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领导，你觉得达到你所说的这个目标，需要多久？”武汉当地报纸的记者问道。
“大概得15年吧。”司得人自信满满的回答了问题。
慰问一般都是和表彰大会结合在一起，在表彰现在的表彰会针对的是大农业区首先建立的饲养业。
大农业区建设的同时，各地的土改也进行得不错。因为弱劳动力大批被吸收进了大农业区，成为农业工人，而家里子嗣多，劳动力强的家庭更多的成为自耕农。这样算是符合经济学原理，让生产资料更有效率的运转起来。
当然，吸收弱劳动力家庭进入大农业区绝非一件易事。这个运作也包含了很多相当微妙的背景。孤儿寡母无论如何都会受欺负，这在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工作队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某种助力来用的。所谓农业工人，就是没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工人，在以前就是佃农。土改普遍分地的时候谁不想给自己多捞些好处，那些孤儿寡母同样分到和大家一样的土地，这本身就让子嗣多的家庭少分到地。
工作队针对这个情况提出，需要一些家庭编入大农业区，而且点选的不少家庭都是弱劳动力家庭，一方面是去肥沃的膏腴之地当农业工人，一面是留在自己家乡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各地的农会也“相当配合”的将大批弱劳动力家庭丢给了政府。政府其实并不太在意这件事，人口集中之后，管理效率自然是大大提高。也不会怕那些弱劳动力家庭真地能闹出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出来。强有力的自耕农家庭，集中人口的大农业区，这也算是各取所得。而且加入大农业区的人口当中，壮劳动力决不缺乏。
湖北各地都农会都组建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工程兵。工程兵在军队铁道工程兵的指挥下，迅速建设了居住区，那些忐忑不安的家庭搬进楼房之后，不满自然弱了很多。来自各地的工程兵回家后，把妥善安置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反过来安定了农村民众的情绪，国家是真的在用心安排大家的生活。加上自己分到了土地，人民对新政府的支持可谓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唯一极为不满的是地主阶级，地主们拿到了土地债券，正好赶上了过年，政府也不小气，大笔一挥就给了他们第一年的红利。这些人民币红利又能够在政府经营的供销社买到商品，所以不满之气虽然浓厚，却没有到不死不休的程度。更何况，那些敢于反抗的地主，早已经被彻底打倒，游街示众，偿还血债，那批人在各次农村运动当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没有人会为地主阶级说话。
湖北几个大农业区在很单薄的工业支持下，表现得很出色。部队的补给终于有了稳定的来源。在各种悲喜下，慰问活动算是很及时的给大家鼓了劲。
这些农民从没听说过这样大的一群官还会来看望他们，1937年的人民真的够老实，被领导接见，就好像是有了什么保障。虽然他们的确获得了保障。
沈茂除了一系列的接见会，庆功会，表彰会之外，重点是慰问军属。挨家挨户的赠送军属慰问物资，这些家庭见到了亲切和蔼，威风凛凛的大首长。沈茂的夫人长相在这个时代算是“不好看”，但是至少她不到20岁，很年轻，这点柔美还是被这些家庭的审美观接受。更何况沈茂夫人整洁的装束还给她增加了很多印象分。因为年轻，所以沈茂夫人称别人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的时候，也不会有丝毫的做作感觉。这次慰问活动是相当的成功。
成功的慰问，直接后果是春节过后的征兵活动，各地志愿入伍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三倍，达到了十五万人之多。兵源问题得以解决。
1937年3月，蒋介石政府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外国干涉”。
英国、法国联合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且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国内战局势问题。其实英法没有武装干涉的想法。他们认为新的共和国不过是苏联的傀儡，为了势力范围的划分，他们认为有必要表个态。于是英法代表团，派遣了代表前往西安，和共和国政府商讨中国内战问题。
对这个形势，大部分共和国干部只觉得义愤填膺。中国内政哪里轮到外国来指手画脚。特别是北洋出身的干部们，他们嘴里不说，实际上却时刻关注着政府的动向。从1840年开始，97年了，中国屡战屡败，政府无法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他们所见到的最强集团，中国土星共同体，是不是真的有维护中国利益的意志，这是严峻的考验。
