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党员，特别是你们这代的党员。我只能说，都不是正常人类。正常人都趋利避害，遇到困难绕着走，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掩耳盗铃。或者推卸责任，总之，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在你们身上，怎么就一点都没有这样的迹象呢？”老夫人感叹道，“当然，不是如此，你们这代人怎么能一洗百年的屈辱。”
说到这里，老夫人的眼睛中突然有了神采。“我家无论男女，自小就被教育要爱国。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过我作为女人，看问题的角度和男人不一样。我自小就不喜欢那些男人婆一样的女子。我见过秋瑾。当时我认为她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子。怎么看都不像是成气候的人物。我只想着以后嫁一个有野心有能力的丈夫，和他共同创造一番事业。”
这是沈茂第一次听母亲叙说自己的往事。他忍不住脸上露出了真诚的微笑。
“不过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做大事的男人，自然以国事为重。若是私心第一，就别提为国家效力。无论是从军，还是做文官。我都认为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这才是正道。嫁了你父亲之后，我见过袁慰亭，也不过是那么一个人物而已，说起来，若是单独和你比，你比不了他。但是，你和共产党里面身居高位的几百个同志在一起，就是几万个袁慰亭加起来，给你们提鞋都不配。你说在你有生之年，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倒还真的有点信了。但是，儿啊。所谓月满则亏。你们完成了惊天动地的功业，可你们积德的下一代，可都不会太好。说句迷信的话，你们把祖坟里面的气数都给用尽了。”
“我们的继承者绝对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亲属。绝对不可能。”沈茂一字一句的说道。
“唉……，”老夫人叹了口气，“可你的侄女，却不这么想。”
屋子里面暂时沉没了，老夫人最后幽幽的说道，“算了，我回去之后，劝劝沈凝。让她认命。她既然有了你这个叔叔，也该知足了。”
沈茂结束了谈话之后，心里突然感觉很空虚。
历史会记下共和国的辉煌，以及缔造者们的英武。会记下旧中国的屈辱与新中国的强盛。那时候，中国人会摆脱了受害者的感受。在恢复中国传统历史地位的国度当中，1840年后，不，自明朝灭亡之后中国的悲惨境遇。历史长河下游的人民只会把这个时代与中国历史上几个与之类似的黑暗时代相提并论。
历史会记下天安门城楼上那位伟人庄严的宣告，会记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文告。或许还会记下西安的那座小小的纪念碑。然而历史记不下共和国元勋们与那时候广场中数十万军民的欢呼和感动，更记不下他们心中的伤痛与喜悦。
历史的情感到不了这样细微的地方，这样的印记只能存在于人心，人不在时，就都消失了，即使记录下来也还是消失了。这是思想、文字和语言都无可奈何的事情。
这样的思辨总是让沈茂感到一种微妙的沮丧。在长久的革命生涯当中，沈茂早已经不惧怕死亡。他已经穿越了无数次死亡，活着走到了今天。但是，沈茂真的不畏惧死亡么？
作为一名马克思的信徒，沈茂还记得马克思说过的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或许沈茂并不惧怕生物意义上的死亡，但是，沈茂知道自己仍旧惧怕在社会意义上的死亡。当一个人被人类社会彻底忘记的时候，他在社会范畴上就已经彻底死亡。
每想到这里，沈茂就能够理解到为何那么多老人对于权力异乎寻常的执著。对于老人来说，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愈发接近的时候，权力就是延续他们“生命”的唯一途径了。已经开始步入老年的沈茂，有时候也在反省，自己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的革命紧迫感，是不是自己开始偏执的缘故呢？
沈茂多次听自己的“母亲”谈论死亡，她的评价是自己这辈子问心无愧。沈茂也曾想过自己的死亡，在那临终一刻降临的时候，自己是不是也能够对自己理直气壮地说，“我问心无愧。”
“我们都是幸存者。所以我们埋葬战友，擦干眼泪，继续前进。”这应该是总理的发言吧。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或者说沈茂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最黑暗的年代，在上层的自救行动统统失败之后，共产党挺身而出，带领着人民一同撕碎了旧时代的黑暗，走向了光明的未来。这对于沈茂的侄女，沈凝那些人来说，这或许已经足够。哪怕是在普通百姓眼中，这也已经足够。可是在陕西众眼中，在主席眼中，还有一个好像是触手可及的更加光辉伟大的使命可以实现。
