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调查- 第14部分

　　一些女学生凭借着漂亮，拍广告、当模特、搞促销，很快就进入高收入、高消费行列；但也有凭借着漂亮走进夜总会的；于是，兼职与“傍大款”、与找有钱“男朋友”的界限就模糊了。

　　电影《手机》中，有这样一个镜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某艺术院校的门外，半夜开来了一辆小轿车，从里面居然钻出十几个青春靓丽的女生！不少观众看到此都哈哈大笑。这不过是艺术院校女生“傍大款”，甚至被有钱人“包”的真实写照。

　　在网上看到一名女大学生撰文写下她大学四年的心灵历程：她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入校之初，看到室友们一次次被男友用豪华小车接走时，开始她还鄙夷。但以后，从鄙夷到漠然，再到莫名的孤独和恐惧，最后变成了羡慕。宿舍里盛行的攀比之风最后促使她也开始找有钱的“男友”。

　　她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位台湾老板；而这位台湾老板，还是室友介绍的。

　　5、物欲冲击下的精神荒漠

　　物欲为何有如此大的力量，能将少男少女异化成一个个“物质女孩”、“物质男孩”？

　　因为理想的缺失。

　　前两年，一部怀旧色彩浓厚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中国热播。那个只知打仗、只为打仗而活着的大老粗军人石光荣的形象，一时成为我们这个精英时代家喻户晓的名字——他那近乎于粗鄙的直率、近乎于简单的执着，他那轻世俗物质生活重精神理想（当兵、打仗、上战场）的价值取向，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久违了的理想、激情，从而使许多观众仿佛在极度饥渴时突然畅饮到一杯清醇的山泉。

　　紧跟着又有了几部非常相似的连续剧《军歌嘹亮》、《军人机密》在各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并且让这些电视剧的投资人赚了个盆满钵满；据说，还有好几部类似的军人题材正在筹备拍摄。

　　然而，畅饮之后，不少观众开始了对过去岁月的回顾，于是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开放前的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岁月？在那个岁月里，哪些人最富理想和激情？这些理想和激情最终给中国、中国人和他们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结局？

　　这的确是值得回忆和思考的问题。

　　1949年之前当然不必说了，那时，投身到大时代洪流的人——知识分子也好，穷苦的工农大众也好，哪一个不是满怀着拯救中国、建设中国的理想和激情？

　　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在多半个世纪的表现，即使不能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知识分子，但绝对是最优秀的——他们带着忧国忧民的深深责任、带着向黑暗势力作不懈斗争的勇气、带着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理想和激情投身到那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不敢说那个时代投身于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中没有投机分子，但那毕竟是少数，是个别。

　　因此，我们不说1949年之前，而只说1978年开放之前。

　　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多少科技人员、专家学者常年工作在艰苦的一线而很少考虑过个人的得失；更多的热血青年，带着理想和激情走出校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工厂、到矿山、到边疆去磨炼自己，奉献青春。在50…60年代，到艰苦的地方去是大多数青年学生的自觉，那是不需要校方动员的。绝对没有为留在北京上海、留在都市而放弃自己的专业和理想；

　　那时，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政治激情更让人感动：几十万被打成右派和更多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就是为了让心中的理想能成为中国的现实，才理想主义地、富有激情地站出来批评和批判一切阻碍时代进步的丑恶；

　　即使在政治恐怖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放弃社会理想，没有停止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没有在残酷的政治迫害面前丢弃自己的政治激情；那二三十年，有多少像林召、张志新那样的有志之士啊！胡风、顾准、遇罗克、张九莲，以及1976年“四五”的天安门事件、1986年冬季的学潮、1989年夏季的政治风波，不管这些事件最后如何定性，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都深深地打动了世界，打动了历史，都深刻地证明了那才是真正的理想和激情的岁月啊！

　　我们在谈及《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说了这么多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激情，并不是要说那个石光荣就不光荣，也不是说军人中就没有富有理想和激情的出类拔萃之辈。彭德怀元帅敢在一片莺歌燕舞声中，说出农村政策的破产和灾难性后果，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因为农民所经受的苦难而骂娘，那难道不是政治勇气、政治责任和政治激情的表现吗？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今天的电视剧编导，把这样的理想和激情再现出来。他们是在从事商业活动。是商人，就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商品能以顺利上市。

