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安本人就是这个时代共和国中层的典型代表，他坚信自己的一切都是党赐予的。幼年的苦难，求学时代的艰辛，以及工作时期所经历的共和国突飞猛进的发展。时代鲜明的变化，强化了党的英明伟岸。无论出身如何，无论是否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共和国的中层干部们对于党的忠诚无以复加。对他们来说，所要信仰的一切都没有选择，也不必选择。因为他们已经遇到了最好的效忠对象。
司法系统本身非党员出身的人员比例巨大，加上司法系统本身也有更多的争论。秦武安对于各种制度也相对了解很多。在这点上，秦武安本人也承认，现在共和国的体制是凸现“长官意志”的体制，虽然法律条文上的确在追求正常人类能够运营的体制，但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者都在自己最辉煌的时期。强者集团所领导的体制，总是能够让人偶然反思的时候，陡然生出一种如坠梦里的感觉。无论何等艰难险阻，有着何等让人几乎无法理解的计划，党的第一代核心总是能够将困难克服，让美妙的前景变成现实。哪怕是那些口头上对共产党再不敬的家伙，他们真心所希望的，也不过是能够获得更多权力。推翻现在的领导集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想象之外。
甚至司法界大部分的“反党人士”也承认，只要共产党能够真的推行宪法里面的自由选举，那么他们绝对只投共产党的票。这些人所代表的阶层在当今的共和国政治版图当中，毫无代言人，才是这些人最痛恨的。共产党一视同仁的压制所有其他政治势力，才是其他政治势力不满的原因，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让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人认识到，现在的共产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秦武安最终被指定为“违宪案”主审法官的时候，他专门询问高院法的党委书记吴三石，党到底怎么考虑的。吴三石回答令人赞叹。“法律必须有不断的争辩，才能够让法律深入人心。这就是为什么会接这次违宪案的原因。党必须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宗教法》与言论自由并不冲突。这就是我们要通过这场官司向社会清晰表达的信息。”
虽然对党无限忠诚，不过秦武安这次真的被感动了。除了对党的忠诚之外，秦武安还有对法律的忠诚，吴三石的回答，无疑让秦武安的两种忠诚合二为一。对于这样的党，秦武安除了用心断案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回报呢？
民间，特别是网络上的讨论成了一种潮流，各种合情合理或者稀奇古怪的说法，充斥在网络上。人民日报也依照惯例，发表了专刊，解释了党的观点。“言论自由” 是公民的权力，所以公民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宗教法》是在宪法的基础上，在宗教事务方面制定的法律。人民当然有权质疑《宗教法》是否违宪。这是法律允许并且保障的范围内的言论。
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是《宗教法》明文禁止的。当然，这不等于说人民不能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依照宪法当中言论自由的条文，人民完全有权力在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当然，司法系统也有权依照《宗教法》，对触犯法律的公民进行拘捕，判刑。
在中国，关于言论的法律只有一条，那就是宪法当中所规定的——人民拥有言论自由。
党的解释一出，不仅没有让讨论平息，讨论向着激烈化的方向突飞猛进。“激进自由派”阵营可以说炸了营，与党所预期的一样，激进自由派们或者直截了当，或者含蓄的指出——想保障言论自由，就不能“因言获罪”。这样的观点让“较为理智的自由派”痛苦不堪。
在网络上，立刻掀起了对“激进自由派”的反击。文明点的，就询问言论自由是否意味着“宣传颠覆国家，宣传法西斯主义，这些公认的错误观点，是否可以随意宣传，而不受到惩罚。”不文明的，直接对“激进自由派”破口大骂，然后询问，这样的辱骂是否也是言论自由。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自由派可谓颜面尽失。自由派不得不承认一件事——不管执政党是用何种手段上台的，只要持正论，走正道，平常的时候还看不出来。但是遇到争论的时候，执政党无疑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人民的支持。
到了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共和国在言论自由方面，无疑已经达成了大多数人民的共识。违宪案虽然依旧在审判，中国共产党所期待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人民对宪法的热情明显提高，对于中国政治构架的热情明显提高，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明显深化。法制宣传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普及。
