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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后，唐·卡洛坐着豪华的美国轿车回到维拉尔巴镇，他的任务完成了。完成得极好的钳形运动已经把牛犊、一群母牛、一群阉牛和—头公牛全都带到了塞尔达，于是完成了同盟军对西西里中部的征服。现在，唐·卡洛和他的美国支持者们一起准备好在法西斯的阴霾之后恢复黑手党在西西里社会应有的位置。
大多数西西里人都知道唐·卡洛以及黄色方巾的故事，而且有许多人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人们无数次重复讲述这段情节，从而给事件蒙上了一层厚重的色彩，使人越发对其真实性无法质疑。有些地方的细节变得模糊起来，而有的地方则凭空捏造细枝末节。多数历史学家现在都把它视为无稽之谈。
尽管“幸运小子”卢西阿诺一生中经历的事件很复杂，但是显然不支持这个传说。1933年秋，卢西阿诺领导一个由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企图在纽约市建立对妓院的集中控制。这次举动是商业上的一次失败。妓院的鸨母抱怨回扣负担太重、她们几乎没有利润可赚的时候，遭遇到的却是卢西阿诺的打手们组成的一面肌肉墙。结果是整个产业普遍存在“偷税漏税”现象，单独的恐吓行为无法阻止这个团伙敲诈勒索费的锐减。
这次商业失败也给卢西阿诺带来灾难性的法律后果。1936年2月，他和团伙其他成员被特别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的密探逮捕了。从事卖淫业的许多人的证词对确立卢西阿诺的罪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年6月，卢西阿诺在纽约防备措施最为严格的丹尼莫拉纽约州监狱开始了长达30至50年的服刑。这是有史以来因强迫卖淫而受到的最严厉的判决。
美国加入二战后，卢西阿诺的运气开始好转。1942年2月，曾因以最快速度穿越大西洋而获大西洋蓝带奖〔※（Blue Riband），一个授予以最快速度横渡大西洋的船舶的奖项。〕的豪华游轮“诺曼底号”着火了，在哈德逊河停泊时翻船。这有可能只是一场意外，但当时没人能确定。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蓄意破坏行为，海军情报机构开始求助于控制着码头的黑道分子。他们首先接触的是富尔顿鱼市场的老板“袜子”约瑟夫·兰萨。他给海军调查员制造了假的工会卡，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码头展开调查。在兰萨的建议下，卢西阿诺也被召来协助海军扩大反间谍行动。“幸运小子”被从丹尼莫拉监狱转到一个更方便舒适的监狱接受情报官员的讯问。码头上传言说，在海军情报处的命令下，美国匪徒已经清除掉了可疑的德国间谍。
这几乎绝对是“幸运小子”卢西阿诺和联邦政府合作的最大程度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战争发生时他在西西里，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以争取西西里黑手党对同盟国的入侵为条件换取自由的交易。直到1946年卢西阿诺才获释，并被驱逐出美国遣送回了意大利。此时对卢西阿诺的出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因为10年仍然是因强迫卖淫罪而服过的最长的徒刑。最后批准这一决定的人是纽约州州长——卢西阿诺的复仇之神托马斯·E·杜威。
因此，在入侵西西里时，美国人并没有拉拢黑手党为其同盟的阴谋。原因很简单，同盟国不大可能将“哈士奇行动”的秘密一一一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陆两栖进攻计划透露给一群罪犯。
然而，关于唐·卡洛和黄色方巾的故事仍然继续流传着。2000年6月，罗马报纸《共和国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这个故事的最初讲述者米歇尔·潘达莱奥内。他是一位有名的左翼作家和政治家，现在已经90岁了。潘达莱奥内被告知一名重要历史学家对他的故事表示了怀疑。他回答，“他为什么不去维拉尔巴镇说这些话呢？”“他们会朝他脸上吐口水。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过来，把卡洛杰罗·维奇尼从镇上带走，11天后又把他送回来。”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潘达莱奥内讲得很模糊，他的话确实带着亲身经历的权威性。潘达莱奥内的家乡位于维拉尔巴镇曼德利斯广场的下坡。米歇尔和唐·卡洛曾有过当面争执，并且美国人来的时候他也在那里。
