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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红衣主教对共产主义怀有恐惧，并把黑手党看作是共产主义所发明的一种恐吓策略。早在1947年，当萨尔瓦多·朱利亚诺的团伙在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用机枪扫射那些农民家庭后，红衣主教就致函教皇解释说，尽管他当然不能赞同来自任何一方的暴力行为，但是“面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欺凌、谎言和欺骗伎俩以及反意大利和反基督教的理论，抵抗和反抗是不可避免的”。1953年大选前，他宣布，信徒们要在选票上的基督教民主党党徽上划上十字，这是个“庄严的任务”。更有甚者，要是不投票反对“由耶稣基督的敌人即将带来的威胁”就无异于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尽管有此告诫，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在罗马有五年的历史，西西里的基督教民主党赢得的选票比例也急剧下降，从不到48％下降到刚刚超过36％。显然，这座岛上有许多难以饶恕的罪人。
对持有鲁菲尼观点的人来说，这段急剧的社会变革从一开始就像一系列的灾难一样。共产主义宣扬的“猖獗叛教”思想通过合作社和住房协会的密集网络而在意大利一些地区传播开来。紧接着，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将众多南方农民从当地的宗教组织里脱离出来，并将他们派遣到热那亚、都灵和米兰的建筑工地和工厂里工作。即使政府和教会审查制度也不能阻止好莱坞电影以不道德和消费主义的方式来教育年轻人。
更糟糕的是，基督教民主党这个因为与左派无神论者作斗争而被圣教会选出的先锋队似乎并没有实践自己的崇高使命。基督教民主党的组织混乱，内部派系恶斗以及对公款随意处置的行为都成为一向持谨慎态度的高级牧师的批评对象。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民主党在1953年选举失败之后被迫要依靠右派或者左派盟友才能继续执政。此时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些派系正试图引诱社会党脱离与共产党的联盟，于是社会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第一次组成的政府于1963年成立。与此同时，被教会称为自由市场的“假开明者”和“不可知论者”在基督教民主党内部获得支持力量，因为它在努力试图解决如何管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现实问题。
所有的这些形势变化都未能改变鲁菲尼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支持，或者说他终身的奋斗目标就是逃避当今的世界，但是他却无法永远回避黑手党的问题。在1964年的棕枝主日〔※（Palm Sunday），亦译“圣枝主日”。《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受难”前不久，骑驴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据称，当时群众手执棕枝踊跃欢迎耶稣。为表纪念，此日教堂多以棕枝为装饰，有时教徒也手持棕枝绕教堂一周。教会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上，红衣主教鲁菲尼发表了一篇题为“西西里的真面目”的牧师书信，这是教会自“黑手党”一词首次使用99年来第一次做出的正式、明确、公开的声明。“两两里的真面目”一文对于诽谤两两里岛的邪恶媒体阴谋进行了谴责，而这个阴谋来自三个方面。前两个方面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西西里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人物：被称为“西两里甘地”的达尼洛·多尔奇和贵族小说家朱塞佩·托马两·迪·兰佩杜萨。达尼洛·多尔奇的非暴力竞选活动吸引人们关注西两里西部艰苦的渔民社区和农民社区。兰佩杜萨则是《豹》（1958年出版）这本书的作者，书中以感伤、忧郁的笔调描绘了西西里岛的历史。媒体攻击西西里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黑手党，但是鲁菲尼断言，黑手党只不过是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地都能找到的犯罪活动的代名词而已。
度假中的“乔香蕉”
绰号为“乔香蕉”的朱塞佩·乔·博南诺是纽约五个黑手党家族里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老板。他1905年出生于戈尔福海堡的一个海边小镇上，20世纪20年代逃离了墨索里尼控制的意大利，并与他的同乡萨尔瓦多·马然赞诺一起反对“老板”乔·马赛里亚。“幸运小子”卢西阿诺1931年平息纽约黑手党之乱后，“乔香蕉”被提拔为他所在家族的老板。此后30多年来，乔香蕉领导着以布鲁克林为基地的博南诺家族。“乔香蕉”掌权时，博南诺家族一直是纽约最有西西里特色的家族。西西里方言就是他们在语言上做出的一种选择，而“乔香蕉”本人也在一直努力学习英语。连同与“乔香蕉”血脉相连的布法罗市的马加蒂诺家族一道，博南诺家族与戈尔福海堡的黑手党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
