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笑痴可以说是一个很幸运又很不幸的同志，他附身的男子年纪在陕西众当中最小。1927年才17岁。结果茅笑痴在1936年娶了一个陕西众公认为所有夫人当中最漂亮的老婆。但是呢，陕西中的审美观点和中国传统审美观完全不同，传统审美观当中，其实蛮注意生育安全问题。茅笑痴的老婆1940年怀孕，1941 年不幸难产去世。大人小孩都没有能够救下。这让鲍笑痴意气消沉了好一段。
但是鲍笑痴天生就有桃花运，他夫人的妹妹长大了。陕西众的评价是“胜过其姐”。而小妹妹对姐夫早就心有所属，于是鲍笑痴没能顶住美人的诱惑，再次做了前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的女婿。两人1945年结婚，1946年，一次不幸的难产，母子同赴黄泉。鲍笑痴伤心欲绝。如果不过是鲍笑痴是文官体系出身，恐怕他调兵扫平医院妇产科的事情都能做出来。
到了1950年，鲍笑痴两个老婆的堂妹正是成年，这个小堂妹自小在拜访堂姐的时候认识了鲍笑痴，对鲍笑痴那种温柔十分感动。按照她和闺蜜的私下交谈，她在 10岁左右就认为非鲍笑痴不嫁。两位堂姐先后身亡，给小妹妹扫平了障碍，小妹妹一待成年立刻对鲍笑痴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小妹妹的长相在陕西众的评价中可谓“惊为天人”。放在2009年，一旦上街那就是万众青睐的绝对美女。鲍笑痴这次倒是推三阻四，双方拉锯战两年，结果还是以鲍笑痴的妥协为终结。鲍笑痴又当了前泰山的弟弟的女婿。
这个例子，让陕西众总算是明白了“媵嫁”的原因，在当年医学不发达，女性生育经常遇到危险的时候，“媵嫁”保证了婚姻的可靠性。
拜访鲍笑痴并不是仅仅去取笑他，或者祝福孩子的未来。陕西众需要鲍笑痴提供山南省第一手的资料，以在今后的政治选择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过度消费”。即使对于中国这样新兴的国家也是如此。人民财富积累速度过慢，任何消费都可能造成 “过度消费”。1937年的时候，沈茂曾经赠送给侄女沈凝一套文具，几个笔记本，一块手表。这在21世纪甚至连孩子一个月的零花钱都算不上。而在1937 年，这就顶得上一个中等家庭的全部财产。理解到这个事实之后，才可以全面的去考虑银行团积累财富的速度和力度之大。以及可以想象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对这样的财富积累速度的妒忌与不满。
共和国195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1954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7200亿人民币。1954年共和国人口达到了6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00人民币。纵向比较的话，共和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财政部统计表明，共和国在今后的十年内，可预期的发展速度将不低于10。乐观估计，甚至可以达到15％。
横向比较的话，1954年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按照美元计算，达到了360亿美元的水平。此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是320亿美元，意大利是330亿美元，法国是500亿美元，德国是510亿美元，英国是710亿美元，美国是4000亿美元。共和国银行团在政治局内部会议上自己都承认，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的确稍低，或者说的确比较低。就算是采用相对合理的汇率，也就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10：1的比例，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过是达到英国的水平。但是共和国人口比其他各国多得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差得远。
1955年的共和国，人民还是不能消费，国家必须埋下头来进行更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资本市场启动所带来的暴利，也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沈茂的春节就十分繁忙，访客络绎不绝，所有人都对中央最终会有什么举动呈现出观望姿态。这让沈茂十分不满。
不仅仅是沈茂，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十分不满。早在1951年，省委书记们沉默的表态，中央的内部斗争立刻就偃旗息鼓。到了1955年，省委书记们没发话，下面的人就开始对中央的态度这么重视。这些人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春节过后，全国各省需要资金的大型国有企业统统开了会，讨论上市问题。这个消息春雷一样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山南省的筹资计划已经完成，没有能够买到股票或者债券的人民顿足捶胸，现在全国过各省都开始了自己的股票上市计划，人民终于不缺股票可以购买了。
