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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际舆论，其实就是操纵主要媒体的那几个大国的舆论。中美的媒体联手对印尼局势进行了有倾向性的报道之后，这印尼的国际形象就完全不同了。首先，印尼各方进行的和平谈判是1955年上半年中美的主要宣传内容。实际上，这次会谈更像是印尼土著派和马共势力互相寻找盟友的外交活动。除了偶尔进行一些后续报道之外，印尼局势就变得无足重轻的模样。
1955年下半年，中美联合“武器禁运”起到了效果，印尼内战风起云涌，经过中美两国分别整编的正规军用二战武器，民间则用砍刀弓箭之类的传统武器。印尼的狂热份子来了一次大血战。短短半年内，正面战场伤亡十万。民间屠杀则干掉了上百万的人口。于是正规军也参与了民间屠杀的范畴。大规模的游击战一直进行到了1956年，在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之后，双方总算是划分了基本的领域。
中美的宣传又开始对新一轮的和平谈判进行报道，除了印尼当地人之外，全世界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印尼到底发生了什么。
1956年，印尼内战继续进行，18个邦联的印尼政府，现在分为两大阵营。占据了爪哇和苏门答腊的马共，以及掌握了雅加达为首的印尼政府。中美都觉得此时可以再次划分势力范围了，大家默认爪哇和苏门答腊归共和国势力范围，其他的印尼地区，归美国人的势力范围。
与上面政策相对应的就是大量的人员迁移，华人十分满意，印尼土人也十分满意。战争的创伤很快就被平复，在印尼人看来，光明的未来正在展开。
在1956年，共和国最大消息就是全国大多数省的省委书记任期将满，根据制度，他们必须离任，等待组织安排新的工作。
中央则对党组织的权限进行了调整，剥夺了省委书记在经济方面的诸多不当权限，将其定位在党委书记的职位上。相应的，国资委的权限则被强化，结合了统计局的合作，国资委必须对国有资产的情况进行调整。不少省委书记回到北京之后，就出任各国有大型企业的老总一职。党和银行团的斗争，更加热闹起来。银行团和很多新任的国有企业老总都是陕西众，大家都知根知底。这些出身省委书记的大佬们，管理企业自然是轻而易举，大型国有企业的情况随之好转了不少。
二战结束之后的黄金十年，全世界工业国都在快速恢复的过程当中。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时光。中海运的运输吨位现在高达3000万吨，在共和国生产效率飞速提高的现在，曾经没有什么利润的买卖，现在也都有利润可言了。曾经不值钱的玩意，现在也都有了开发价值。
更重要的是，共和国经济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完善，让共和国的投资环境好了很多。山南省已经是印度洋著名的物资和资本营运中心。山南省的经济触角甚至伸到了锡兰。共和国银行团和斯里兰卡政府达成了诸多经济协议，在没有什么竞争者的情况下承包了好几个港口工程。
共和国的茶叶集团也堂而皇之的登陆锡兰，藏南省的大吉岭红茶，锡兰红茶和共和国茶叶垄断了世界9成的茶叶产量。这个新的垄断集团制定了茶叶等级标准，确立了价格体制。杭州——吉大——锡兰，这个茶叶等级标准轴心正式成立。茶叶标准制定之后，各个级别的茶叶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倾销。这是共和国主导的第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共和国标准。
接下来，共和国的丝绸标准也在全世界推出。既然根本没有竞争对手，这个标准也很快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共和国，到现在为止根本没有遇到生产过剩的问题。国内外市场能够充分消化所有产品，人民上班去挣钱，拿钱去投资。基础建设不断完善促进了物流，物流活跃了经济。
更重要的是，党不断宣传的平等的政治理想，又促进了社会体制的完善和发展。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过硬。共和国很快就进入了一个“无大事”的状态。
制度的透明化保证了人民能够了解税金的运作，既然税金没有被贪污，人民对政治也失去了兴趣。想当官就去考公务员，想赚钱就去做买卖。想搞科研就去上大学。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想追求前程和理想，还有参军这条路。这些道路都向所有国民一视同仁的平等开放。土星共同体是革命的先锋队，土星共同体保证了政治以及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政治家和政客是不同的，政治家们从来不喜欢哗众取中，他们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已经决定了这些人拥有的无可匹敌的威望。
1956年的中国，这些人年龄在4660岁之间，正是政治家的黄金时代。经验，能力，人脉，影响力，他们拥有了一切。除了死亡和其他政治家之外，在中国没有任何能够伤害他们的政治势力了。