　　我们要说的是，这些怀旧的戏之所以能有那么高的收视率，不是观众从中看到了理想和激情，而是因为丢失理想和激情所造成的精神饥渴，使处在精神沙漠中的中国人饥渴难捱、饥不择食……

　　这饥渴来自当代精神生活的贫乏，来自对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的深刻绝望。

　　物欲的潮流之所以能冲进大学校园并且所向无敌，就因为青年学子们理想的缺失。

　　6、丢失的不仅仅是社会理想，还有做人的本分

　　可以说，社会责任、社会理想的缺失是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人精神危机中最深刻的危机。

　　对物质财富地追求几乎成了当今许多大学生的全部人生目标。

　　也不能说今天青年中已经了没有了有志之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成功塑造了无数当代青年理想和志气——盖茨式的迅速成功、巨大成功，成了今日有志青年的梦想——进入金融、资本市场，寻找挖第一桶金的机会、一夜暴富的机会；然后，向更高的目标奋斗：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

　　这样的志气理想不可谓不大，但实现的几率微乎其微，所以大多数当代学子都能迅速地从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对此，他们直言不讳地写出这么一个公式：梦想＝一辆车＋一套房子＋一条狗＋一个老婆。

　　有了老婆、房子车子以后干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回答很干脆：挣够100万，40岁退休，享受生活。

　　要一套房子、一辆车并没有错；我们已经进入了小康嘛。什么是小康？中国那位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早就给我们有过具体的描述：“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所以要一套房子，应该是非常艰苦朴素的了；

　　要一个老婆更没有错，比起那些有了老婆还包“二奶”，有了“二奶”还养“情人”，有了情人还带“小蜜”的大款或大官来，要一个老婆既可爱又高尚，并且还能对社会的稳定作出贡献——一个两人世界或一个个三口之家，不正是一个稳定社会的基本元素吗？所以，要一个老婆应该是最本分和最安分守己的了；

　　想挣一百万也没有错。有物资追求，但这种追求又如此朴素，只要100万，然后就退休。他们要100万，只是为了过那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作准备的，比起那些野心勃勃地寻找第一桶金、然后以此为资本再从更多人那里去捞钱的勃勃野心，他们算是本分的了。

　　没有理想，但有本分，这对做人来说也很不错。过去，中国人穷了好几千年，但穷得本分，不焦虑、不浮躁，不见利忘义，不投机取巧，不坑人骗人，不制假售假；而知识分子的本分则是是安贫乐道，是饿着肚子也要读书，也要关心国家大事，也要讲知识分子“以天下己任”；这与当代年轻人中流行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无关”形成了强烈对比。

　　所以我们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大学生不能尽知识分子的职责，只为自己负责；不关心国家大事，只做小事尽一个普通人的本分，也不错。

　　但他们做不到。

　　当今中国，“本分”这个词早在十几年前就被“反传统”的文化思考和“发家致富”的经济蛊惑挤走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即使是只能做小事、只能挣小钱的也不本分——那些摆小摊、做小买卖的，那些做豆腐、生豆芽的，那些卖包子、炸油条的，要是能本分，中国人何至于那怕买几块钱的小东西，都会战战兢兢，没有一点安全感？何况，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他们有过十年寒窗的付出，凭什么要他们尽普通人都难以做到的本分？

　　这些年，人人都变得不本分，是因为看到许多人挣钱很容易——不需要文化、不需要才干、不需要勤奋，更不需要诚信。只要看准机会、敢出手，个个都能发财，只要发了财马上就成了“成功人士”。

　　可以说，当今中国的道德危机、信誉危机、主要来自因机会太多而产生的全民性的不本分。

　　记得一次在国外旅游，全家在海滩上休闲。卖海鲜的小贩过来了，是装在保温桶里的。大虾、海蟹，就像刚从海里捞出来就直接加工的那么新鲜；还有热蓬蓬的米饭和小菜。小贩拿出一次性的小碗小碟，在我们面前摆上。丰盛、鲜美，给人的感觉甚至超过了大饭店里的海鲜，可价格低廉得让人不敢相信。小贩还放上一只塑料袋，叮咛我们将垃圾丢在里面。