人们始终不能确定维拉尔巴镇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不确定因素本身就有着深远的意义。自二战以来，有关黑手党历史的各个方面，人们存在诸多疑云，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简单例子。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当权者被包围在一层怀疑的迷雾之中。人们在迷雾中隐约能够辨认出一些人的轮廓，这些人有腐败政治家和法官、商人、共济会地方分会、情报部门、右翼颠覆分子、警察和军人、中央情报局、当然还有黑手党。自意大利二战结束后，民主制从一开始就受到不信任的毒害。很多西西里人，事实上有很多意大利人，不知道该相信谁，或是选择相信他们喜欢的人。散播阴谋论成了一项国民消遣活动，意大利人称之为“幕后论”。有关唐·卡洛和黄色方巾的传闻可能是“幕后论”最早的例子了。它企图让人们相信在法西斯倒台后，美国政府在“幕后”支持西西里黑手党的复兴。也就是说，它试图转移责难。
驳斥维拉尔巴镇传言最有力的论据其实很简单，西西里黑手党组织过于复杂，不可能只靠一个阴谋就能复兴。黑手党恢复势力的真相比黄方巾的故事更能说明其复兴背后的推动因素，这些推动因素涉及到唐·卡洛杰罗·维奇尼、美国情报局以及政治暴力。但是黑手党的复兴首先在于它是如何利用其传统优势——关系网络和残暴手段——在战后逐渐成形的意大利民主制下为自己赢得一席立足之地。考虑到历史提供的机遇，西西里黑手党还是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另一位维拉尔巴镇的历史学家给出了关于1943年那个有名的日子的另一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它更接近事实。他说，当时唐·卡洛只是带着当地人组成的庆祝代表团去迎接同盟军巡逻队，队长要求和这里的负责人谈话。几天后，这个年迈的黑手党头子就被宣布为镇长。从这个方面说，唐·卡洛的经历是很典型的。在维拉尔巴镇和在每个村庄一样，人们高兴地欢迎侵略者，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法西斯和战争带来的苦难。而且他们热爱美国。许多西西里移民——他们称之为“美国佬”——带着积蓄、获得的教育和新奇的消费品从新大陆归来，炫耀他们的见多识广。而且大量美国兵本身来自移民到美国的西西里家族。
随着盟军部队在西西里前进，他们一边解放所到之处的小镇，一边将镇里定性为法西斯分子的镇长撤职，找另外一些人取而代之。一些人之所以能够得到镇长这个职位纯粹归功于西西里裔美国译员的随意决定。为填补权力真空，20年来没有政治活动的乡村中心区常常求助于，或被迫求助于当地的“君子”。毕竟，很多“君子”以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自居。
唐·卡洛被任命为镇长则要归功于天主教教派和美国军队的斡旋。法西斯主义在西西里垮台后，秩序一片混乱，美国人通常向高级教士征询意见，以便决定应该相信谁。唐·卡洛是他们推荐的人之一。他长期参与一项天主教的社会基金，而且他自己家里就有神职人员：他的两个弟弟是牧师，一个叔叔是主牧师，还有一个叔叔是穆罗卢卡诺的主教。
按照唐·卡洛自己的说法，他任职镇长那一天，他被人们高高抬在肩膀上穿过维拉尔巴镇。他声称自己担任了调解人的角色，是他的调停才使前任法西斯官员没有被处死。可以肯定的是，一名美国中尉和一个代表卡尔塔尼塞塔主教区的神父都出席了任命仪式。有消息称，这个老黑手党头目听到他的朋友在外边狂呼“黑手党万岁！犯罪光荣！唐·卡洛万岁！”时，颇感尴尬。有人认为，他当上镇上地位最高的公民之后，第一个举动就是从卡尔塔尼塞塔法院档案以及警方和意大利宪兵总部的档案中删除以前对他所有的指控记录（抢劫、与罪犯交往、盗牛、贿赂、破产欺诈、敲诈、恶意欺诈、谋杀唆使罪等等）。唐·卡洛把他的过去一笔勾销了，但是还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保证他自己的未来以及黑手党的未来是安全的。
1943年8月17日，首次登陆38天之后，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电告丘吉尔说西两里岛已经完全掌握在盟军控制之下（那时对意大利领土的入侵加速了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垮台，他于7月25日被废黜并被逮捕）。接下来的六个月西西里将处于盟国军政府（AMGOT）〔※英文为“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 of Occupied Territory”，简称“AMGOT”。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占领区的盟国军政府。〕的统治之下。就是在盟国军政府的统治之下，黑手党首次尝试规划战后两西里岛的政治版图。
盟国军政府忙得不可开交。1943年夏末，西西里岛的状况极为糟糕。即使在“哈士奇行动”之前，这里的400万居民中就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如今粮食短缺，铁路设施被炸毁，犯罪率飙升。很多犯人趁着美军入侵的混乱逃了出来。在法西斯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年就已经开始流行的黑市，现在成了许多人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10月，政府发现储存的配额供应簿在巴勒莫被哄抢了，至少有25000本非法配额供应簿流入市场。同盟军下令强制收购全部粮食。无论是小农场主和大地主，他们都企图逃避这种责任，因此黑市投机商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和一战后的情况如出一辙，盗匪活动再次回到西西里乡村。