共和国的人民也会谈起20年前，中国土星共同体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那时候的生活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绝望。以至于人民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就是一场梦幻。20年来，什么都不一样了。但是年轻人总是有不满足的，对于共和国的年轻一代来说，饥荒仅仅是传说中的故事，他们也曾经吃得不够好，却不致于饥饿。总的来说幼年的回忆早就被冲淡，他们眼中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价格不菲的商品，还有接受过系统文化教育之后，他们能够理解到的更多赚钱途径。
父辈们赞不绝口的严格管理，在年轻人眼中则是不近人情。农村改革后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则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只要肯吃苦，就没有不赚钱的道理。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赚到更多钱。于是共和国的社会治安问题就开始凸现出来。
“我作为党员，服从党的安排。我愿意去司法部门工作。”前浙江省省委书记吴三石向国家主席和党主席，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首脑——太祖说道。
主席微微点了点头。在会议室里面的中央党委的同志们也都松了口气，中央党委素来被认为是左派的堡垒。共和国的政治版图上，左派以卓越的执政能力，影响极大。在1956年，左派在革命性上并没有丝毫衰减的迹象，相反，超过不惑之年的年纪，穿越了死亡的历程，以及对不会太遥远的死亡的确信，让他们对革命的热情更加炙烈。
对现在的形势，主席做出过一个非常精准的陈述，“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有一天土星共同体不为人民服务了，那么人民就要起来打倒他！”
法西斯倾向在中国的未来注定会有抬头的一天，与会的同志们没有一个会否认这件事。到现在为止，中国土星共同体各方都在有意无意的打压任何法西斯苗头。中国现在仍旧是一个弱国，同样是一个奋起直追的工业国，指望人民都达到共和国高层的认识，绝对不现实。那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法西斯的快速兴起绝非一个笑谈。
主席本人对陕西众来说就是一个绝对无法视而不见的存在。无论是支持主席的，或者是反对主席的，没有一个陕西众扪心自问的时候，敢于自称能够摆脱主席的影响。与主席实际共事的年代，主席令陕西众瞠目结舌。以惊人的能力看完了陕西众理论方面著作的，主席估计是唯一的一个。除了理论书籍之外，主席视察过绝大多数军队、工业、行政建设。发表过无数令与会者赞叹不已的发言。主席对共和国的看法是如此的“实事求是”，以至于陕西众自己都有一种迷茫，后世对主席的记载根本就没有能够讲述出这位伟人真正的伟大。
在大战略方面，主席的观点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错误。如果说陕西众靠的是对历史的观察，那么主席依靠的是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主席总是那么开朗、热情、充满活力，在他身边，陕西众也感觉充满了力量。有这样强有力的同志，真的有你办事我放心的底气。
最让大家钦佩的是主席的政治手腕，主席自己也坦言过，和陕西众合作，十分愉快。因为陕西众追求政治策略和使用政治手腕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自己。“大家都是好同志。”这是主席的评价。孔老二说过，“政者，正也。”陕西众，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到现在为止都算是“正人”。就是银行团那群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家伙，也绝对是在制度允许的情况下，用制度的模式来追求财富。你可以认为这群人很讨厌，却不能说他们是坏人。
政治上的分歧是不能够当作道德评价的标准，它只是代表了不同利益角度的纷争。土星共同体真正的敌人并非这些通过制度谋取正当利益的人，而是那些“修正主义”者，是那些追求通过“特权”来获取利益的人。
凡是认为“我应该掌握某些权力，才能够为人民服。”的家伙，无一例外都是些修正主义者。正因为为人民服务，所以党才会将权力交给干部。而不是成为了干部，才能为人民服务。但是让全党上下理解到这些，并且能够主动的排除这些修正主者，同时将有意入党的同志教育成合格的党员，需要进行无比艰巨的党建。通过艰巨的努力，才能够纯化党内的风气，将投机者，修正主义者赶出党内。
所以和外界绝大多人的偏见完全不同，主席对财团的存在其实相当的满意。至少那些投机者，修正主义者是绝对不会主动选择投身制度森严，党建严密的党组织的。他们在党组织内受到挫折，就会转投银行团门下。
