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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的各个阶段（如果在作了以上说明之后，仍有必要加以回顾的话）可以叙述如下。谷物价格上升，为的是偿付在劣质土地上或用花费较多方法生产更多的谷物所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就这种增加的谷物来说，上涨的价格只不过相当于增加的费用；但是当所有谷物的价格都上升时，价格的上升便会给所有谷物（除了最后生产出来的那些外）带来超额利润。假设某一农民过去惯于按照每夸脱40先令的价格生产小麦，总共生产100夸脱，现在需要120夸脱，其中最后20夸脱只能按每夸脱45先令的价格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农民就不仅仅是从最后20夸脱上每夸脱多获得5先令，而是从全部120夸脱上每夸脱多获得5先令。因而，他除了得到普通利润外，还可以得到25镑超额利润，不过，在自由竞争状态下，他并不能把超额利润据为己有。然而，也不能迫使他把超额利润转让给消费者，因为如果价格低于每夸脱45先令，他就不会生产那最后20夸脱。于是，价格会保持在每夸脱45先令这一水平上，而在竞争的作用下，那25镑超额利润不是转让给消费者，而是转让给地主。所以，在生产方法没有得到改进的情况下，若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则地租必然上涨。这是一条真理，在作了以上最后证明之后，我们在下文中将把这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上面引入的这一新因素，即粮食需求的增加，除了使地租上升外，还会扰乱产品在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人口的增加会减少劳动的报酬，而如果劳动成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按同一幅度减少的话，则利润便会相应增加。然而，如果人口的增加导致粮食产量增加，增加的粮食又必须以较高的费用来生产，那么，劳动成本与劳动的实际报酬就不会按同一幅度减少，因而利润也就不会相应地得到提高。甚至有可能一点也不提高。劳动者的生活也许一向很好，现在所遭受的损失只不过是减少其他方面的享受，而不必减少自己所吃的粮食，也不必降低自己所吃粮食的质量。为增加的人口生产粮食会使生产粮食的费用大大增加，以致工资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可能仍代表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成本，可能仍是同从前一样多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根据这种假设，劳动者遭受的损失部分被生产最后那份农产品所需增加的劳动吸收了，其余部分为地主所得，只有地主总能分享到人口增加带来的好处。
第二节 第二种情形：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
现在让我们把假设颠倒过来，不假设资本保持不变，人口增加，而假设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生产方法，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们通过努力后来获得的，都仍和以前一样假定未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实际工资不会下降，而会上升；既然生产劳动者消费的物品所支付的费用没有减少，工资的上升也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相应增加和利润的减少。换句话说就是，既然劳动者人数没有增加，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也同以前一样，总产品就不会增加，增加工资就必然使资本家遭受损失。劳动成本增加的幅度，也并非不可能大于实际劳动报酬增加的幅度。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劳动者以前的生活也许很糟，甚至吃不饱，现在也许会增加粮食消费量，或用一部分或全部增加的收入来购买更好的粮食，例如不再吃燕麦戈马铃薯，而改吃小麦，因此而需要更多的劳动和土地。农业生产的扩大，通常意味着生产费用增加，价格上涨，结果，劳动成本不仅会因为劳动报酬增加而上升，而且还会因为构成劳动报酬的商品涨价而进一步上升（从而利润进一步下降）。这些因素会导致地租上升。此时，资本家的所失便会超过劳动者的所得，超过的这部分，有些会转给地主，有些会被在劣质土地上种粮食的费用或用生产率较低的方法种粮食的费用所吞噬。
第三节 第三种情形：人口和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加，生产技术保持不变
