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也绝非普通民众，或者知识分子可以经受的。但是伴随着陕西众逐渐回归党的体制，伴随着经济逐渐走上了制度化的正规。党控制的人大的权力开始凸现出来。
那些当年曾经因为加入政府和经济界，短期获益的家伙们。一度取笑过坚持入党的同学。认为他们走了弯路。不过当这些同学逐步成为各个委员会成员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些入党的同学现在掌握了他们根本无法比拟的权力。人大是共和国的权力机关，这个认识和中国传统当中的“县官不如现管”的观点相悖。人大掌握着共和国权力的赋予权，掌握着共和国法律的制定权，掌握着监督国家机关运行的权力，特别是掌握着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修改权。控制着人大的党，还是共和国唯一合法武装力量，军队的领导者。任何机关都在人大之下。也就是说，党凌驾在一切权力之上。
不仅如此，党员在政府机关，司法体系，银行团体系当中占有超过20％的比例，这个比例意味着党绝对没有失去对这些机关的控制能力。这些在各部门的党员，也不是只在这些部门干，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大代表，或者被抽调到各个“委员会”，担任要职。这就保证了党不会失去对这些部门具体情况的把握。
现实生动的给那些在入党道路上半途而废的家伙们一个教训。党才是中国的领导，而且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杨柳作为共和国副总理，地位极高，权限不明。首先副总理如果没有专管方向的话，就相当的尴尬。一方面他有地位，另一方面却没有实权。周恩来在位的时候，副总理几乎等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章瑜上台之后，决定调整这个问题，增加副总理的权限，特别是具体事务的工作。
沈茂高升后，就组建了全国福利研究委员会，把杨柳借调过来当了委员会的一名常务顾问，两边都拿工资。而且杨柳一头兼着委员会常务顾问，另一头又承接着政府方面的相关工作，党员权限在这里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项工作所代表的油水之丰厚，是难以想象的。共和国大力研发的卡用芯片，在这个项目当中有着广阔的市场，全国8亿人口，预计所需用卡数量超过10亿张。一张卡哪怕只赚一毛钱，总利润就在一亿人民币以上。而制卡公司所期待的利润可绝非一毛钱，共和国有实力承接这项工作的电子企业一共有四家，大家私下的观点是，每张卡的利润应该在一块钱以上。也就是说，单这一项的净利润就得有十亿人民币。至于其他的配套设备的价值，那就更庞大了。
而这些与食品券的总值相比，又显得微乎其微。因为国家一旦最终决定进行补贴，那么每年要用于支出的怕是要在百亿以上。哪怕只补贴十年，数量就会超过千亿。这可绝非一个小数目。
委员会讨论的焦点是，食品券倒是应该针对每个人，还是针对低收入人群。
提出针对全民的，认为这就是一个社会保障。等于是国家拿出税收以后的钱，进行再分配。这样的好处在于一刀切，便于管理。而主张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则认为，如果这笔钱数量过少，对于人民的用处不大，而低收入人群才是最需要钱的。最重要的是，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掌握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委员会内部意见对立，归根结底就是在讨论食品券到底是补贴还是保障。
外界是无法得知高层所讨论的具体内容，外界可以知道的是人大到底在讨论什么。这个食品券计划一经披露，引发的争论已经足够激烈。谣言这东西从来就无法禁止。共和国对于谣言的态度是，在官方的媒体上公布事实，其他的只要没有造成什么大问题，就置之不理。通过正常渠道提出的质疑，就让他们去看官方的通告。拜了这些年共和国决不说瞎话的本钱，所有谣传都没有能够成气候。
人民对谣言有天生的热爱，因为人民在接收和散步谣言的时候，可以自行向谣言中添加删除信息，这给人民一种“新闻发言人”的满足感。而城市化又让谣言更加密集。对这些，党的态度很简单，谣言也属于人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党是没有权力——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力阻止谣言的出现。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事实来粉碎谣言。
反正假如真的听新了谣言，上当受骗。那只能说是自己傻，政府已经公布了所有的事实，只要稍微费点心，就可以在政府公告，人大公告，社区公告当中得到真实信心。不信政府，而要听信谣言，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
所以在食品券问题上，政府除了及时公布最新的委员会报告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作。
而这次，大大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就是竟然没有谣言四起。这件事是如此的贴近于人民的生活，所以大家都宁肯花费点力气，去网站，去各地的相关部门询问真实情况。当然了，人民这次表现出的理性行为，也是多年来政府的宣传，以及听信谣言吃亏之后的结果。所以除了一贯喜欢造谣的媒体之外，甚至可以说80％以上的人竟然都相信了政府。
