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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法内科尔和保罗·博尔塞利诺在为大审判准备诉讼案的时候就是老朋友（他们的工作并不包括在法庭上作辩护律师）。他们的年龄几乎相仿，在巴勒莫中部的同一地区长大，他们的父母也都是中产阶级。法内科尔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家，而博尔塞利诺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他们两人都忠于职守并对正义拥有相同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但是他们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拥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法内科尔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但是对左翼党派比较同情。博尔塞利诺年轻时加入过一个新法西斯团体，而且还比法内科尔持有更为强烈的天主教信仰。这两位法官总是谨慎地对那些试图利用他们名誉的政党做出的友好表示予以拒绝。
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对于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城市也持有不同的态度。法内科尔也许是因为缺乏自信的性格，对于巴勒莫对其工作的支持抱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每天他上班都要由四辆快速行驶的防弹汽车护卫，车上坐满身穿防弹背心、佩带机关枪的特工。同时，一架直升机在他们行走路线的上空盘旋监视。从当时《两两里日报》的来信专栏判断，一些巴勒莫市民认为这些护卫车队所造成的交通拥挤比黑手党问题还要严重。当法内科尔的一位邻居写信建议法内科尔搬到郊区时，法内科尔显得十分沮丧。博尔赛利诺这位享乐主义者却非常乐观：“他们在一直为我们加油。”
这两个人都从日益壮大的西西里反抗黑手党的运动中积聚力量。学生们在城市的街道上举行反黑手党示威游行。社会运动人士也成立了一个以佩皮诺·因帕斯塔诺命名的研究中心。在西西里，有一个名字叫做萨尔瓦多·帕帕拉多的大主教，不害怕说出“黑手党”一词，勇敢地谴责国家在面对黑手党屠杀时的不作为。结果，红衣主教于1980年在尤西卡丹监狱做复活节弥撒时遭到监狱犯人的抵制。一些基层神职人员更是明确地表示出了反对黑手党的态度。
变革的力量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积聚起来。1985年7月当选巴勒莫市长的基督教民主党人莱奥卢卡·奥兰多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黑手党，并确保市议会以“民事诉讼者”的身份参加了大审判。奥兰多领导了著名的“巴勒莫之春”运动，与二战后笼罩巴勒莫市议会多时的严酷冬天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比。然而，大多数巴勒莫人对法官们的战斗仍持紧张不安的中立态度，正如法内科尔所说，“在我看来，整座城市的人都站在窗口，等待观看斗牛比赛以何种方式结束”。
大审判于1986年2月10日开始，几乎持续了两年的时间。诉讼程序刚一启动，一阵紧张而平静的气氛就笼罩在了巴勒莫的上空。“我们的事业”的杀手们奉命潜伏起来，因此戏剧性的场景便从街道转向了毗邻尤西卡丹监狱的一座灯火通明的水泥地堡，一座专门建造的法庭便坐落在这里。这座地堡表明，对所有知名人士的谋杀案深恶痛绝的公众最终迫使意大利政府作出打击黑手党的确切承诺。但是，这幅景观远远不能让人放心，一名记者说它像是降落在巴勒莫的一座巨大的司法飞船。大厅被涂成了绿色，呈八角形状，外面放置的30只笼子是为208名最危险的被告准备的。受到指控的474人中，有119人仍然在逃，其中最重要的两名逃犯是卢西阿诺·莱焦的“野兽”：“矮子”雷依纳和“拖拉机”普罗文扎诺。身穿蓝色运动服和白色网球鞋的莱焦在23号笼子里首先发言。莱焦被指控一直从监狱里暗中操控科莱奥内家族的事务，他说要对这一指控进行自我辩护。
审判开始后，记者试探了一下公众的情绪。巴勒莫大街上的许多民众不愿意谈论审判的事情。有些人公开反对这次审判，他们说黑手党处于防御状态之后，失业的人反而更多了。更多的人对审判表示怀疑：“这是一场闹剧。它只会抓住那些脖子伸得太长的人。决定审判将如何结束的还是那些政治大腕们。”布西达明确表示，他认为意大利还没有准备好倾听他所有的秘密，至于他所了解的黑手党与上层政治家的联系，他将深藏在心底。许多人认为在大屠杀中作战的仅仅是一些暴徒，他们只是一群线偶而已，而真正的黑手党分子却是在上面操纵这些线偶的人。
但是对大审判的质疑并不仅仅限于一些街头采访。西西里岛上一些重要的思想领袖也无法完全把握这次审判的真正意义。一方面，这件案子仅就规模来说就让人害怕，主教帕帕拉多称之为“一场令人压抑的表演”。在大审判即将开始前的一次讨论热烈的采访中，主教似乎改变了早先对黑手党的坚定立场。他说堕胎要比黑手党杀害的人更多，并且担心所有的媒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审判上会有损巴勒莫的形象。当他被问及是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反黑手党的高级教士的时候，他含糊其辞地回答道：“带着一种纯粹消极的态度，你无法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仅仅反对什么是不够的。”