上面考察了两种简单情形，一种是人口增长，资本保持不变，另一种是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现在我们要考察两种增长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情形，即人口和资本同时增加的情形。如果其中一个因素的增加快于另一个因素，那就与前面讨论过的那两种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了，所以我们假设它们以相同的速度增加；检验速度是否相同的方法，是看每个工人获得的商品是否和以前一样，数量是否和以前相等。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双重增长对地租和利润的影响。
人口增长而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不恶化，当然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由于假设生产技术保持不变，增加的粮食必然要用较高的费用来生产。为补偿生产较多的粮食而支付的较高费用，农产品的价格必然上涨。尽管只是一部分粮食的生产费用有所上升，但价格的上涨却会扩展到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粮食，超额利润由此而会大大增加，在竞争的作用下，这种超额利润会转到地主手中。无论是用产品数量来衡量，还是用劳动成本来衡量，地租都会上升；与此同时，既然我们假定工资在数量上保持不变，则其所包含的劳动成本便会增加。劳动者得到的必需品同以前一样多，货币工资也就必然会提高；由于所有生产部门的货币工资都将提高，因而资本家无法通过改变经营项目来使自己得到补偿，损失也就必然要由利润来承担。
由此可见，资本和人口增加的趋势会在牺牲利润的情况下使地租上升，尽管地租并没有获得所损失的全部利润，其中一部分被增加的生产费用吸收了，也就是被用来雇用或养活更多的劳动者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当然，这里的所谓利润应当理解为利润率；因为如果资本数量增加，即便利润率降低，从绝对数量上说，利润总额也仍会增加，尽管相对于总产品而言利润总额减少了。
这种利润下降的趋势经常被生产上的改良所抵消，不管这种改良是起因于知识的增加还是起因于更多地利用已经获得的知识。这就是前述三个因素中的第三个因素，该因素对产品分配的影响我们已答应要进行考察。为考察的方便起见，同考察另外两个因素时一样，我们将首先假设它是单独发生作用的。
第四节 第四种情形：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和资本保持不变
让我们假设资本和人口保持不变，生产技术突然得到了改良；生产技术得到改良的原因是：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机器或较为省钱的生产方法，或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得到较为便宜的商品。
生产上的改良所涉及的，可以是劳动阶级日常消费的某些必需品或享乐品，也可以是专供富人消费的奢侈品。不过，产业上的那些巨大改良只有极少数完全属于后一类。农业改良（除了那些只涉及珍稀产品的改良外）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主要开支项目。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提供动力的发明，适用于制造所有物品，当然也适用于制造劳动者消费的物品。甚至机动织机和多轴纺纱机，虽然当初只用来制造最为精美的纺织品，但也同样可以用来制造劳动阶级穿着的粗糙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对机车的各种改良，不但会降低奢侈品的运费，而且也会降低必需品的运费。新的贸易部门的设立，几乎总是会直接或间接地降低某些大众消费物品的生产费用或输入费用。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生产上的改良一般都会降低劳动阶级所消费的商品的价格。
若生产上的某项改良所影响的不是一般劳动者消费的商品，则该项改良便不会改变总产品的分配状况。的确，受到影响的那些特殊商品会降价Z既然可以用较少的费用生产它们，它们的价值和价格也就会降低，所有那些消费它们的人，无论是地主、资本家还是有技术而享有特权的劳动者，也就会得到更多的享乐品。然而，利润率却不会提高。按商品数量计算，利润总额固然增大了，但如果按照这些受到改良影响的商品计算，资本的价值也提高了。因而资本的利润率同以前是一样的。资本家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而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而受益。地主和享有特权的劳动阶级如果也消费这些商品，则可分享这种利益。
生产上的改良如果减少的是生活必需的生产费用或广大劳动者日常消费的商品的生产费用，情况便会与此不同。在这里，各种不同力量的相互作用是相当复杂的，因而需要作较为仔细的分析。
前面曾说过，农业方面的改良可分为两种。有些农业改良仅仅节省劳动，使一定数量的粮食可以用较少的费用生产出来，但并不减少土地的耕种面积。另外一些农业改良则不仅使一定面积的土地能以较少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而且还可以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产品，因而如果不需要更多的产品，就会有一部分耕地被闲置，由于被闲置的往往是生产力最低的土地，所以调节市场的就将是比以前好的土地。