让中国变成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度。只要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下去，沈茂自信可以活到80年代，那时候至少在GDP数字上，以及实际生产能力上，共和国是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甚至是第一强国。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沈茂坚信自己在死时绝对可以问心无愧。这一代共产党人重新让中国恢复历史上的地位，再次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这个过程注定是艰辛的，甚至比战争时代还要艰辛。因为共和国不仅仅要建设经济，更要在思想上重建中国。这种触及灵魂的重建，决不是一件容易事。
“中宣部就是阎王殿。”这历史上的话在后世的网民中有各种衍生说法，例如中宣部就是第五纵队啦，中宣部是从CIA领工资的啦。
就算是做出这种论断的太祖直接领导中宣部的时候，中宣部也不可避免的被指责。
一个宣传机构，特别是这个宣传机构作为国家的喉舌，如果他仅仅是政府或者政党下属的“听命部门”，他注定摆脱不了这样的评价。最后在陕西众出身的楚真领衔改组了中宣部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善。
首先就是中宣部与人大和政府新闻办合并，其次，在每一次党委或者政府会议上，中宣部的代表都有权参加。特别是重大决定的会议，中宣部的委员都必须参加。如果中宣部根本就没有弄明白各种政策决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别指望中宣部能够真的做好宣传工作。
其次，国内在各种报纸方面充分解禁，“言论自由”第一次有了一定的保证。
最后就是“情报解密”，规定了各种内部资料的解密时限。对于各种会议记录，以及会议资料，解密后任何公民都有权去在遵守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查询。
这番整顿之后，在60年代，中宣部的工作总算是能够勉强和中共的威名相配了。
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受教育人群的大量进入社会工作岗位，原本惨淡经营的很多旧时代的报纸开始看到一线生机。官方报纸自然是秉持着严肃的立场，而且更多时候他们充当的是喉舌，所以很多文章根本也不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私人报纸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追求的是销量，针对范围更加细分化。
在一些对中共比较有“好感”的民主党派主导的报纸上，在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趣”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共产党与基督教的比较。
作者认为，如果不谈“教义”的差距的话，这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有终极目标，公产主义与天堂。有先圣，马克思与基督。有教宗，国家主席与教皇。有核心成员，政治局委员与红衣主教。有机构，党组织与教堂。有基层人员，党员与教士。
当然，在结尾，作者花去了极少的篇幅大概谈了一下两者“教义”的区别，一个是“艰苦奋斗”，一个是“艰苦赎罪”。大概也是毫无二致的内容。总之都是受苦受累。
这篇文章在文人圈子当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而这篇文所隐含的误导与曲解，让党员们读完之后勃然大怒。
中共党员至少到现在为止，都是清一色的无神论。党员们对于宗教都接受过足够教育，党员当中也不乏道家的信徒。但是这些都是有底线的，共产党员对于人格化的神，从来都是嗤之以鼻。老子提出的“道”，还能够当成一种对宇宙的解释，《易经》也能够当成一种哲学观点。至于人格化的神，那就是党员们眼中的“神棍”用来愚弄百姓的邪恶伎俩。
党员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们当中，学贯古今的为数不少。特别是围绕在党周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们对于自己能否做到党员的标准并无信心，他们坚定的支持党。这些人多数出身旧学者阶层，参加过缔造新中国，或者很早就开始倾向于共产党。都是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至少认为自己对国家有义务。之所以没有入党，更大的原因是有些过于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而党员对于“个人道德”，则有着不太一样的视角。
无论是党员还是党外的这些人，都能够看出这类文章的真正含义所在。无外乎是庸俗化，或者曲解共产党的纲领与意义。这些文章的作者，则以小资产阶级文人为主。中共自己都承认，现在的中共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大资本政党。这也决定了它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大资本的优越之处在于，它的规模庞大，资本雄厚，其规模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相提并论。中共并非某一个大资本的政党，它是凌驾于中国所有大资本之上的政党。党控制了资本，而不像是外国那样，资本控制了政党。这样的立场，又决定了中共的视角和小资本热爱的“风花雪月，温情脉脉”毫无交集。
