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打击黑手党的时机到来了，他派莫里去秩序混乱的西西里岛强制推行法西斯权威。1925年10月23日，莫里成为巴勒莫行政长官，全权负责打击黑手党及法西斯政权的政敌。他迅速开始准备这场行动的序幕：甘吉包围战。
切萨雷·莫里因很多事情感到自豪。其中突出的有他对西西里人思想行为方式的看法，这些看法是他多年来根据在特拉帕尼的工作经历所形成。这些朴素、教条、愚钝的看法，是他开展打击黑手党运动的思想基础。莫里本人曾说过：
我能够深入西西里人的内心。我发现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暴政和迫害留下的痛苦伤疤下常常隐藏着一颗孩子般的、单纯善良的心，易于把一切染上慷慨的感情，总是倾向于自欺欺人、怀抱希望和信仰，并愿意把它所知道的一切、它的情感以及合作态度都送到那个表明渴望实现人们合理的正义、救赎梦想的人脚下。
黑手党成功的关键，莫里说，在于黑手党利用了西西里人性格核心中的这种脆弱和轻信的特点。莫里认为，黑手党并不是一种组织。但是为了维持法律秩序，警察和司法部门可以假设它是一种组织。实际上，它最好被描述为“一种看待事物的独特方式”。黑手党分子被一种自然亲和力聚集在一起，而不是人会仪式或是任何正式形式的盟约。
在这些毫不妥协的理论基础之上，莫里制定了他的整个镇压计划。很简单，必须以尽可能务实的方式让易受影响的西西里大众看到，国家政权要比黑手党强硬得多。法西斯政权将比黑手党更像黑手党。制造戏剧效果是莫里在西西里建立法律秩序的本质。甘吉行动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想出来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敬畏灌输到那些仍被罪犯所奴役的单纯的大脑里。
甘吉包围战四个月之后，莫里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有名的黑手党头子唐·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他1892年混入距科莱奥内不远的比萨奎诺镇法西斯组织，开始了黑手党的职业生涯。自此之后，他的活动远及美国，靠一小船队走私牛大发横财。据说，在事业顶峰的时候，他到他的山区地盘巡视时，当地小镇官员都会在门外等候行吻手礼。1926年5月1日，切萨雷·莫里来到卡希奥·费尔罗的地盘，要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发言。一阵非洲热风卷着撒哈拉沙漠的细沙吹过广场，这位“铁血长官”以惊人、过时的双关语开始了演讲：“我的名字是莫里（Mori），我会要人命！”〔※“Mori”在意大利语中是“死亡”的意思。〕“像这被风吹走消失不见的尘土一样，罪犯必须消失！”
几天后，莫里成立的“跨省”反黑手党警队在包括比萨奎诺、科莱奥内、孔泰萨恩泰利纳在内的地区开始了围捕。150多名嫌疑人被抓，其中包括唐·维托。他的教子找到当地一名地主寻求帮助，但是得到一个无动于衷的答复：“时代变了。”唐·维托的统治结束了。不久后，之前对他的一项谋杀控告又被重新提了出来。1930年在接受审判时，他一直保持沉默，而他的律师则孤独无助地为他做辩护，辩护的论调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举出他的当事人在所有情形下的体面行为后，律师坚持声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两个：要么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不是黑手党分子，要么黑手党就像学者们经常指出的那样，是一种夸张的个人主义态度，是一种反抗形式，完全没有邪恶、卑劣或违法之处。”法官宣判唐·维托无期徒刑时，似乎又吹来了一阵非洲热风。1942年唐·维托死于狱中。
莫里显然认为他的强硬手段不光对恐惧黑手党的西西里人有效，对付黑手党本身同样奏效。1926年5月逮捕维托·卡希奥·费尔罗后不久，莫里邀请巴勒莫省内所有庄园看守人参加一个精心安排的宣誓仪式。1200人在洛卡帕拉巴附近的小山上以军队形式集合。只有两名被邀请者没来，他们送来了医生的诊断书。莫里检阅完队伍之后，开始讲话：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再代表黑手党而是代表国家去保护私人财产。一名军队牧师在露天圣坛做完弥撒后，提醒这些看守人要以绝对严肃的态度宣誓。莫里要求每个到场，但是没有准备好宣誓效忠的人离开，然后他转身背对听众，没有人离开。“铁血长官”再次转过身来，开始宣读誓言。看守人齐声应答：“我宣誓。”他们排队上前签名时，军乐和法西斯颂歌奏响。