至于高层，则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光头对“外国干涉”的迷信，是他的致命伤，南京就是个兵家死地，在武汉被占据的时候，顺江而下，南京其实不可守。所以在1936年，政府没有继续东进的举措，就是怕光头部队四散，难以收拾。
现在在南京聚歼光头部队的机会终于来了，为了“国际观瞻”，在“和谈”期间，光头无论如何都会在南京进行抵抗，如果运作的巧妙，南京一战解决光头主力部队，也并非不可思议。作为进攻的主力，湖北军区的军事工作压力陡然升高。
面对新情况，沈茂提前制定的那些军事计划，现在就显现出了足够的价值。对沈茂“按部就班”的习性，湖北军区的同僚们现在突然有种疑问，沈茂是不是得到了内部的什么通气。不然，无论怎么看，这项工作就该交给参谋长，而不是沈茂自己亲自带队督办。
出于这种考虑，彭总不得不和参谋长左权亲自来拜访沈茂。
彭总性子直，刚落座就开门见山的问道：“沈政委，我想问问关于南京战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
“如何特别法？”沈茂不温不火的反问道，“或者彭总你的意思是，我有些关于南京战役的情报没有向你们通报？”
话说到这份上，彭总也有些觉得讪讪，如果有这种秘密情报，沈茂绝不可能将其单独拦下。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大问题，假如确定，那沈茂的前程就会毁于一旦。这不可能是沈茂会干出的傻事。但是沈茂莫名其妙的提前制定各种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虽然的确如沈茂所言，现在武汉军区的参谋部无法独立制定，但这样的做法，的确显得非常微妙。要么就是沈茂得到了某些消息，要么就是沈茂觉得彭总和左权参谋长不合格。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虽然一定要追究个原因，对内部团结未必是好事，但作为湖北省军区的司令，彭总认为沈茂有必要将此事说明白才好。
沈茂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虽然一开始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示弱。但最终，这个问题还得讲明才行。
“蒋介石此人，对于外国干涉十分迷信。共和国成立之后，各种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各个地区都没有足够精力。更何况，如果强行出兵南京，赢了也没用。蒋介石各部放了鸭子，我们占了座孤城南京，对我们有何好处？那时候让他占着南京，是有极大好处的。”沈茂对彭总和左权参谋长解释了当时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彭总和左权参谋长实际上是清楚的。
“就是现在，解放南京的主攻部队，也未必是我们湖北军区。蒋介石在南京是跑不了的，与其光向着战果，还不如好好的把现在的解放区管理好，把各种问题理顺。我觉得这才是当务之急。制定哪些作战计划，纯粹是我自己的决定。没有让左参谋长参与此事，也是因为左参谋长当时实在太忙。”沈茂的话很不含蓄，也很深入。
彭总和左参谋长并没有生气，对于沈茂所做的工作，两人实实在在是非常赞赏。沈茂身为军区政委，一方面是政治工作，另一方面还充当了修补匠的工作。在湖北军区为了纷繁的工作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些干部们看到沈茂面无表情的翻看起堆积如山的公文，都往往有种放心的感觉。无论何时，沈茂总是能够拿出办法来。按沈茂自己所说，“总能够符合常理的应用常识”。仅仅是这点，就没有人敢于出来挑战沈茂的地位。
就像彭总对出身旧上层的同志有种本能的反感，沈茂虽然对任何出身的同志都一视同仁，但是他总能够拿出足够的条例，非常有针对性地限制同志们阶级性的负面因素。不近人情，却又洞悉人情。
“不过，有个新消息，我正想通知彭总和左参谋长。”沈茂看两位已经没有原先的抵触情绪，这才说道。
“什么消息？”两位军区领导登时来了兴趣。
沈茂双手抄在袖筒里，语气平淡的说道：“据我所知，苏联方面的特使已经到了西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大批苏联的武器援助。虽然牵扯运输问题，但是我想让两位做一个计划，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假如军委发文询问，我们也不至于乱了手脚。”
每次提到苏联，沈茂的语气当中总有一种阴险的恶意。这和南方同志对苏联发自内心的憧憬，格格不入。就连苏联将会向共和国提供新的武器援助，也没有让沈茂有丝毫感激的情绪，这样冰冷的态度，着实让军区两位领导十分不解。
“苏联的援助是好事，为何沈政委反而不高兴的样子？”左权参谋长问道。
“在我的战略思考当中，我们收复整个蒙古，未必不需要和苏联有些摩擦，甚至是军事讹诈。让我对这个潜在对手有什么好感，我实在是做不到。”沈茂还是非常直接的回答了提问。那冷漠的语气，让彭总和左权参谋长无言以对。
看到两人都沉默不语，沈茂下了逐客令，“制定所需援助项目和数量的问题，请两位开始制作方案，制作完，交给我审批。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就请二位开始制定计划吧。”
两位军区首长起身向军区最高长官沈茂政委敬礼，然后出门去了。
“这位沈政委到底准备做什么？”彭总虽然性子够直，也算是了结党内派系斗争，但是对整个国内国际政治的认识相对幼稚，在这方面，他更信赖左权参谋长的意见。