要说明农业改良的作用，我们就必须假设这种改良是突然发生的，以使在改良期间资本和人口不增加。其作用首先是使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下跌。这是上述两种农业改良．特别是后一种农业改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第一种改良既然没有增加产品，也就不会使任何土地闲置，耕种边际（查默斯博士语）就会同以前一样，农业无论从耕种面积上说还是从耕作的精细程度上说都不会后退，调节农产品价格的仍是过去那些土地和资本。但是，既然这些土地或资本以及其他所有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资本现在能以较少的费用生产粮食，因而粮食的价格也就会相应降低。若生产费用节省了十分之一，粮食的价格也就会下降十分之一。
但假设改良是第二种，不仅使土地能用比过去少十分之一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粮食，而且使土地能用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比以前多十分之一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改良所带来的结果会更为明显。此时可以缩减耕种面积，用较少的土地便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即使现在较少的土地和过去较多的土地平均说来质量是一样的，粮食价格也会下降十分之一，因为现在用比过去少十分之一的劳动便可以生产出同样多的粮食。但是，既然被放弃的那部分土地是肥力最低的土地，以后调节粮食价格的土地就将是比过去质量好的土地。所以，生产费用除了因为生产技术的改良而降低十分之一外，还会相应于农业的“边际”转向肥力较高的土地而进一步降低。因此，粮食价格的下降是双重的。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种突然的改良对产品的分配产生的影响，先考察对地租产生的影响。两种改良的前一种将使地租下降，后一种将使地租更大幅度地下降。
假设对粮食的需求，要求人们耕种三级土地，这三级土地以相同的面积和相同的生产费用可以分别生产出100、80和60蒲式耳小麦。小麦的价格平均说来将正好使人们耕种第三级土地也能得到普通利润。所以，第一级土地将提供40蒲式耳超额利润，第二级土地将提供20蒲式耳超额利润，这些将构成地主的地租。首先让我们假设农业改良没有使土地能生产出更多的谷物，但却可以用比过去少四分之一的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小麦的价格将下降四分之一，80蒲式耳小麦的售价将与过去60蒲式耳小麦的售价相同。但第三级土地生产的产品仍然是为人们所需要的，由于生产费用与价格按同一幅度下降，所以耕种这级土地仍能带来普通利润。第一级和第二级土地也仍将分别提供4O蒲式耳和20蒲式耳剩余利润，因而谷物地租仍将和以前一样。但既然谷物价格下降了四分之一，所以谷物地租所能换得的货币和所有其他商品也就减少了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如果地主用其收入购买制造品或外国产品，那他的生活水平便下降了四分之一。他作为地主所得到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一，只有作为谷物的消费者，他的境况才和过去一样。
如果是另一种农业改良，则地租会以更大的幅度下降。假设现在生产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数量，不仅所使用的劳动可以减少四分之一，而且所使用的土地也可以减少四分之一。如果继续耕种全部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就会远远超过市场的需要。现在必须放弃一部分土地，这部分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等于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由于第二级土地生产的粮食正好等于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240蒲式耳中的60蒲式耳），因而这级土地将被闲置。现在只耕种第一级和第二级便可以生产出240蒲式耳，第一级土地可以生产出100蒲式耳加三分之一即1331/3蒲式耳，第二级土地可以生产出80蒲式耳加三分之一即1062/3蒲式耳，总计正好240蒲式耳。现在最差的土地是第二级土地，而不是第三级土地，调节粮食价格的便也是第二级土地。现在要偿付资本外加普通利润，得用1062/3浦式耳而不是60蒲式耳。因此，小麦的价格将不象在第一种农业改良的情况下那样按60与8O之比下降，而是按60与1062/3之比下降。即便如此，也仍未能充分说明地租所受到的影响。现在第二级土地的全部产品都得用来偿付生产费用。第二级土地既然是最差的土地，也就不支付地租。第一级土地将只提供262/3蒲式耳地租而不是40蒲式耳地租，即1331/3蒲式耳与1062/3蒲式耳之间的差额。全体地主仅就谷物地租而言就将损失60蒲式耳中的331/3蒲式耳，与此同时，所剩下的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