当然了，这和去年的“违宪案”也有相当的关系，通过违宪案，人民也算是接收了一次深入人心的教育。直接表现是，人民总算知道“言论自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宪法是如何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的。
当人民知道自己其实一直拥有言论自由之后，于是那些喜欢造谣的媒体和网站这次就惨了，报纸和网络上，对他们基本上都是一片怒骂。而且人民竟然理性起来，大家纷纷宣传，要抵制这些报纸和网站。不购买他们的报纸，不浏览他们的网站。以达到将这些垃圾驱逐出新闻领域的目的。
对此，执掌中宣部，一贯相信人民的主席甚至都有些惊讶了。人民表现出的理性，所采取行动所表现的理智，甚至可以说有了政治家的味道。其实说白了呢，这事也简单。人民起先并不知道“言论自由”的含义，对于那些敢于说些“出格言论”的媒体，人民认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所以对他们有兴趣。
而违宪案之后，人民算是明白这些出格言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家不搭理他们，也只是因为有宪法在保障言论自由而以。而有了这个觉悟之后，大家却对于 “出格言论”失去了兴趣，那些媒体就是靠这个在赚钱而以，人民可没有那些闲钱给这帮混蛋。
在媒体上，大篇大篇的张贴着委员会相关讨论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可以无偿转载的。人民也开始本着自己的立场讨论“食品券”到底应该是“福利”还是“保障” 的问题。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根深蒂固的造反性的展示，距离现在也不过30多年。如果从全国都参与到推翻蒋介石政府的行动开始计算，也就是从1937年开始计算的话，那就只有二十多年。
人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缺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直接的感受就是，一天比一天缺钱。可以购买的东西是那么多，收入增长的速度远没有欲望增长的速度快。这个矛盾，接着这次食品券的讨论，来了一次总展现。
有人开始在网络上宣传，人民有旁听人大讨论的权力，这是在《人大法》当中所规定的。于是《人大法》的相关条文以及解释，也被贴在网站上。到了1963年2 月，共和国人大接到了第一次真正来自于民间的申请，期望能够旁听“食品券发放委员会”的会议。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日
我的叔叔杰克贝尔登1941年获得中华共和国北京市荣誉市民后的头五年，他一直在为共和国最大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撰写文章。从1946年到 1956年，他尝试着在中国发行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而且看起来，他成功了。到了1961年，杰克叔叔又把精力投放在共和国开发的网络传媒上，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在1956年前，他的文章在美国很难得以看到。直到大批美国旅行家和商人把这个古老国家的情况带回美国之后，美国人民才得以逐渐了解这个国家。当然，就我个人看法，在来走私的卫星信号接收设备在美国开始流行的时候，美国政府才终于没有能力压制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交流。
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叔叔就踏上了自己的旅途，第一次见到我的杰克叔叔是在1959年，那年我家也安装了一个卫星接收设备。而我第三天看到的卫星节目当中，就有对我叔叔的专访。我的母亲指着电视里面那个人说，“他就是你的叔叔。”
1964年3月，我受纽约时报委托，前往共和国，主要采访马上就要举行的奥运会。在共和国的卫星节目当中，这可是重点宣传的对象。在美国不少媒体当中，都把这次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据说那届奥运会是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奥运会。而1964年奥运会，共和国方面将向全球现场转播绝大部分赛事。仅仅这一点，就让美国民众的情绪十分微妙。
之所以我被选中，除了我和普通的美国青年一样，对中国十分好奇，非常想了解这个国家之外。我的叔叔在中国的人脉，或许也能够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更多深入的报道。这是我希望的，也是纽约时报的希望。
所以我搭乘轮船前往中国的港口城市上海，在那里与我的杰克叔叔汇合，然后又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奥运会的主会场就设在那里。
在中国，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车。我是在下午9点左右坐上从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车的。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火车，也是中国客货分离之后的标准客车。每小时时速可以达到180公里。晚上9点30分发车，第二天早上7点30分到站。所以火车车厢基本都是卧铺，旅客们可以很舒适的在火车上休息一晚，毫不耽误第二天的安排。而这个班次的火车可谓一票难求。
