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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报告 作者：赵启强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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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探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书。
俄罗斯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下了一个非常简炼的定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预见到并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文化批评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A·W·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有过相似的定义：“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是“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是的，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社会罪恶的愤怒，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世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你的良心，你要不屈不挠。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俄罗斯知识分子》P27）
顾炎武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中国老百姓也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是让没有学识、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的平民百姓来关心、思考或承担国家兴亡的责任，确实强人所难；对于国家的衰落，尤其当社会因权力肆虐而民不聊生，或因世风日下而出现如李汝珍所感叹的“人心不古，都尚奢华”时，恰恰应该由学者、知识分子站出来承担责任——敢于向权力直言，迫使其改弦易辙，以救祸乱；敢于声讨世间的邪恶势力，迫使其改恶为善；敢于向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贪欲挑战，而绝不媚俗。
这些特点注定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他是权势的挑战者，是民族苦难的承载人。他不可逃避地面对着某个强大的势力，为民众的苦难呐喊，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抵制权力的迫害或者诱惑，他与权力斗、与恶势力斗、与恶习斗，也与自己面对力量悬殊的对手时所产生的动摇和懦怯斗；在这些搏斗和挣扎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单薄的，孤独无助的，但正是有了这些惨烈的、寡不敌众的搏斗，即使最黑暗的历史也会经常闪现出瑰丽的光芒。
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是所有知识分子作品的永恒主题。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封建专制几千年，现代政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从无数次历史变革的成败、悲喜中，迎来了一次次精神的升华或者沉沦；但无论是一次次精神上的凯旋，还是一次次沉沦和堕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或者光辉灿烂，或者黯淡失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延续千年不变的生存状态：抗争胜利了，知识分子便获得了社会的主体资格，有了与权力不相上下的话语权、也有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辉煌；有时，知识分子被国家逼向社会的边沿，被权力扭曲成见风使舵、或噤若寒蝉的可怜虫，躲在破残不堪的象牙塔内瑟瑟发抖……
但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顽强的存在着，在与权力的对抗中，他们从没有过全军覆灭的惨败，从没有过被权力彻底消灭、或整体性收买的悲剧——升华、沦落，辉煌、黯淡，周而复始，知识分子抗争、失败、崛起，再失败、再抗争，它永远存在，并且与权力共同支撑起一片“天下”……
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此重要，如果他沉默了，权力便会腐败；如果他倒下了，“天下”便会坍塌一块、给社会留下一片精神的废墟；如果他堕落了、败坏了，那问题将更加严重——整个民族便会如见鬼了、着魔了似地失魂落魄……
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恰恰在中国上演了，而且来得十分突然，就如清代纪昀所言：“既不炳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
这先生是知识分子，这鬼便是近十多年来横扫中国社会的金钱。
金钱对中国的扫荡来势凶猛，它以神话般的力量直指国家，也直指知识分子；它在颠覆了权力之后，又立即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颠覆。
知识分子还没有搞清楚那力量是敌是友，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从没有过的前后夹击。那真是一次猝不及防，突然遭遇的战争，仅仅几个回合，知识分子便败下阵来，并且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到世纪交替时，有人发出了沉痛地诘问——今日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是呵，今天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如果没有了知识分子，中国将会怎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冰心老人就发出过这样的质问——当时，有人以这样三句话提醒当政者：“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冰心老人敏锐地觉察到其中没有提及知识分子，从而对说话人藐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表示极度的不满，她当即著文，尖锐地问道：“无士则如何？”
历史的回答严酷而斩钉截铁：“无士则亡！”
著名学者陈寅恪也作过类似地回答：“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陈寅恪的假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现实。
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 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次败北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二十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二十年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好的二十年；打败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是权力，而是权与钱的合力夹击。
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被权钱合力打翻在地，还被金钱所肢解、所阉割；直至整体性地被夺去魂魄。
这本探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轨迹的作品，就是要把权力和资本——主要是资本，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过程揭示出来。
说通俗一点，是要搞清楚官员和富人——主要是富人，是如何影响并最终改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感情；