第二年．保护着康卡德尔柠檬园的可怕看护人也经历了类似的仪式。最后，为了表明他们的忠诚，他们被授予童子军式的铜徽章，图案以柑橘花为背景，上面是交叉的步枪。
应该说，这次宣传攻势背后得到了旨在把地主争取到法西斯政权这边、冷静的政治战略的支持。一些大庄园的所有者的确感激法西斯驯服自以为是的二领主和看守人的做法。莫里的许多次成功，比如甘吉包围战，都是通过给地主施压、逼迫地主供出包庇的罪犯这种传统办法取得的。更普遍地讲，莫里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而非正义征服人们。结果就是不分黑白地镇压，对此西西里人都太熟悉了。莫里的运动开始不到三年，大约11000人被捕，其中仅巴勒莫省内就有5000人。他们不可能都是黑手党分子，也不可能都是有组织的匪徒。连参加打击黑手党斗争的一名检察官也认为一些正直的人也和犯罪分子一起被抓起来了。
大规模围捕之后是同样大规模的审讯。其中最著名的一些审讯是在恐吓的气氛下进行的。莫里检查报刊对诉讼的程序的报道记录，力图制造一种为黑手党成员辩护就相当于是一名黑手党成员的感觉。审判的结果通常是法西斯主义所需要的结果。墨索里尼自豪地向议会宣布，那个曾对他无礼讲话的小镇镇长、黑手党头子已被判长期徒刑。
莫里最大肆宣扬的成功之一是由米斯特雷塔的一起驴子失窃案引起的。这个案子证明了法西斯打击有组织犯罪也有模棱两可、搞不清楚的时候。驴子失窃案给警方提供了一大串线索，他们后来突然搜捕一名有钱的辩护律师、政治家安东尼诺·奥尔托莱瓦的办公室。他们发现了90封可疑信件，描绘“马鞍”交易和以整个西西里的“青年学生”名义所提出的调停请愿。警方认为，这些信件是用代码写成的，谈论的是牲畜盗窃以及被捕罪犯的事情。事实上，这些信件到底是用什么代码写成的，他们也并不清楚。这些信可能涉及普通的可疑利益交易的管理信息，涉及到的是普通的政治交易而非暴力的有组织犯罪。但是莫里的警队完全不考虑这些疑问。他们断言，安东尼诺·奥尔托莱瓦就是“跨省黑手党组织”的老板。
不久后，他们的看法找到了证据，一名自称曾是那个团伙一员的人给米斯特雷塔的副长官寄了一封自首信。他说，自1913年起，奥尔托莱瓦的办公室会定期召开黑手党审判。由奥尔托莱瓦主持，黑手党领袖们（由其他专业人士以及大约20名暴徒组成）将在此决定任何阻碍他们事业的人的命运。不久之后，这名告密者就在空旷的乡村田野被人枪杀。
1928年8月，共计有163名“跨省黑手党组织”成员受审。奥尔托莱瓦以生病为由没有出席开庭前的审讯。法官命令他必须接受两名医生的检查。医生的鉴定清晰无误：“奥尔托莱瓦体质正常，体温正常；呼吸、心脏血管系统无不规则现象；神经感觉器官正常，精神状态和智力水平正常。”两天后，他被发现死在牢房中。
奥尔托莱瓦的死是否涉及任何谋杀行为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或是把任何人牵扯进来。奥尔托莱瓦可能是以米斯特雷塔为基地的黑手党组织的头子；也可能只是犯罪分子的一个受保护者，多少是有些被迫关照他们的利益。奥尔托莱瓦被杀害，或许是因为黑手党为了防止他把与法西斯政权关系紧密的上层人士牵涉进来。
关于“跨省黑手党组织”还有许多仍然说不清楚的地方。尽管案件中的许多被告显然没干过什么好事，但是他们究竟有没有以西西里中西部的黑手党家族为原型构建一个有组织、排他性的黑手党党派．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他们只不过是当地派系斗争中的输家（20世纪80年代，安东尼一卡尔德龙，那个有着对法西斯时期痛苦记忆的背叛者指认米斯特雷塔审判中一名主要被告的后代是“我们的事业”的成员）。
尽管有这么多疑点，在20世纪20年代末那样的思想气候下，这种案子只有一个审判结果。解散一个庞大、集中的黑手党阴谋付出了昂贵的宣传代价：150人被判参与犯罪组织。
不是所有的黑手党分子在法西斯统治下都运气不住。美国官方人士估计他们中有500人移民到美国从而摆脱了莫里的控制。如在后面章节中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发现禁酒时期的美国是个很受欢迎的避难所。另外一些人发现法西斯强权镇压的背后常常掩盖着腐败的行贿行为。西西里中部穆索梅利的黑手党老板朱塞佩·根科·卢索逃脱了莫里的抓捕行动，成为战后时期最著名的“君子”。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法西斯统治的这20年中，他所留下的犯罪记录分明就是典型的黑手党分子的犯罪记录。他不断被指控盗窃、敲诈，结交犯罪分子、恐吓、暴力和多重凶杀案。对他的控告再三地被搁置，或者他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布无罪，这是证人因恐惧而不敢出庭作证时法庭宣判的必然结果。根科·卢索甚至曾在阿格里琴托附近莫里的围捕中落网，但他只服了3年刑。总之，法西斯主义对黑手党展开大规模的打击斗争之后，朱塞佩·根科·卢索几乎安然无恙。至多可以说，不断受到法律的关注对根科·卢索是个麻烦事；1934年到1938年根科·卢索受到的“特殊监视”确实妨碍了他的行动。1944年，根科·卢索被正式“恢复名誉”。当然，他并非如此。