1983年，“乔香蕉”出版了《重信誉之士》一书，由别人代笔对其一生进行了叙述，在涉及“我的传统”即黑手党时，书中充满了荒谬的自我辩解。《重信誉之士》里最有趣的一章讲述了这位布鲁克林的老板如何在1957年10月荣返故里，回到他的传统的起源地，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周的时间。博南诺说自己是回西两里度假，他对度假经历的叙述里充满了陈词滥调，歌颂西西里岛重视家庭和自我尊重的古老传统。博南诺回去是要寻根，回到他在寻找自由和成功的过程中所抛弃的那个狭小世界。到达西西里岛后，他就对意大利人“生活的艺术”和“充沛的热情”表示钦佩。更有见地的是，他称意大利的政府结构“骇人听闻”。针对这一点他举例说明，当他首次降落在罗马机场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受到基督教民主党外贸部部长红地毯式的欢迎，而部长本人也是戈尔福海堡人。“难道我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朋友们对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不感到惊讶吗？”博南诺对此评论道。这个故事听起来匪夷所思，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它的真实性。但事实上从那之后这个故事被反复提起，也许是为了表明西西里基督教民主党获得的尊重很低。有一次在巴勒莫，正在访问的老板被贵族和“君子”们组成的代表团握手拉住，他们骄傲地向他介绍城市里迅速建起的崭新高速公路和办公大楼。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对巴勒莫早期建筑热潮的参观并没有构成博南诺度假的亮点。
尽管人们永远不会从博南诺书中的谎话猜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在西西里岛的度假成为了大西洋两岸“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
博南诺在西两里岛的度假实际上是大西洋两岸“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尽管我们从博南诺的满篇谎话的书中猜到这一点。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美国黑手党将专营海洛因走私的特权授予了西西里的兄弟们。更为重要的是，西西里黑手党在戈尔福海堡战争结束后还以纽约的委员会为模型创建了自己的委员会。这两项密切相关的进展为黑手党在接下来40年里上演的历史戏剧搭好了舞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前及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惊人的暴行都可以追溯到博南诺的这次西西里岛之行。
至于在那次旅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残存的信息虽然不全面，但却给了我们一些暗示。弄清楚证据，不仅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搞明白事情发生的原因，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研究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学家认为有必要对已知的事实进行一连串有根据的假设。因此，本节下文中叙述的内容既有史实也有作者的推断，而这样叙述的目的只有一个：深入了解“我们的事业”的政治体系。“政治”这个很重要的词是不能随意使用的。如果“我们的事业”着手参与海洛因买卖是商业问题的话，那么黑手党设立的委员会就等同于宪法政治了。对于非意大利人来说，将黑手党成员当作生意人并不会招来别人的流言蜚语。那些曾经被看作是阴险的公司首席执行官的黑手党老板现在也已经变成了电影里的僵化模式。然而，在意大利之外，作家仍然不愿意用“政治”一词来称呼杀人犯及盗徒们的阴谋诡计，认为这样有抬高他们之嫌。但是对于那些几十年来一直试图理解意大利黑手党的人来说，使用任何其他的词语都严重低估了“我们的事业”，因为西西里黑手党确实有名副其实的“政治”。正如今天的调查官不断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的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影子政府，是一个有时反抗、有时颠覆、有时寄居在合法政府机构内的政治组织的话，“我们的事业”就永远不会被打败。
在西西里短暂旅行期间，“乔香蕉”在巴勒莫会见了多玛索·布西达，并花费五小时与他在斯帕诺海边饭店共享了一顿豪华午宴——或者，至少根据布西达的说法，“乔香蕉”会见了布西达。那时，布西达这个未来的“两个世界的老板”和创造历史的黑手党背叛者当时只不过是一名朝气蓬勃的巴勒莫小卒。因此，两人的这次斯帕诺会面给布西达留下更深的印象就不足为怪了。“乔香蕉”根本就没有把这次会面写进度假回忆录里。与之相反，布西达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他将与其密切交谈的这个人描述为“杰出、优雅、充满独特智慧”的人。显然，布西达已经找到了一个榜样。
