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农联盟的代表者。共产党是不可能背离这个基础。
而共产党执政的手段，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并非以“超阶级”理论来蛊惑大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政治洗脑，至少我对此并无兴趣。明天，我的记者审批就可完成，那时候，我就可以开始进行自由采访了。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6日
我一直不相信中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不过我现在稍微有些相信了。至少在共和国最大的民间交流平台——网络上，言论自由的程度令我瞠目结舌。不得不承认，美国本土的网络研发仅仅在开始阶段，个人电脑大多数都是从共和国进口的。网络更是极少数的专利。而在共和国，网络普及率高达25％，甚至更高。这些人都是共和国最富有的阶层，如果在美国的话，应该说他们就是社会中坚阶层。
在这些人为主的共和国网络上，你随时可以看到“五毛党”与“五美分党”的争论，当然根据叔叔的宝贵证词，从前年开始，又出现了“一卢布党”。
这些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五毛党”代表了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绝对支持。但是叔叔稍微有些遗憾的告诉我，所谓的“五毛党”，更代表的是中国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美分党”则代表了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或者说更像是一群“对政治权力过度渴望”的失败者。
“一卢布党”党则是支持苏联经济模式的那群人，某种意义上，也像是社会上的另一种失败者。
除此之外，还有“五麻袋党”，“五卢比党”等少数派存在。
他们在网络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特别是“五毛党”与“五美分党”之间的争论，我感觉更像是美国国内棒球联赛后，体育酒吧里面那些醉酒者之间的争论。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五美分党”都能够归罪到体制问题，或者归罪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以我有些怀疑，美国情报机构是不是真的向这些人派发工资。而且说句较为客观的话，如果在美国，有美国公民这样诋毁美国，我认为他绝对享受不到在共和国这样自由发言的权力。
对此，叔叔倒是笑着承认，这就是他喜欢中国的原因，“中国是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国度。”
除了对于政治，对于国家施政的争论之外，网络上还有很多对于社会事件，特别是历史辛秘的描述文章。其描写很像是美国三流黄色小报的手笔。
对这些人，叔叔特别引用了共和国网络上的定语——“有良心的年轻历史发明家”。
我很奇怪，这等明显具有道德败坏倾向的人，为何能够如此肆意在网络上宣传自己的言论，叔叔用一句话做了结论，“真正的言论自由，从来都是如此。”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一贯支持言论自由。公民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不过我并不希望言论自由被这样的利用。不正确的言论或许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是对不正确的东西，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但是在网络上，我明显没有看到有这样力度的监管。
上帝保佑，我竟然生出监管言论的念头。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0日
凡是接受我采访的中国公民，大部分第一时间都会有些警觉。当然也有非常热情地接受我采访的人。凡是警觉的，言谈都会比较谨慎，其余的则无一例外的批评共产党的执政。对此，我的叔叔希望我能够坚持记者中立立场。他在中国这么多年，对此的评价是，“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记忆犹新，无论对共产党是否满意，他们的对外国干涉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当然，也会有希望外国干涉中国事务的中国人存在，但是他们在中国绝对是少数。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少数。”
保护少数者的利益不受侵害，本身就是民主的一大特点。我和叔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叔叔只是无奈的笑了笑，他解释道：“中国的少数持不同政见的人，他们的理念是要凌驾大多数之上。很明显，这已经不是保护少数人利益的问题了。”
对此，我相当的无言。如果叔叔的话是真的，中国的少数派和美国的少数派真的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呢。
叔叔继续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中国政府习惯性的对少数派不闻不问，不予支持，也不予压迫。而中国多数派对于少数派也是这样的太多在中国有句谚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少数派必须弄出更大的动静，才能够得到更多利益，所以中国的少数派更具攻击性。”