还有一个令党非常高兴，但是不能说出口的效果，一批“民主原教旨份子”，终于定型，并且开始在网络上活跃起来。
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上，依然认为对这些人的病，得治。沈茂立即发言。他对这些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这些人在网络上都是身处弱势的群体，以谩骂和捏造事实为手段，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民主原教旨主义”和“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他们的存在可以一定程度上扰乱思想领域，但是，谎言在事实面前终将被粉碎。大多数人都会认清谎言，而一旦认清之后，就再也不会被蒙骗。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的水平低微，除了谎言之外，什么都不会宣传。如果强行把这批人的病给治了，换上一批不那么激进的，说谎三虚七实的家伙，只会给党造成更大的麻烦。更重要的是，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力，强行治病有违宪法。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陕西众来说，他们的“调查”由来已久，政治局常委们对于这样腹黑的观点，报以笑声。这件事就这样定案了。
1962年10月之后，法律攻防战转进到了《宗教法》的立法法理上。律师们就是再白痴，也不会公然宣称言论自由一旦触及法律，法律无权对其进行惩处。他们放弃了对言论自由的讨论，转而对共和国的宗教观进行讨论。
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专刊，陈述了党对于宗教的观点。凡一切不能证伪的观点，均不能成为共和国的立法基础。宗教当中关于“神”的论断，无法证伪，违背了共和国立法思想，所以《宗教法》只能保障宗教信徒在宗教场所内的宗教言论自由，公共场合宣传宗教信仰，属于违法。
当然，人民日报也很“善意”的提出，如果宗教所信仰的“神”降临，并且能够经过共和国的验证，其的确拥有相应“力量”，那么共和国就会允许该宗教在公共场合合法传教。
“把你的神叫出来看看啊！”这是无神论最喜欢用来反驳宗教信徒的用语。这也是宗教信徒最难以反驳的一件事。死后之事虚无缥缈，宗教界再怎么巧舌如簧，也不能证明什么。至少无法向政府真正的证明什么。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律师团们只能说黔驴技穷。
党此时已经达成了自己的全部目的，强硬的手段已经用尽，剩下的就该是怀柔了。在司徒雷登本人依照《国籍法》里面的特批条例，向中国国务院办公室递交了特别申请书，表明自希望能够加入共和国国籍的恳切愿望。国务院办公室经过商讨，依照《国籍法》当中的条例——凡满足入籍当中的某些条件，但是没有满足入籍所需的所有条件的。可由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审批，签发“特别入籍许可令”。共和国总理章瑜签发了共和国国务院行政令，允许司徒雷登加入共和国国籍。当然，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入籍的前提是司徒雷登必须放弃美国国籍，
司徒雷登在燕山大学的校长经历，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出生在中国，早在1942年，他们已经是共和国公民。共和国深知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努力”，该走的司法程序走完了，该宣传的东西宣传完了，也该是让美国佬头痛的时候。
于是司徒雷登前往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要求放弃美国国籍。这样的行动，在美国国内引发的绝非是善意的情绪。虽然美国国务院对此一般都是抱着眼不见心不烦得模式。走走形式就行了，不过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美国人虽然一贯大大咧咧，这次事情，在美国国内还是引发了“忠诚祖国”的热潮。
不过共和国高层对此事并无热情去了解，大家的注意力放在了赫鲁晓夫身上。
完成了共和国绝对势力圈的最后一块拼图，也就是苏拉威西岛之后，共和国的扩张可以说功德圆满。共和国在接下来所作的，就是整合绝对势力圈的经济划分，深化共和国的金融边疆。欧美固然有发达的金融业，共和国却有网络。技术上的差距，就决定了共和国金融圈先天的优越性。更加可靠的资金结算手段，让以往的金融风险大大降低。共和国金融业有句狂言，“凡是网络铺设到的地方，就应该是共和国金融业的疆域。”
苏联明显没有铺设共和国的网络，在赫鲁晓夫的大力推动下，中苏贸易不断迈向新的篇章。远东、西伯利亚、中亚的资源，实际上更多的向共和国输出。作为回应，苏联得到了大量的“廉价”商品。这些商品数量之充足，实实在在的满足了苏联的民间市场。
赫鲁晓夫本人致力于搞活经济，他也从共和国学借鉴不少经济措施，但是两国之间的制度有着巨大差距，共和国的银行业实际上已经相对独立，资本运营日渐成熟。中国共产党要压制的是“资本的无限牟利性”，也就是说，以赚取货币为唯一目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上，共和国都有着长足的发展。