很多人担心大审判试图批量行使审判权，有可能不会认真地裁定每一个被告是否有罪还是无罪。一些人怀疑大审判的规模仅仅反映出了法官们自我的膨胀程度。
悔罪者提供的证据也遭到了质疑。许多旁观者对于他们的证据的真实性表示严重关切。1985年，一位杰出的电视人因为一位来自那不勒斯卡莫拉家族的悔罪者提供虚假证据而成为严重误判的受害者。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采信多玛索，布西达的证词会带来同样的危险，而且危险程度更大。
在大审判进行的几个月期间，仍有宝贵的空间来保持中立。在面对关于黑手党以及何为西西里人这些根深蒂固的假设时，“布西达命题”已经不再奏效。我们若是要把握住其深刻内涵，就要在理解上迈出一大步。可是就连黑手党的一些最直言不讳的敌人也未必能够迈出这一步。这时一个既著名而又奇怪的名字出现了，它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许多西西里人难以接受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西西里人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视作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个名字就是：列昂纳多·沙沙。
沙沙是一位小说家，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底初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黑手党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直至今天，大多数想要了解黑手党的非意大利人还会去阅读像《白天的猫头鹰》此类的小说。沙沙的背景、他的写作以及他对自己的西两里人身份的认同感，所有的这一切使沙沙与黑手党对抗了三十多年。可悲的是，在1987年1月，同样的力量将沙沙推向了因大审判而分崩离析并饱受困扰的城市的错误一方。
诉讼进行了11个月后，沙沙在《晚邮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彻底毁掉了他作为黑手党反对者的声誉。文章围绕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展开：一是一本有关“铁血法官”在法西斯时代如何展开反对有组织犯罪斗争的书籍出版了。二是保罗·博尔塞利诺的晋升（博尔塞利诺刚刚掌管了马尔萨拉市调查办公室，马尔萨拉市位于西西里最西端，科莱奥内家族在此有关系密切的盟友）。沙沙激烈地争论道，大审判与法西斯主义一样有践踏公民自由的危险。沙沙怒斥了意大利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不良风气（这种风气我们现在称之为“政治上的正确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只要有人对反黑手党法官进行批评就会被认为与黑手党老板们有勾结。沙沙通过指责博尔塞利诺追求名利而结束了他的论战：“再没有比参与黑手党的审判使人在司法界升迁得更快的途径了。”
沙沙的抨击在意大利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意大利民众总是倾向于将作家和知识分子看作道德领袖，而他们认为政治家们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种角色。沙沙一向严肃对待自己所承担的这种道德领袖的角色，他将自己看作是“异教徒的国度”里的一种理性声音，就像自己小说中那些不断尝试但是最终却没能打破缄默法则的侦探们那样，既理性又孤独。博尔赛利诺被《晚邮报》刊登的这篇文章深深伤害。他说，批判自己的沙沙一直以来都被自己视为精神之父。一些与黑手党有勾结的政治家后来怀着窃喜之情引用这位小说家的话来攻击那些受其启发的法官们。
当《白天的猫头鹰》的作者用笔讨伐反黑手党的法官时，他正身患绝症。他在多年孤独的岁月中将他艺术上所有精妙之处都倾注在理解黑手党的思想模式上，而且他对现在比比皆是的反黑手党口号极为憎恶。但是沙沙的论战不只是一个固执、垂死的老人在感情上的爆发。沙沙发出的是一种不信任的声音，是西西里岛几代人对黑手党和意大利政府的一种不信任。
沙沙从小自学成才，他的父亲在阿格里琴托省的硫磺矿上的工作。沙沙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目睹了法西斯政权的虚伪和残暴，目睹了黑手党在战后杀害硫磺矿上的工会领袖。对沙沙来说，黑手党是意大利警察的一个非正式分支机构，政府和黑手党都有着同样残暴镇压民众的反应冲动。从他的一生和西西里的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西西里岛人只能指望从当局那里得到麻烦。沙沙对意大利政府的悲观态度可以和他对西西里的宿命论观点相提并论。沙沙长期以来坚信黑手党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组织，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将两西里最理性的头脑囚禁起来的精神状态。