说文雅一点则是，我们想通过权力中国、财富中国、文化中国三者相互对抗、撕扯、合流、交融的全过程，来解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搏斗、挣扎和最后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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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关注当代中国的精神堕落时，首先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缺陷。而知识分子中，我们的关注重点又是许多教授学者的腐败。这不是要证明教育界是当代中国道德滑坡的“重灾区”，而是因为校园原本是一个最不该腐败的净土，因为校园比任何一个机构更能影响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前途——那里不仅集中了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还孕育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可以不夸张地说，对当代社会来说，教育的质量决定一个民族的质量；今天有什么样的校园，一二十年后，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再往大里说：中国校园的命运和前途，将决定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
因此，我们谈中国人的精神品质、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就不能不把视线投向中国的校园……
先从中国教育的大背景说起。
1、教育经费投入低，基础教育负债高
2003年3月6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称，中国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为2640亿元。
这个数字很低：中国一年的教育投入，还比不上职务消费的两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
中国教育经费投入只占中国经济总值的百分之三点几，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
与教育投入短缺相对应的是，中国基础教育的负债总额急剧上升——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23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说，“经审计调查17个省（区、市）50个县的基础教育经费，发现存在基础教育负债严重。
李金华说，50个县2001年底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2002年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又增长了25。7％，达38。98亿元。负债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教育经费投入增长速度，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80％，最高的四川省小金县负债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6倍多。同时教育负债面也很广，有些县80％以上的中小学都有负债，宁夏中宁县中小学负债面达96％。债务已经成为县乡政府和学校的沉重负担。”
教育经费投入低，负债高的结果是，学校乱收费成了当今中国久治不愈的顽症。
还是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2004年6月在全国人大所作审计报告中的数据——
李金华说，“50个县基础教育收费规模仍呈增长趋势。2002年收费总额23。2亿元，比上年增长7。8％，学生人均负担469元，增长4。68％。乱收费问题仍然存在，50个县中有45个县存在此问题，2001年以来共违规收费4。13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违规出台政策收费2。46亿元，中小学自行违规收费1。67亿元。江苏省溧水县10所中小学违规收费达3049万元，占同期全部收费的39％。”
据新华社的消息，教育乱收费问题已经引起了执政党最高层的关注，中共政治局常委吴官正责成相关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进行调研，并强调，对那些仍然我行我素、违反规定乱收费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共发现教育乱收费问题2566个，清理取消违规收费项目累计361项，109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广州市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张铁明研究员说，‘一些重点学校每年收的赞助费超过千万也不稀奇。’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十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3日）
2000亿！而我们轰轰烈烈搞了十年的“希望工程”，募集资金只有20亿。
2、天怒人怨说教育
学校乱收费已经让许多贫困或不太贫困的家庭，不堪负担子女的教育；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以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的发言为证：
——从教二十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于小文，在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二次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教育是国家一项根本性的事业，应当最纯洁、最重要。但是现在一些学校的暴利问题突出，甚至有人称教育为一个暴利行业”；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对教育的高收费表示了强烈地关注，他问，“教育收费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沉重负担，是因为教育成本增大了，还是滋生了一些人的腐败？”
教育暴利与教育腐败是一对双胞胎，这是最近几届“两会”代表、委员普遍关心的问题。
以下是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的报道：
在江苏代表团驻地国谊宾馆大堂，南京林业大学教授赵奇僧代表给记者讲了一件事：去年，一位同事的孩子中考时距当地重点中学录取线差1分，最后花了4万元才获得一个入学名额。“要上学吗？拿钱来！”把教育扭曲成一种赤裸裸的商业活动，把本应由政府投入的教育投资，变相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这对大多数工薪家庭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负担。
对此，扬州大学教授刘秀梵代表发表了看法。“最近新闻单位报道的有关沈阳市教育收费情况，就让人心中不平。每年沈阳市小学新生入学和初中（民办公助）招生，市物价局规定每名学生只收9000元，但到了各学校则变成漫天开价，有的收2万，有的收3万，甚至收5万，令学生家长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必须下决心治一治了。”
更大的腐败集中在高校。赵奇僧代表说，“一些地方高校扩招后，教学质量滑坡无人关注，教师岗位津贴却大幅上升。据调查，一些高校平均每名教师仅工资、津贴等收入加起来就有六七万元，远远超出当地公务员的薪金。华北地区一沿海大城市所做的统计表明，高校教师如今已被列入高收入阶层。单靠国家拨款，教师无论如何也无法跻身富人行列，‘吃学生’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种做法难道不是教育腐败吗？”（新华社记者翟伟、刘军、奚彬：《要上学吗？拿钱来！——人大代表痛斥教育领域腐败之风》）
教育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相当稳定的恶性循环：投入低—负债高—乱收费；最后是“吃教育”……
谁在“吃教育”、“吃学生”？当然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和校长们；靠什么吃？靠的是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紧缺。各级学校的掌门人将市场经济法则引入校园，利用供不应求的教育资源牟取暴利。他们将教育变成商品，明码标价，花样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择校费、赞助费、补课费、中考费、转学费、水费、电费、自习费、基建费、计算机费、耳机费、资料费、取暖费，以及各种强化班、提高班、特色班、重点班、实验班的费用等；一些基层政府则通过中小学校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敬老院费、保安费、集资费、危房改造费、代课教师工资、超计划生育罚款、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