兢兢地见到校长；她很紧张，担心人家问她的居留身份，担心人家向她索要她拿不出来长期居留签证或是介绍信之类的手续……
校长是通过小女儿的述说才知道母女俩此行的目的——女儿已经会了一些简单的捷克语，所以常常给妈妈当翻译。朋友称女儿是她的“小嘴巴”。
听懂了母女俩是为了上学而来，那位捷克的校长十分高兴，他没有问及母亲的身份，没有看她的证件；当然更没有向她要钱，就马上将一年级的四位老师叫来，然后校长问朋友的女儿：“你喜欢跟哪位老师上学？”
这位捷克校长要让孩子自己挑老师！
女儿选定了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老师后，所有的入学手续就算办完了。
女教师将女儿领到教室，向全班30几位同学介绍了朋友的女儿，并说，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大家要欢迎她、爱她。一位小女生站起来问：“老师，我可以吻一吻外国同学吗？”
老师说可以。于是孩子们排着队走到朋友的女儿面前，轻轻地拥抱、吻她的脸颊……
下午放学回来，女儿带回了校长对妈妈问候：“你妈妈真好，她很关心你的学习。请代我向你妈妈表示感谢。”
校长感谢朋友重视教育，将孩子送到他那里……
讲到这儿，朋友又被当初感动过她的事感动了，我看见她的眼睛湿润了。我同样被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并且为她在海外当“二等公民”的遭遇，有了一丝安慰；至少在人格尊严上，这个清贫的单亲家庭得到了与别人一样的尊重。
我甚至庆幸她走了出去——尽管她很艰辛；但想想，要是留在国内，一个30多岁的舞蹈演员，靠一个人养活孩子，靠一个人的工资负担孩子的教育就不艰辛吗？如果她要到别地城市去寻找机会，她怎么解决孩子的初级教育？即使她去的城市不是首都北京，即使她并不奢望找到她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所找到的那么好的学校，我们也可以想象她领着女儿在一位位校长面前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嘴脸；最后，就算她恳求了、花费了、托了关系而允许她女儿进入学校，她能负担起女儿的借读费、择校费吗？
7、纵向的比较——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学费是20元
当“接轨”无法给利益集团带来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不谈“国际接轨”而只谈中国国情。
谈国情的时候，他们总是谦虚的、谨慎的，不再张扬，不再吹嘘我们的GDP已经连续多少年、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在这种时候，他们总会低调地告诫老百姓：不能和人家比啊，我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有13亿人口……政府要解决13亿人的温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是13亿人的教育！
是呵，一个要养活13亿人的政府该多不容易啊！再小的问题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问题；再小的支出只要乘上13亿，就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开支！
可是为什么不将辛勤劳累的人、创造财富的人乘上13亿？为什么不将人均纳税额乘上13亿？如果我们把视角变一变，13亿人口这个基数，就意味着中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向政府纳税的人，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能有13亿纳税人的养活和支撑，中国政府比起那些没有人气的小国政府该是多么的幸运和底气十足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13亿人口组成的巨大市场，应该是发展的机遇和条件，而绝非负担。
这是题外话。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们当前的教育到底算不算高价？
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虽然贫穷，但不为子女的教育发愁。
既然不能与基础条件好的西方国家比，那就跟还没有富起来的中国比。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四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无数次天灾人祸、人祸天灾——屡屡挨饿，缺吃少穿；但至少有一点毕竟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穷人怀念：那就是不必为孩子的教育发愁。只要孩子用功好学，总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最贫困的农民家庭，也是孩子能考到哪一级，就上到那一级。那时候，没有穷人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甚至自杀的！相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贫困的农民家庭，竟然有好几个孩子都读到了大学，从而彻底结束了世世代代当农民的宿命……
不过，这个类比也有几个令人尴尬之处：那几十年的中国人，全是低收入，国家几乎只给劳动者发放饭钱——很多时候连吃饭都是紧巴巴的——其余的，住房啦、医疗啦、教育啦，政府理所当然应该包揽下来；再者，那几十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比现在低，考上大学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的机会；再加上政治原因——因出身不好而被高等教育拒之门外；以及在“文革”期间，干脆全国停课十年！真是空前绝后啊！别说欧美，即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被日本人的侵略搞得筋疲力尽、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学校也没有过大面积、长时间停课。这也足以证明教育在中国的神圣……
因此，我们不比前四十年，我们将视线往前移，移向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
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
那时，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没有富起来；
那时，政府肯定没有钱搞大学义务教育，学校也不会有钱贴给学生，所以当时的教育成本应该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那时，北京大学一年的学费是20元
著名的数理语言学家陈明远先生做了一个关于学费问题的调查报告。陈老先生的这份调查报告资料翔实，影响很大，引发出许多对中国当代教育问题的思考——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 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
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20个银圆对30年代的平民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一个银圆的购买力到底是有多大？
作者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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