赫鲁晓夫面对的情况则大大不同，共和国上层通过银行业与行业协会控制经济运营，苏联的制度则是政府直接管理企业运营，赫鲁晓夫的改革，只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完成对经济的调整，所以赫鲁晓夫的所有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积累了苏联行政体系的不满。特别是赫鲁晓夫试图通过放权来搞活经济的时候，下面的不满更是到了极限。
不过赫鲁晓夫本人此时在苏联的声望是很高的，共和国的商品很体贴，依照苏联的要求，包装都是苏联式的，说明书也是俄文的。没有任何能够体现共和国厂家的标志。不过这种事情始终是隐瞒不下去的。固然没有了对中国固定厂家的认识，中国商品却成了苏联人民所喜爱的东西。
在苏联的欧洲部分还不明显，在于共和国接壤的地区，边民的私下贸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市。黑市当中，苏联人可以买到他们可以想象的一切，从巧克力、白酒等食品，到脸盆、暖水瓶等日用平，还有丝袜、牛仔裤、等服装以及随身听、电脑等电子产品，甚至还有不少奢侈品。
而最引发苏联人喜爱的，无疑是共和国出产的家庭用电子游戏机。这种价格不菲的产品，不仅仅能够玩游戏，共和国设计的游戏机采用的是光盘驱动，光驱还兼容音乐与电影，大量的文化制品通过黑市渠道涌入苏联。
对于共和国商人而言，这不过是正常的贸易，或者说是正常的黑市贸易，对于苏联来说，这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文化入侵。赫鲁晓夫就此事专门与共和国进行了会谈，希望共和国能够控制这样“危险的行动”。
共和国保护共民的一切合法行为，对于合理但是未必合法的行为，则持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例如与苏联的黑市贸易。当然这是有前提的——你得纳税。
所谓黑市，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二战后，物资匮乏的年代，黑市贸易十分猖獗。共和国的经济工作出色，加之物流系统建设得力，针对普通生活用品的黑市买卖并不猖獗。能够称得上猖獗的，就是针对国外的黑市贸易。在欧洲坚持贸易壁垒的时代，共和国的商人只好进行黑市贸易。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自然不能出面。是否给黑市商人提供“方便”的准绳，就是纳税。
共和国的纳税表上，有一栏名叫“来远不详”。实际上，他是“来源清楚”的。不过无法将来源明明白白的写成“与XX国进行非法贸易”。这样符合“法律精神” 的列表，经常被商人拿来做茶余饭后的笑料。笑归笑，至少说明商人们在TG的统治下还能笑出来。有些老前辈回想起当年在国民党手下的日子，那不仅仅是笑不出来，更是哭都哭不出来。
对于赫鲁晓夫提出的“警告”，共和国根本就是无所谓的。陕西众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历史，19271953年，TG的建国过程艰苦卓绝。没有了苏联的援建，TG仍然靠自己搭建起一个工业体系。最重要的是，共和国还拥有了数百万产业工人队伍。拥有了能够运营数千万产业工人的人力体系。
苏联也从这个体系当中得到了好处，二战当中的物资援助，二战后，共和国在亚洲始终牵制住了美国的注意力。共和国的姿态甚至是咄咄逼人的。美军在亚洲和印度洋地区的军力必须应对共和国的压力。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谈不上多好，也绝对不差。双方划定了边界，两国相安无事。边境军事通报体系，一方面极大的缓和了态势，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互信。苏联高层当中，大概有一半人真心相信共和国没有对苏联进行军事入侵的打算。至于另一半人，对中国的警觉则是出自根深蒂固的“黄祸论”。
苏联人的历史上，对来自于东方的黄种人就十分恐惧。且不说蒙古人的入侵，在更早的几百年前，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就经常掳掠斯拉夫人，然后把他们在中东的市场上出售。以苏联人的历史知识，让他们正确理解中国的历史的确有点超出他们智商水平。对苏联而言，广袤无人的东部领土，直接面对着共和国这个庞然大物。而且共和国官方还宣传自己是蒙古帝国的法定继承者，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苏联人的神经。两国的国力差距正在不断缩小，这从两国边民的生活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对苏联的产品销售，特别是黑市贸易，让苏联人感觉，对面的中国实在是越来越可怕。
共和国对美国的压力固然让苏联高兴，但是逐渐拥有挑战美国实力的共和国，远比美国距离苏联更近。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苏联可以进攻中国的路线可谓一片坦途，如果苏联的钢铁洪流从远东冲进来，可以直逼共和国的北方精华地区。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共和国精华地区更可以轻而易举的集结庞大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