不过实话实说，这些投机者和修正主义者在银行团也没有能够混出什么名堂来。银行团甚至比党组织还要反对“特权”。那些胆大包天，追求运营财富的家伙，最反对的就是“特权”。一个运营良好的经济体系不需要特权，银行团的制度构架，甚至连权威主义都反对。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是开放的，是清新的，是健康向上的。那些追求特权的家伙身上“散发的腐朽臭味”，在银行团很容易就被分辨出来，然后被撵出银行团的队伍。
总理领导的行政体系同样没有这些人的机会，至少这些人没有任何大显身手的机会。总理被称为“完美的男人”，在行政方面总理是不可能让那些宵小有什么可乘之机。
和历史上不同，总理现在根本没有那么错综复杂的局面要去应对。他仅仅需要管好政府和外交即可。总理手下的情报机构现在变型为外交部和廉政司，党和财团都没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意向。
最重要的是，共和国的国力能够支付给政府机构令他们满意的收入。公务员体制的监管之严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政府权限的缩小，分工的明晰化，执行的制度化，再加上总理对人情世故的通达，政府机构被治理的服服帖帖。
共和国修正主义者的巢窟在司法界。早在1951年，刘工贼就曾经在司法体系的帮助下，联合了中央各部门的修正主义者，蠢蠢欲动。结果更省省委书记联手对各省来了一次大整顿，刘工贼等人眼看得不到各省的支持，只好偃旗息鼓。但是那时代斗争的焦点在党和银行团，陕西众从来反对“刑非其罪”。所以司法领域逃过了一劫，现在党和银行团的纷争逐渐平息，司法界的整顿就排上了日程。吴三石去司法体系，就是这次整顿的第一步。
“大家都知道，司法界现在针对社会治安的恶化，提出了严打的办法。我觉得整顿社会治安更需要的是人民的配合。治安形势的恶化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问题，更是中国社会从农业体制进入工业体制，某种社会不适应的具体表现。”中央党校校长，中国土星共同体党委副主席马前卒说道，“所以党讨论的结果是，不能变成单纯的严打，而是要发动群众，对社会不适用的问题进行讨论。诸位同志可能看了最新几期的党报，有几位同志对反社会人格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读一下。”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同样也是历代很难实现的理想。由银行团提案的《共和国房地产发展计划》一经推出，在共和国各个阶层引发的冲击可想而知。
在这个计划当中，所有公民都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购买自己的房产。如果没有钱，还可以申请利息很低的房产贷款。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自然不会是没有限制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大致上的规定了每一个共和国成年公民，有生之年只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除去公民死亡后的自然财产继承之外，这套房产只能够和共和国财政部进行交易。举例而言，公民花2000块钱从财政部或者财政部委托的房地产公司购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可以继承，可以在以后的拆迁、或者购买新房当中置换同等房屋面积，但是，无论何时，这套房子所有者出售这套房子的价格都只有2000块钱，而且该房产交易的对象必须是财政部。
那些独生子女们在父母生前可以享受父母的两套房产，在父母去世后就必须选择出售这两套房产当中的一套或者两套。至于那些堂兄堂姐表格表弟想以继承人的身份继承房产，那是想都别想。
这个政策一经出台，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认同，人大拍板通过之后。计划立刻开始轰轰烈烈的执行。
1957年，共和国面临一个很微妙的局势，就业机会的充分化引发了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引发了投资和储蓄的增加。如果任由人民自由消费，对基础建设的拉动就非常有限了。
为了进行基础建设，国家圈钱的手段已经使用到了极限，除了再增发货币之外，已经没有更能够立竿见影的手段。银行团打房地产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他们绝对不会放过。
各大城市规模宏大的地下管线建设普遍完工。在共和国钢铁产量突破一亿吨大关之后，这个30年来一直位于重点投资的行业——钢铁业，则逐渐出现了疲态。无论是机械制造业还是造船，需要的都是更加高品质的钢铁，普通钢铁的利润开始下滑。钢铁业如果想再创新高，就必须有更大的投资，有更大的需求，无论在品质还是产量上都要有全新的突破。房地产业就成了银行团的目标。
国家不求回报的巨额基础建设投入，现在也该到了收获的时代。城市化不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