就我的观察，中国的上海现在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而并非一个城市，历史上，这座城市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十分有名。但是这座城市本身已经面目全非。我拿着一份共和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这份报纸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与其说是报纸，更像是政府公告或者解释。今天的内容是针对中国民众对奥运会投资高达 1000亿人民币（也就是60亿美元）的质疑，对此，共和国政府的解释是，这里面的很多城市的体育场馆都是早就经过各地人大审批通过的，而且列出了相应的人大决议的文号。在公告的最后，政府认为“不同的统计模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归根结底，共和国政府绝对不会拿着人民的税收去粉饰太平。”
据杰克叔叔所说，根据这些文号，共和国民众就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到相应的文件。
对此我并不太敢于相信。共和国政府的执政风格与美国政府的风格可谓大不相同。从那份公告当中，我仅仅看到了事实的陈述，即不争辩，也不具有煽动性。政府的态度只能称为冷淡。这样的一个政府，是不能让我本人喜欢的。
火车里面有空调，不过没有运行，工作的只有换气扇。因为车速快，火车是不允许开窗户的。而卧铺车厢当中，深谋远虑的安装了不能开启的车窗。杰克叔叔购买的是两人间的卧铺，车内布置又简单又漂亮，我本以为时差会让我睡不着，车体轻微的晃动和一路上乘船的晃动有很接近的感受。结果从晚上十点开始，我一气睡到列车进入终点站北京才醒来。因为车内和车外的温度相差很多，车窗玻璃上凝结了很多水珠，看不清窗外。拎着行李走下火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身处在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内。
和美国的火车站相比，这个车站无疑过于庞大了。几十米高的车站穹顶漆成了纯白色，而地下通道之长，更是令人惊讶。普通行人的步行通道，以及针对残疾人的特别通道，设计得非常合理。我突然有种错觉，这应该是美国，而并非是中国。至少我身边站立着的，是杰克叔叔。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4日
今天下雪，风很大，我在纽约时报出钱租用的酒店当中没有出门。所以我就在网络上察看三天前《人民日报》刊登的公告文章所提供的资料是否真的存在。经过查询，我找到了这些人大决议文件。文件数量远比我想象的丰富得多，除了最终的决议之外，各次讨论都有相应记录文件，只要肯查阅，就可以了解到中国人大的会议流程。
不得不说，这已经极大地颠覆了我对共和国的认识。我一直以为共和国和苏联应该非常相似，或者说和美国普遍宣传的一样，这是一个由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国家。人民仅仅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现在我依然认为，人民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不过至少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程度，很接近美国。
一个独裁而且公开的政党，这真的非常有意思。
中午的时候，电视里面正在播出新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沈茂正在发表一次公共讲话。我曾经在美国接收过共和国的节目，也曾经见到过此人露面。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样，这个人也是本世纪20年代就起来造反的人之一。在电视上，这个人身穿一件很有趣的制服，不是西装，也不是军装，在镜头扫过列席会议的其他与会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穿着与他相同样式的衣服。
这是退役军人的民用正装，这个人曾经是军人。
他的讲话速度很快，我能听懂其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一部分当中，这个人在阐述共和国对内政策，大概意思是“推行民主集中体制，反对法西斯倾向”。共产党的领导者反对法西斯主义，怎么都感觉稍微有点滑稽。
吃了午饭后，我就根据杰克叔叔的介绍，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网站上搜索，在最新的文稿当中，果然找到了这次的讲话。
讲话稿读起来很容易就理解了，共和国正在警告民众，法西斯主义有泛起的趋势。而公产党副主席沈茂所阐述的就是法西斯理念当中“超阶级”的问题。但凡是法西斯主义，无一例外的都会宣传“超阶级”，也就是整个国家由一个理想统合起来。对此，沈茂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现在的共产党无疑就是中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农联盟的代表者。共产党是不可能背离这个基础。
而共产党执政的手段，就是“为人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