此时，沈凝突然前来拜访沈茂。
叔侄两人坐下后，寒暄几句，就直入主题。沈凝今年33岁，1947年沈凝脱产在北京政法大学读完了本科进修班，然后回到武汉钢铁集团任职。因为最早响应了独生子女政策，沈凝只要了一个女儿，就不想继续生育孩子了。所以提干优先。1950年已经是正厅级干部。这次拜访沈茂，主要是想让叔叔给她出一个主意。是继续在武汉干下去，还是去北京工作。
沈凝的丈夫是在北京上学时候同期进修的武汉本地干部，夫妻两人对只要一个女儿很满意。但是她的丈夫家就相当的不满意。当然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沈凝位高权重，更别说沈凝背后的沈茂，更是她婆婆家得罪不起的人物。
“你回北京干什么？”沈茂有点不理解。
“我在北京的几个同学，说财政部正在组建新的国税部门，需要大量有经验的干部。我和我家那个都符合标准，所以我想着和他一起去国税。”沈凝答道。
“你怕你们两个万一有一个人被刷下来，那么你们谁都去不了北京？”沈茂问。
“三叔，你总是这么聪明。和您说话一点都不累。”沈凝挤到了沈茂身边，一面撒娇一面说。
“是，你不累。你让我帮你运作，我可就累死了。”沈茂无奈的答道。
“不是啦，三叔。你也知道，有避嫌条例，我和他没办法一起去北京同一部门。要是能去同一个部门，我怎么会来麻烦您呢？”沈凝继续依偎在沈茂身边撒娇。
“那你们都准备去财政部的哪些部门？”沈茂无可奈何的答道。
“他去国税，我去审计部门。”沈凝给出了最终答案。
“你找我，还不如去找人事部。你的同学在北京，他们戳哄你们夫妻去北京，这点事情都不帮你解决，这个可不正常啊。”沈茂还是想语重心长地教育侄女。
“说白了，就是想让您给财政部管人事的李红军打个电话。他是您的老部下，一通电话就解决问题了。”沈凝说道。
“你不会是冒充我的名义先给他打过电话了吧？”沈茂有点警觉了。
“我要是打过了，我现在就不敢给你说这件事了。三叔，要不我用你的电话给他打一个？”沈凝问道。
沈茂思忖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这种内线电话使用的线路都不太相同，所以沈凝电话一过去，李红军很快就询问沈凝是不是在郑州，沈凝也回答沈茂就在他旁边。听完了这些，又询问了沈凝的情况，李红军表示沈凝夫妻只要能够通过财政部的考试，避嫌条例是允许他们这种情况的。只要夫妻不在同一具体部门工作就可以。
“我觉得你还是有阴谋。这么点小事你怎么会跑我这里来？”沈茂等沈凝放下电话，这才问道。
“没有任何阴谋，现在北京太难进了。您还能不知道中央里面派系斗争有多激烈。我是不想轻易让武汉的同事知道我想去北京这件事。让大家知道了，在没有考上，我这可就麻烦大了。”沈凝说道。
“在地方上有什么不好？非得去北京？丫头，你想北京的家了？”沈茂很奇怪。
“地方上现在太乱，北京国税在制度构建上很稳定了。我也不是多想出人头地，能够在国税就这么稳稳当当干下去就好。武汉的浑水，我可不想掺乎太多。”沈凝随口答道。
这个回答让沈茂立刻警觉起来，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还是和沈凝随便聊起一些闲事。
武汉能有多乱呢？沈茂很好奇。湖北省委书记是洪川，在他治理下，湖北这几年经济还是不错的，作为水路、航路、铁路的中心，武汉物流系统的地位牢不可破。工作麻烦可以理解，但是武汉很乱，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但是河南省委书记插手湖北事务，这根本就是不能被允许的。沈茂对自己的老地盘颇为好奇，好奇归好奇，沈茂可没有胆量去真的关心。
共和国的内部纷争在苏联没有什么影响，赫鲁晓夫同志对共和国的廉价民用商品非常满意，共和国对贝加尔湖的铜矿同样满意。贸易就是互通有无，国内市场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之后，共和国国内消化不了的产品换回国内缺乏的物资，这是皆大欢喜的办法。苏联提高了工资水平，却没有足够的消费品。东欧的民用产品和共和国比较起来质次价高，现在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共和国的民用品可是和美国人在市场争夺当中不落下风的，苏联人自然是颇为满意。
美国官方没有什么表态，民间再反共，商人追求的是利润，和共和国做生意有利润，那就可以做。如果从消极一点的角度来看，共和国堵住了美国和苏联在亚洲进行更大规模冷战的可能，美国人的花费少了，也不用担心苏联控制整个亚洲。只要封堵住共和国继续向南挺进的步伐，美国人在亚洲也消停不少。
1955年过去了仅仅两天，1956年1月2日，在印度尼西亚，内战爆发了。
所谓民族主义这玩意，建立需要一个过程。而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注定是和暴力冲突同时存在。印尼在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实际上是由20个左右的国家形成的邦联制。作为前殖民地，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概念，所以连联邦制都无法组建，只能够以一种更加松散的邦联制来维持运作。