当我大声反抗黑手党时，我也很痛苦，在我身上，在每一个西西里人身上，都残留着黑手党的情愫。因此，当我与黑手党抗争时，我也在同自己抗争。这种斗争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值得庆幸的是，岛上许多像卡彭内托、博尔塞利诺、法内科尔这样的人并没有被沙沙所提到的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所困扰，他们对如何才是一名西西里人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
大审判的命运
大审判于1987年12月16日宣布判决结果。474名被告中，有114人被宣判无罪，其他被宣判有罪的被告则共同分摊2665年的刑期。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法院支持了“布西达命题”，但它没有像许多公民自由论者所害怕的那样批量实行司法审判权。即使是卢西阿诺·莱焦也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要证明他在狱中仍然向其黑手党手下下达命令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
在判决后的几天里，那些支持法官的报纸宣告黑手党是西西里文化中不可战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神话破灭了。这是报纸界作出的一种不成熟的回应，说出的更多是人们的希望而不是信念。在判决成为既定事实之前，大审判还要经历漫长的上诉过程，对判决的定性还为时过早。举例来说，列昂纳多，沙沙仍坚持他的怀疑论而不接受“布西达命题”：“我的观点一直就是黑手党实际上是一个由各个黑手党派系组成的同盟。”两年后沙沙走进了坟墓，但是直到临死前他都拒绝抱有希望，认为他或西西里岛都无法将黑手党抛却在身后。
法内科尔认为这次判决证明了“通过尊重民主原则，我们能够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取得重大成果”。他知道打击黑手党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大审判还未结束之前，对“我们的事业”展开的调查导致了两起大规模案件的审理，这三次大审判都由卡彭内托的智囊团一起处理。一名重要的新悔罪者安东尼诺·卡尔德龙提供的证据导致了第四次大审判。160人于1988年3月被捕。西西里其他城市的法官进行了一系列相关起诉。法内科尔不厌其烦地强调，大审判只不过是打击黑手党斗争的一个良好开端。
若是法内科尔听到黑手党悔罪者们后来所透露的情况，他的语气或许会更加悲观。“我们断定大审判最终会是一场虚张声势。最后的判决绝不会支持‘布西达命题’。”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大审判只不过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是为了应对自大屠杀以来的血腥案件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初审时肯定会做出许多有罪判决，但是在上诉的时候这些有罪判决就会被推翻。到了最后，一切事情都会恢复常态。
一段时期里，事情似乎正是朝着这种态势发展。根据意大利的法律制度，从初审判决到作出终审判决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最近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为了等待最终判决结果而将囚犯关押太久。但由于黑手党案件的复杂性，这些案件审理起来特别慢。因此，黑手党被告是这一法律的主要受益者。截止到1989年初，在1987年12月被判有罪的342人中，仅有60人仍被关押在监狱里。
1990年，巴勒莫上诉法院推翻了大审判中作出的一些有罪判决，更关键的是，不予支持“布西达命题”的核心观点：黑手党所犯下的一些重要谋杀案是身居高位的黑手党委员会成员下令唆使的。案件随后送交科拉多·卡内瓦莱法官主持下的最高上诉法院的第一部门。因为技术细节问题而宣判黑手党分子无罪的习惯，卡内瓦莱法官获得了“判决杀手”的绰号。（2002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撤销了因“为黑手党组织的犯罪提供外部合作”而对卡内瓦莱法官作出的有罪判决。我们不得不由此得出结论，就像他自己一直声称的那样，他只不过是在十分谨慎地运用法律。）
司法系统内部有人开始阴险地反对法内科尔。大审判作出判决之后，反黑手党“智囊团”的创始人安东尼·卡彭内托决定返回佛罗伦萨。在卡彭内托的欢送宴席上潸然泪下的法内科尔，显然是代替卡彭内托的合适人选，由法内科尔担任调查办公室主任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有关肮脏的政治活动、走廊阴谋以及同行妒忌的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反对“个人崇拜”的薄面纱，而所谓的“个人崇拜”针对的就是法内科尔。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一职位给了安东尼诺·梅利，这个人差两年就要退休了，而且从未调查过任何有关黑手党的案件。法内科尔不光觉得屈辱、绝望，而且还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