　　我们慢慢地吃，却见那小贩总在四周转悠，并不走。我们没有理会，以为他在等生意。过了至少一小时吧，正要收拾垃圾时，那个小贩赶紧过来，将垃圾收拾去了。

　　他是在等我们吃完，好收拾垃圾；而当时的海边根本没有监管的人！

　　这就是本分。如果这个小贩不本分，他会急于去做他的买卖，才不会在乎海滩会不会被污染呢（看看我们旅游景点的地上就知道了！）；如果这个小贩发财心切，他可以向我这个拖儿带女的外国人漫天要价（也想想国内旅游景点的物价！）；如果他不安于这种既低微又赚不了大钱的小营生，他会昧着良心卖劣质海鲜，会挖空心思盘算怎样尽快地赚大钱、尽早地做起大买卖……

　　但我看得出来，这个小贩能这么认真而从容地对待自己的职业，他一定已经做了很久；而且，还要这么一直做下去，所以才会如此从从容容、不焦不燥……

　　我当时还想，中国过去不是也有许多这样的小商贩吗？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小买卖不可能发财，可还是一代代地做下去，还是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小手艺、小生意做好、做精，觉得这是自己的本分。

　　这种本分造就了许多安分守己的小商贩、小手艺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小买卖、小手艺，给了社会许多温馨的服务，成为一个安宁、安全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可以说，正是这种本分才是支撑一个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说，失去理想，胸无大志还不是当代青年的致命伤。本来，青年知识分子不做大事干小事，不能忧国忧民，能做好自己的事也不算错误，更不会天下大乱；但如果当代青年在追求那种可怜的、鼠目寸光的现实主义目标时，没有从容的心态，没有脚踏实地的本分，那就不仅仅是理想缺失，而是道德危机了……

　　7、三个农民骗了2000个大学生

　　回顾2004年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新闻，北航教授索要10万元才给录取通知书的事件，肯定名列第一；2000名大学生被几个初中文化的农民骗去搞非法传销的新闻，应该紧随其后，排序第二。

　　一条属于教师，一条属于学生。前者我们有过介绍；后者发生在重庆。

　　这个由学生参与的非法传销案之所以轰动全国，是因为“几千名传销人员中，90％左右的是正规高校的本科生。”

　　为了钱，几千名大学生（其中不乏北京的名牌大学）毅然决然放弃学业；为了钱，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居然被几个初中文化的骗子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思想和行为（这让人想起了前些年，一个女研究生被没有文化的人贩子骗到山区给农民做老婆的事件）。这与其说是这些天之骄子的智商和社会知识低下得令人失望、令人可怜，不如说是我们高等教育的大失败！

　　先看看事件的基本线索：

　　秦永军，38岁，是河南省项城市孙店镇解堂村人，初中文化。他何以令2000名大学生身陷传销泥潭欲罢不能？

　　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短短半年间，秦永军和他的下线诱骗全国各地2000多名大学生到重庆搞传销，被骗者不乏北大、清华、西安交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月1日，总理温家宝对此案亲笔批示：“要严厉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学校要采取措施防止学生受骗参与传销活动。”

　　此后，副总理吴仪、公安部长周永康等中央高层先后对案件作出批示。（北京《新京报》2004年6月28日）

　　这些大学生是如何深陷非法传销的的泥潭？当媒体和相关执法部门对他们进行解救时，他们又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那些传销组织者并没有用暴力胁持大学生参加。他们仅仅靠花言巧语就使大学生产生了兴趣，就义无反顾地去了；就像那个用花言巧语骗得女研究生跟她走的人贩子（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告诉女研究生，她能买到很便宜的银元）一样。不一样的是，人贩子最终是用暴力才让女研究生就范，被迫当了农民的老婆；而传销组织者始终没有采用暴力。

　　他们靠什么？

　　靠给大学生上课！

　　这些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传销者，给见识过著名教授、聆听过知识精英教诲的大学生上课！这真是一个笑话——一个中国式教育的笑话。

　　但如果我们听到、或看到这种上课的形式和内容就笑不起来了；这不是笑话，而是一个悲剧——中国式教育的悲剧。

　　第一课是培训老师的成功课，“成功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是在一间小屋里做游戏，要求每个人上台演讲，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