听了这个评论，我想起了叔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9日
今天我采访了中国奥委会的一位主任，他明显非常忙碌，桌子上的固定电话和他的移动电话不停的在响。所以经过一番简短的充满了官僚主义风格的热情、严谨的发言之后，这位主任就把我打发走了。我不得不去旁听新闻发言人的例行新闻发布会议。
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我在大街上步行回旅馆。遇到了一例当街盗窃事件，失主在狂奔的刀贼背后平民追赶，而周围的群众自发的围堵盗贼。当盗贼被按倒在地的时候，群众自发的对其进行了殴打。
巡警赶到之后，盗贼终于被解救出来。巡警队围殴盗贼的群众讲解了一下基本人权的问题，对此我引用如下，“我知道大家对小偷恨之入骨，我们也支持见义勇为。不过呢，小偷盗窃罪不至死，所以大家以后下手轻点，把他打死了，自己也要吃官司。随便打打就行了。”
这位巡警也在我住的旅馆附近巡逻，我们见过十几次。所以我得以采访了他。对于我询问盗贼的权力如何被保护的问题，巡警倒是很坦然。“我们首先保障的是守法公民的权益不受侵害。群众自发的过激行为，我认为有净化社会环境的效应。”
对于我质疑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力是否应该得到保护的时候，警察对我说了句中国谚语，“不要光看到贼娃子挨打，你也要看到贼娃子吃肉。”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20日
今天是我第一次遇到游行的日子，上午十点左右，一群群的学生就打着标语上街了。起因倒挺简单，一个礼拜前，中国海外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在英国遇到了袭击。袭击者是泰米尔人。因为中国支持斯里兰卡政府，而斯里兰卡政府镇压了泰米尔人的起义，于是在伦敦的泰米尔人袭击了中国奥运圣火传递队伍。有一名队员身受重伤，还有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轻伤。
所以学生上街游行了，游行标语竟然没有一条是针对肇事的泰米尔人的。“打倒英国反动派！”“鸦片贩子的后代都去死！”诸如此类针对英国人的标语充斥着游行队伍。
之所以有这样的标语，是因为英国政府对此事发表了傲慢自大的解释。认为这次袭击与英国无关，纯属于中国政府和泰米尔人的矛盾。而中国的新闻频道——中央四套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跟踪报道。英国议员纷纷表示有限支持泰米尔人，而英国警察方面则抱怨维持奥运圣火传递的工作过于吃力。当这些采访被播报之后，很明显激怒了中国的青年。
游行队伍只走出两条街，就遇到了共和国官员的劝阻。青年学生的代表向官员递交了请愿书之后，游行队伍就解散了。
我试图采访游行的学生，却因为我的相貌被无理的拒绝了。不少学生还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者”的口号。直到我表明了美国记者的身份，这才能够进行采访。学生们纷纷咒骂英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不过我注意到，“鸦片战争”是学生们最多提到的名词。这次的愤怒，并非简单的对这次袭击圣火事件的反应，而是对英国根深蒂固的敌视。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28日
中国人热爱体运运动，这是我终于能够体会到的一件事。每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起床前去锻炼。而中国的大学和寄宿学校，则按照统一的时间命令学生起床锻炼。
除了自发的，还有学校强迫执行的锻炼之外，军队一大早就起来跑操，宪兵（在中国被称为武装警察）们也在跑操。他们的跑操路线环绕着几条大街。不少自发起来锻炼的青年和少年们则非常习惯的跟在宪兵队伍后面跑步。
我在叔叔的带领下前往公园，在那里，好几个由上百个孩子组成的方阵在练习中国的武术。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人拿着各种中国式武器在进行练习。刀、枪、剑、棍的挥舞，让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不安。
在中国的清晨，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国家更像是一个准军事化国家。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4月2日
今天终于赶上了《剑风传奇》第二部在中国的首映。《剑风传奇》是世界上第一部大量使用计算机3D技术的影片。这部电影以欧洲文化为背景，因为过于血腥暴力，在美国属于限制级电影。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够观看。
《剑风传奇》改编自同名漫画，漫画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这部漫画不仅仅故事跌宕起伏，更重要的是，全新的漫画风格推翻了旧有的漫画模式。这位作者名叫费叶，也是前中共高级干部。后来退休，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娱乐公司。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该公司的另一部漫画作品《钢之炼金术士》以及同样的3D电影。和叔叔一起观看了《剑风传奇》之后，我们讨论了3D角色是否能够彻底替代真人演员的问题。