当时，布西达和博南诺之间除了地位差别之外，他们两个在叙述上也有很多方面的不同。布西达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已经是一名证人保护计划之下的忏悔者了；而当“乔香蕉”在1983年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最多处于半退休状态。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布西达是目前为止这两人中更为可信的一个（尽管据说，美国当局对《重信誉之士》这本书非常重视，曾将该书作者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
这两名黑手党分子在他们的故事里都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毒品，这一点很明显但并不令人奇怪。“乔香蕉”坚持说他从未与毒品有过任何瓜葛，对此他辩解道，这完全与他的“传统”相悖。有人认为博南诺访问西西里岛与海洛因有关，布西达对这一看法嗤之以鼻。这两人无疑都撒了谎，而且两个人撒谎的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趣。这不仅仅是两名罪犯试图保护自己的问题。
比起博南诺，布西达无疑是一个更有趣的骗子。布西达直到去世都在否认自己曾经通过贩毒赚过钱。但是，布西达也说过“‘我们的事业，中，没有一个人和毒品走私没有关联”，他这样说无疑是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些说法包括了这类策略性谎言的所有特征，西两里的“君子”们对此都十分擅长。实际上，有迹象清晰地表明，他们很有可能是故意这样说的。布西达确信，如果有人知道如何破译他的话——法尔科内法官就是其中一个——这个人一定会明白他在撒谎而且也明白他不准备再对这样一个明显重要的话题多说些什么。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因此他必须扯上一条防疫封锁线，以免影响到他所说过的其他事情的可信度。
所有这样的谎言都很必要，因为就在“乔香蕉”的飞机降落在巴勒莫的时候，在美国的“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字路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决定想成为什么样的非法组织。在诸如禁酒令下的酒供应和博彩市场上，美国黑手党总是随心所欲的，这些行为“刚刚算得上非法”，因而不会让黑手党的政治朋友们感到尴尬。另一个例子就是赌博。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值有组织犯罪向急剧膨胀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大量投资的时候。半合法半非法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黑手党对于劳动关系的干涉。它为雇主提供服务破坏工人的罢工，或者与工会联合起来敲诈工人和雇主的钱。不管哪种方式，“我们的事业”的非法活动在上层世界合法机构和强大利益集团的保护伞下没有走得太远。
毒品是一个不同类型的生意。1950年，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凯法弗获悉联邦麻醉品局针对黑手党国际贩毒网络所发出的警告。1951年，关于凯法弗的“参议院调查州际商业犯罪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在电视上播放。美国人看到几十个黑手党分子运用第五修正案来应对凯法弗的质问。弗兰克·科斯特洛，这位前私酒走私犯和前任纽约市老虎机之王不允许摄像机拍摄他肩膀以上的任何地方。他在对其商业利益作出闪烁其词的解释时，一直挥舞着手臂，就像在比划芭蕾舞的动作，他的这一举动成为了许多观众对这次听证会的经典回忆。
紧随凯法弗听证会而来的是，美国人重新发现了自己对于黑手党的恐惧，这种恐惧上次笼罩整个国家还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当时发生了“木桶尸体案”而且正值乔·彼得罗西诺中尉当道。这一次，黑手党在人们心中引发的恐慌和迷恋由于对毒品的害怕而更加强烈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炒作和短暂的出版业繁荣。一位作者受凯法弗的启发，将黑手党称为“史上对道德最大的威胁”和“世界上所有犯罪的主要源泉”。战后美国与黑手党长期的暖昧关系开始了。
就美国新一轮黑手党恐慌中的所有夸张和纯粹的想象而言，尽管联邦调查局的J·埃德加·胡佛局长仍然拒绝承认黑手党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凯法弗的听证会对君子们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听证会促使联邦政府于1956年制定了毒品控制法，规定毒品犯罪最高刑期可判40年。根据一份美国警方的统计，等到乔香蕉到西西里岛去“放松心情”的时候，博南诺家族中三分之一的成员都因毒品指控而被逮捕。纽约其他黑手党家族的遭遇更为糟糕，据报道，卢切斯家族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员。
正如布西达和博南诺两人后来都解释的那样，美国黑手党的领导者为应对制裁而颁布了禁止毒品交易的命令（他们俩还宣称，其他的黑手党分子完全有可能破坏了这一禁令）。许多消息渠道可以证实这个政策确实存在，而且每个渠道都指出这项规则经常被违反。实际上，这条禁令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旨在造成这个组织已经远离毒品的印象，但这只是缓兵之计。
更糟糕的是，在19561957年间，“我们的事业”最重要的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