强大严密的组织，冷酷无情的制度，井然有序的秩序。这些是大资本的特点，它就如同精密的机器，调动着社会资源，控制社会运作，向着中共所期待的目标隆隆向前。所有试图与之抗衡的对象，都只会落得压成照片的下场。
例如，光头等人经过了20多年的改造，终于被释放。中共很仗义，想留在国内，可以。想出国，也可以。光头和宋美龄一起去了美国。夫妻俩人深居简出，对一切新闻媒体缄口不言。陪在他们身边的是蒋纬国。长子蒋经国现在已经是南京市市长，虽然谈不上前途无量，但也绝非无名小卒。
对此，外国媒体质疑蒋介石是不是出于对儿子的保护，不敢对中共有丝毫怨言。在普通中国人看来，这就是扯淡了。蒋介石大杀共产党，被抓之后就算是被处死，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其实针对蒋介石，国内不少热血青年还嘲讽过中共的政策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对这样的刽子手，还讲什么客气？但是对蒋经国的评价，就是“弃暗投明”的有志青年。
人民日报对此只发表过一番盖棺定论的文章，大意是蒋介石作为战犯，已经受到了惩罚。1960年，蒋介石已经73岁了。把他关到老死，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至于蒋家的亲属，没有任何株连的必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只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持中之言却没有得到非共产党媒体的认同。各种能够吸引眼球的文章铺天盖地。中宣部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必要和这些小报们争风吃醋，就这个问题，一个笔名“德宝宝”的人，倒是发表过一篇还算是有些见地的文章。
“所谓政治问题，是一个双向的。就算是某一方主观上并没有想涉及政治。但是一旦政党介入此事，那么本来并非政治问题的事件，也会变成政治事件。基于这个原则，如何使用政治资源，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宝宝”一贯坚持“自由化”立场，这篇文在同党中影响不大，倒是在对立的中宣部，有不少赞同者。
总的来说，伴随着城市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态势。步入工业化的共和国，开始了一个更加纷繁的时代。
1961 年共和国的两会吸引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注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的选举，就其“公正性”来说，是绝对被质疑的。事前各国都知道，按照共和国的制度，这次两会的召开，意味着人事上会有重大变动。共和国几个关键位置上的人选，必须按照制度进行更换。在此之前，外国各种预测满天飞。有认为能够实现顺利更换的，有认为不会实现顺利更换的。还有认为干脆会出现政变的。
所以最终结果还是一定程度出乎意料之外。与海外媒体预测的不同，太祖虽然没有继续留任国家主席，但是保住了党主席的位置。在共和国，党控制人大是惯例，党主席出任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也是一个内部的共识。既然太祖按照制度不能继任国家主席，那么党的副主席马前卒就顺理成章的登上了国家主席的位置。
对这个位置的判断上，外国媒体本以为卸任的国家总理，也是另一位共产党副主席周恩来是争夺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
结果是周恩来并没有成为国家主席，人大的人事安排结果让周恩来出任央行行长，至少理论上成为了银行团的No。1。银行团30多年来的总瓢把杨柳当选为副总理。一直负责投行的司悌可成为央行的二把手。以纯行业角度来看，负责银行团实际运营的权利，就转移到了司悌可的手中。
国家总理的人选倒是没有太多悬念，章瑜接了周恩来的班。
军队系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了年轻化。朱老总彻底离开了一线，不再继任政治局常委，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不再继任。这个变数给了年轻人机会，这就是说，一名政治局委员将获得常委的地位，而还会有一名幸运者成为政治局委员。为了这个名额，下面的同志争夺的非常激烈。
最后的结果倒不怎么稀奇，高院党委书记吴三十成为作为司法系统的代表，坐上了常委的位置。这是司法系统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地位。
在政治局内部没有引发争论，但是大大出乎外国媒体意料之外的，是政治局常委王启年外放，成为兰芳省省委书记。沈茂以铁道部党委书记的身份，第一次获得了政治局常委的地位。沈茂的名声一直不为外国记者所了解。他没有参加二战，甚至连对蒋光头最后一击都没有参加。例如指挥上海战役，活捉蒋介石的陈赓，现在虽然是大将，但是因为在负责上海战役，在外国记者之中还有印象。在现在，共和国元勋们都没有凋零，现役的元帅，大将，有四十号人呢。一个退役大将，根本就没什么声望。
“汲汲无名”的人出任共和国最神秘的“政治局常委”，这给了外国记者极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王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