不得不说，马共在处理国家问题的时候犯下了大错。中国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共同文化，所以谁是敌人非常容易了解。而印尼这个新的国家一旦挑起了和中国一样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谁是敌人，就会被误导向其它方向。
中国土星共同体摆脱这种错误趋势，是以中国土星共同体在党内深化教育为解决手段的。土星共同体根本就没有提出什么“民族概念”。对于所谓“民族问题”，土星共同体认为只有地区的不同，只有阶级的不同，没有人民的不同。领导人民翻身解放，打倒旧的压迫者。然后新的国家，新的文化和制度，张开双臂欢迎被解放的人民大众。
例如对穆斯林，土星共同体就领导普通人民革了阿訇们的命，造了封建宗教制度的反。工业、农业、学校、医疗，一举替代了旧有宗教秩序。贫困的过去，统统被归于旧有宗教上层的恶行。生活水平的提高，则是放弃了旧秩序的结果。
镇压阿訇是土星共同体对穆斯林和回教的重点工作，凡是有恶行阿訇，一个都不放过。量刑尽可能往高了走。武器批判完这些人，再用批判的武器组建了学校系统。宗教思想统统被强行束之高阁。新时代，新风尚，人民翻身做主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人民政府对穆斯林的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儿童的教育可谓关心备至，科学文化教育决不能拉下。自然科学是打破一切宗教神话的绝佳利器，这么十几年之后，接受过文化教育的穆斯林和回族，宗教的影响力一落千丈。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民族划分，其理由也非常充足，几万年来人类的进化史可谓铁证如山，所谓穆斯林的神话除了几本宗教典籍之外，根本无法证明。必须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世界，这是共和国公民的义务。
文明征服了野蛮，理性消灭了愚昧。当中国穆斯林也能够理解“所有民族划分都是一个生硬的伪命题，是用来转移矛盾而诞生的谎言。”之后，穆斯林也就不是穆斯林了。
至于地区发展问题，一直是共和国的主要政策。地区扶植，地区开发替代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民族划分，穆斯林当中的明白人率先融入了社会，这些精英份子带领着曾经被蒙蔽的群众，大踏步进入了现代化。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马共和印尼当地人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以及足够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于是民族主义提出的敌我划分，很快给了群众对于自己贫困生活的解释。“原来我们的财富都被敌人给拿走了。”在英国人、美国人的扶植下，几个以殖民地走狗为核心的邦联当局，靠援助暂时缓解了经济问题，然后就把所有罪孽都推到了“华人”这个目标上去。
容易理解的口号很快就煽动起群众的热情，抢劫华人又提供了经济上的动力。先是骚乱，然后是冲击，然后是屠杀，在这条延长线上，内战也不可避免的开始了。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内战肯定有外部力量支持。理论上，共和国和美国都会支持自己一边的势力。实际上，共和国和美国都失去了对这次内战的前期控制。当然，前提是这次“内战”真的能够在中国和美国眼里叫做“战争”的话。
1954年，共和国和美国并不太习惯于局部战争，印尼的内战在刚经历过二战的中国和美国眼里，更像是一群流氓斗殴而不是真正的战斗。美国人想封堵共和国南下的通道，但是美国人不认为需要在共和国南方制造一场热战来警告共和国。美国国内对此的判断也十分模糊。印尼不能变成第二个婆罗洲，这是美国的底线。共和国也根本不想吞并印尼，几千万懒惰的印尼人对共和国有何好处？主席表面上领起了东南亚事务，实际上还是专注于国内事务。就在中美双方都不认为会爆发战争的时候，战争却真的暴发了。
中美双方经过紧急磋商，认为必须停止印尼的内战。对于如何停止，中美谈判代表的磋商结果可谓相当的“无良”。战争这种玩意，从和平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是和平的中断。从军人的角度来看，和平是夹杂在战争当中的薄饼。中美谈判代表都是军人出身，所以他们无疑是在用军人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的。
而停止战争，也有两种角度，从和平主义者眼里，只要没有得到战争的消息，那么战争就结束了。在军人眼中，只有真正全面结束敌对角度，战争才算是结束。中美谈判代表对此问题，则基于他们政府官员的和平主义者角度。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中美双方都对印尼进行武器禁运。
所谓国际舆论，其实就是操纵主要媒体的那几个大国的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