“黑手党”这个词既用来描述一个犯罪组织，也用来指一种政治武器，一种攻击对手的恶意指责。切萨雷·莫里认识到了这个事实。“黑手党党徒的标签经常被人存心不良地使用，”他写道，“它被随意使用……被当做解决世仇、发泄不满、摧毁敌人的工具。”他的话惊人的虚伪。奠里对有组织犯罪的“清洗运动”证明法西斯将这种诬蔑对手的老办法推向新的极端。
莫里运动最大的讽刺是，这位“铁血长官”自己也犯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滥用黑手党党徒标签的过失。1927年1月，法西斯政党整肃之后，莫里为争夺在罗马的权势打倒他的竞争对手——巴勒莫的法西斯首领库科，曾在甘吉和莫里同台发表演说的那位眼科医生。莫里使用的泄愤手段是，控告库科帮助年轻人假装患有眼疾从而逃避兵役。莫里并没有就此停止诬蔑对手。库科很快被指控诈骗，并被指责为黑手党成员。直到1931年，库科才得以澄清名誉。
纵使有黑衫军、徽章、民族主义口号，“莫里行动”和之前镇压黑手党的尝试一样矛盾：它既残暴又虚伪。从长远来看，国家在西西里的名声只会受损，并且法西斯打击黑手党的斗争结果注定不会持久。黑手党被镇压了，但是并未被根除。
1929年6月23日，担任巴勒莫行政长官三年半之后，切萨雷·莫里接到了墨索里尼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告诉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法西斯政党与政权之间政治力量均衡局面的改变削弱了莫里的后盾。在对巴勒莫法西斯联盟的告别演说中，他露出谦逊的一面：
我还是我，那个公民莫里，法西斯莫里，战士莫里，充满活力。今天，他走上了通向地平线的小道，它欢迎所有人，所有善良的人。我有我的启明星，我忠诚地注视着它，因为它在闪耀，并会在工作和责任的道路上一直闪耀下去。我将受到祖国光芒的指引。好了，朋友们，我们会再见面的。
事实上，莫里对这次调动感到很悲伤。回到罗马后，法西斯政权避免给他制造麻烦的机会。这位前任“铁血长官”沉溺于书写关于他与黑手党“短兵相接”斗争的自命不凡、说教式的记述。“实干家只是让事情发生，但是不作评论……我迅速把命令付诸行动。”法西斯媒体对莫里的作品反应平淡。一些黑衫军显然还没忘记那天他们朝着莫里在博洛尼亚官邸的墙角根撒小便的事。
20世纪30年代，官方的说法是莫里的任务已经彻底完成了。法西斯打败了黑手党；法西斯已经永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莫里的继任者命令媒体淡化犯罪报道。现在不会再有围捕行动和公开审判了。不经合理法律程序直接把嫌疑人在国内流放更简单、更不引人注目；毕竟，在前法西斯时代里，大多数当局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黑手党。无名的法西斯公务员一个接一个的在巴勒莫政府部门走马上任。法西斯政权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之后，西西里陷入腐败和党派之争的泥潭。
1942年，莫里去世，意大利报纸鲜有报道。第二年，法西斯政权垮台，他的工作完全被放弃了。黑手党的救赎来自于美国。因为在它和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斗争以及西西里反黑手党斗争的几十年中，黑手党已经成了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第五章 黑手党落户美国19001941
乔·彼得罗西诺
1901到1913年间，大约110万西西里人移居国外——略少于岛上全部人口的1/4。这其中有大约80万选择美国为目的地。不可避免地，有些是黑手党成员，这些精明、残忍的犯罪分子企图在移民同胞以及在连接大西洋两岸的贸易路线中确立保护制度，展开其他犯罪活动。
19世纪大部分时间，西西里的在逃人员到美国避难。深受黑手党分子控制的柠檬业在巴勒莫和纽约之间建立了联系。早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警方就把意大利社区发生的一些凶杀案与黑手党联系起来。尤其著名的是1890年新奥尔良警察局局长大卫·亨尼西被杀案，西西里嫌疑人被以私刑处死。但是直到1900年大移民之后，美国和意大利在犯罪动机、资源以及人员上的交流才成为黑手党非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黑手党是如何到达美国的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