左参谋长沉默不语，对这个问题，左权曾经私下请教过沈茂。那是一次完全秘密的谈话。沈茂对左权参谋长讲述了一番对国内国际政治的评论和预测之后，左参谋长从此再也不对沈茂政委的政治观点持任何评价。听了彭总的话，左权参谋长只淡淡地回了一句，“服从政委领导是我们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这件事以后再说，彭总，倒是这个援助，我们真的得好好研究一下。”
除了沈茂所在的湖北军区开始内部研究这些援助事宜之外，共和国属下的各军区同样在研究。援助这玩意，不是你想要就能够要来的，也不是你不要就没人上门送。
苏联急于拉上工业国的盟友，如果是土星共同体当政，那就更好。对于陕西众的崛起，苏联原本以为仅仅是个托派或者社民党性质的组织。但冯玉祥倒台之后，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盟友。所以把原本要给冯玉祥的武器弹药给了陕西众。
但是陕西众的行事让苏联越来越不敢小看，他们竟然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在西北搞起了工业，和其他中国势力要钱要枪不同，陕西众从不向苏联开口要钱，对武器的需求更是“挑剔”。令斯大林大吃一惊的是，陕西众索要的援助，大部分是交通线绝对可以运输的仪表设备，和一些关键工业部件。如果不是陕西众过于自大，那么这些要求意味着陕西方面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工业化建设。
对于苏联来说，一个土星共同体领导下的工业化政权，是天然的笼络对象。而不要钱的盟友，苏联还从没有在中国遇到过。驻扎在西安的苏联联络员，不断把陕西工业化进程汇报回克里姆林宫。粗糙但是有效的工业体系一天天的完善，眼看着在中国西北，工业中心已经初步成型。
西北局和南方局的合并过程当中，没有杀人，但是整风运动进行的十分彻底。这群中国同志表现出来的革命素质，让斯大林都有些惊讶。
唯一的问题在于，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失事了几次，包括朱可夫少将在内的苏联军官死了几十位。但苏联的军官车载斗量，这么点损失对于斯大林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到了1936年，国际局势变得颇为微妙。在中国，新的中华共和国已经准备解放全中国，而且中国特使周恩来，亲自飞赴莫斯科，向苏联透露了共和国方面的计划。一旦统一全国之后，就要进军东北。在共和国工业实力远不如日本的情况下，共和国请求苏联在飞机、火炮方面给与共和国以全面支持。
苏联政治局责成红军方面对共和国的军事计划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是，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共和国方面是可以达成对日作战计划的目标——将日本人赶出东北。
在远东沉重打击日本人，是苏联的一贯希望。如果共和国方面能够做到，苏联人绝不反对对共和国进行援助。唯一的问题在于，周恩来坚决反对苏联提出的外蒙独立的方案。周恩来严肃表示，共和国绝对不会允许外蒙以任何形式独立出去。保证中国领土完整，是共和国与苏联谈判的底线。
共和国理解苏联方面对西伯利亚铁路的担心，对这个问题，共和国可以和苏联签署任何程度的友好条约，甚至共和国方面可以在外蒙不驻军，但是外蒙绝对不允许独立。
这样强硬的外交作风，斯大林一点都不生气。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一个本能，但是对外蒙，斯大林有自己的想法，当他开始以武器援助为要挟手段的时候，周恩来表示，共和国绝对不会屈服于任何要挟。收复东北是共和国的既定国策，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共和国都不会有丝毫动摇。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同样是共和国的底线，共和国绝对不会各让一寸土地。
这次莫斯科会议双方可以说不欢而散，苏联暂时中断了对共和国的援助。
总理回到西安，已经是1937年初。包括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常委一致赞同总理的态度。主席慨然说道：“死了张屠夫，也不吃带毛猪。”
政治局常委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和国核心的200名委员和增补委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40多名没有站对立场的委员们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对这批人，负责党政的任弼时率先发难，严厉批评了这些人的“托派”立场。接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决议，临时罢免这部分同志的一切工作，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
不仅如此，中央以整风调查为名，针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