美国军队走后不久，警方就开始察觉到黑手党卷入犯罪浪潮的明显迹象。呈交给巴勒莫警察总局的一份报告列出了黑手党已经夺取政权的城镇名单：
在维拉巴泰，黑手党已经控制了镇政厅。镇长是屠夫科顿——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有谣言说，美国部队来了之后，马里诺、密斯梅里、切法拉、迪安纳、维拉弗拉特和波罗格内塔的黑手党分子洗劫了斯塔隆庄园的粮仓……他们抢到了之前在那里宿营的德国军队留下的武器和军需品……昨天犯罪分子袭击了甘吉镇政厅。有人认为，他们对过去曾在1927年配合发现活动于马多涅的一个庞大犯罪组织的男爵斯格达礼、马尔恰诺、里德斯特实施暴力报复行动。黑手党分子明显是在伺机报复那个让他们遭受失败的“铁血长官”。
盟军当局很难为这些事件受到指责。但是黑手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复兴，他们也远远不是完全无辜的。甚至在入侵西西里之前，英美人就对黑手党有所耳闻，还设想从当地“君子”那里搜集信息以便更好地统治解放后的西西里岛。入侵西西里之前的一份英国战争署的秘密文件列举了一些可能有用处的杰出居民。它暴露出对与黑手党结交抱有一种姑息纵容的态度。一名叫做维多·拉·曼蒂亚的人被说成“黑手党家族的首领……一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如果他还在世的话，能够提供重要信息。他没受过教育，但是很有影响力”。
在盟国军政府统治的六个多月里，西西里禁止所有政党活动。英美官员发现在这些乡镇建立顺从的过渡期政府是一项棘手的工作。西西里的反法西斯团体的数目无法统计，而且它们也不是总能提供一些统治精英。盟军的意见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左翼势力的影响。和往常一样，黑手党及其政治盟友们准备好了充当可靠的“当地政府的工具”。因此，在盟国军政府统治时期，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高级黑手党之间有密切联系。战略情报局在巴勒莫办事处的负责人约瑟夫·鲁索出生于科莱奥内，他最近谈论到黑手党老板时说：“他们我全都认识。重新巩固他们的团结并没有花太长时间。”
在盟国军政府统治下，政治天真也对黑手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复苏发挥了作用。英国人认为，他们的帝国提供了寻找可靠当地人的方案。在西西里岛和在大英帝国版图上一样，地主和贵族将代表伦敦（还有华盛顿）行使权力。但西西里岛不是印度，并不受英国统治。1943年9月底，盟军任命卢恰·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为巴勒莫市市长。他正是一名英国人认为可以信任的拥有土地的绅士。但是他生活在“黑手党的气息中”；尼克·金泰尔后来声称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事实上是荣誉团体的成员。在西西里岛，其他类似的人也得到了提名。和他的同辈们一样，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也感觉到战争结束后将会引发争夺西西里控制权的新一轮斗争。他的反应是率领第一个政治组织在被占领的西西里展开积极活动：西西里分裂主义运动。分裂分子希望西西里成为美国鹰翼下的自由国家。那样的话，塔斯卡·博尔多纳罗之辈希望可以保住原来精英的权力，遏制可怕的左翼力量。支持分裂的地主们有其天然的事业支持者：保护和管理他们的庄园并向他们寻求政治保护的黑手党分子们。
1944年1月，在准备将西西里岛移交给意大利政府统治时，政治自由得到了恢复，整个西西里岛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政治生活。就是在这个时候，分裂主义运动的一名领袖在黑手党的要塞巴盖里亚镇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讲。安德烈·费诺切罗·阿普里勒是一个薄嘴唇的狂热演说家，他老是爱谈论“温尼”·丘吉尔〔※指的是曾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温尼”是人们对他的昵称。〕和“德拉诺”·罗斯福〔※指的是曾担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好像自己和他们天天通电话似的。在巴盖里亚，他说出了自己的亲密朋友还包括哪些人：“如果黑手党不存在的话，，那就有必要虚构一个出来。虽然我个人反对犯罪和暴力，但我还是黑手党分子的朋友。”（黑手党的叛徒多玛索·布西达后来证实，费诺切罗·阿普里勒和他同属一个黑手党家族）
1944年2月，盟国军政府结束了对西西里岛的控制，西西里岛归入了意大利新政府的管辖，新政府以被解放的意大利大陆南部为其根据地。当时，黑手党和分裂分子成功地制造出了他们是山姆大叔〔※（Uncle 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