叔叔得知我也是费叶先生的某种程度的粉丝之后，表示可以帮我联系特约采访。实在是感谢叔叔。
另外，今天在电影院门口得到了一份免费赠送的预告海报，是由费叶先生公司制作的电脑游戏，《仙剑奇侠传》改编的3D电影。海报实在是精美。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5月2日
今天，我聆听了一场演说。
在中国，劳动节是要放假的，在美国则没有这个规定。而且结合了五一长假，中国的假期长达三天。当然，五月四日，则是中国五四青年节。对于中国的在校大学生而言，这是一个美好的假期。
我已经多次采访了北京的大学，和华盛顿特区一样，北京也是一个学校密集的区域。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沈茂来到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培训基地参观，由于志愿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所以这位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参观，也带有慰问的意思。
志愿者的代表们和这位中国高级领导者进行了交谈，而一个貌似早有准备的满脸大胡子，长发披肩的青年突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副主席同志，我个人很想知道，你对现在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有什么看法？”
对于这个高深的名词，我仅仅有所耳闻，实际上我自己也并不算很清楚。但沈茂只是微微侧了侧头，思忖了片刻，就答道：“你说的是反主流文化？或者你指的是类似美国的嬉皮士文化？”
青年被这个反问问住了，他思忖了一下，这才回答：“一定要说，就算是重新定义和解构的文化。还应该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
根据我对中国学校的采访，以及从叔叔那里的得到信息来看，现在学校的文化圈内，重新定义，解释，构架社会理念的思潮相当流行。中国青年正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挑战，在某些方面甚至对中国共产党做主张的思想进行挑战。在我对此稍微有些了解之后，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感触也有了很大不同。虽然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专制的，但是它无疑也是开明的。中国共产党的专制仅限于宪法所赋予他的权力范围内，有时候我甚至想把中国共产党定义为“立宪专制”的范畴。虽然好像现在并无这个名词。
在周围的青年无论是否明白这个问题，或者是否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既然提到了文化，年轻的大学生们自然会有足够的热情。而沈茂看来也决定发表自己的看法了，他走上主席台，拿起了话筒。
“同学们，我想大家对传统文化或者现在党宣传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认为，大家都想提出属于自己的，系统的，完善的文化理念。至少，大家都想去反对某些东西。如果认为我说的没错的，那请举手。”
下面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只有大概20％左右的学生举起了自己的手。
台上的沈茂也善意的笑了笑，“那么举手的同学们，认为自己试图通过反对现有文化，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更加人性化，更容易理解的，人民的文化的。请举手。”
举手的大概有10％左右的人。
“那么我现在就先把现在存的文化称为文化，而把诸位暂时称为反文化者。这并无定性，仅仅是为我自己之后的论述作一个简短的规范。”沈茂说完之后，很有风度的环视全场，见到没有人表示反对，他这才继续说下去。
“我要说的是，你们，也就是发文化者还是错了。每一次反文化之后，文化很快卷土重来，轻易地吞噬反文化者，然后收复失地，在暴乱的废墟之上更牢固地重建它的统治。你们的失败包孕于你们的行动之中：你们只能在语言中行动，用语言对抗语言，用文化反文化。你们就是语言，就是文化。因此，你们的失败或胜利都于文化无损。文化由于包容了你们而会有某些改变，但文化依然是文化。”
这位共产党的主席眼睛闪闪发亮，态度从容不迫，这给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听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在批评，他在反对，又丝毫没有咄咄逼人的意味，或高高在上的印象。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有着丰富知识的年长者，正在陈述他的想法。
“难道你们至今还不明白你们错在哪里吗？那躲在后面操作，并使你们身不由己的并不是文化，而是隐身于其中的价值系统。它构成文化的基础，但无声无形；它和文化一样古老，但隐藏得更深。你们的错误有时是由误觉造成的：价值操作而永远不在现场，你们便把在场的文化捉住，对其拳打脚踢。——因为它有迹可求，语言、文字和其它符号，以及基于这些基础上的声音、影像，都是文化留下的可以讨论的东西。”
沈茂再次停下讲话，台下学生们鸦雀无声。我不得不承认，我甚至也被吸引了。
“你们不是唯一的自认为是反文化的文化者，甚至也不是第一批。比你们更早的，有五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