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我曾经谈到过，就是说“启蒙”这个词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本来的恿思是“光照”，enlightenment是“光照”的意思，并不包含有“唤起民众”、“发动民众”这些意思。西方的启蒙学者一个个都是很孤独的，像卢梭，躲到山里面去住、警到树林子去住，与社会隔绝起来，把自己的表也砸了，不要了。不要管时间，不要管世俗生活，就在那里沉思默想，在那里思考。蒙田是一个人孤独地去散步，把所想到的一些东西记下来。这些就是启蒙思想家，一种思想上的个人觉醒，至于唤不唤起民众，不是他的事。卢梭的思想当然唤起了民众——法国革命，但是唤起民众，那不是他的事情，那是别人的事情。他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他并不去唤醒民众，他最初的出发点不是唤起民众，而是要获得理性之光，要接受理性之光，照亮人类的内心。他是代表人类在思考，所以要沉得下心、沉得住气、要躲到树林子里去，隔绝外界，来思考理性本身的事情、思考人生本身的事情。这是西方的启蒙精神。
与此相反，五四的启蒙运动特别赋予了启蒙以“开启民智”这样一种社会意义。启蒙这两个字的翻译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启别人之蒙，启发那些芸芸众生的蒙昧，启开他们的蒙昧，要唤起民众。但是很少强调思想创新，“五四”的启蒙运动很少强调思想创新。他们在思想上只是借用西方现成的观念来批判中国的现实和传统，这样来启发群众的认识水平。陈独秀也好、李大钊也好，很多人的启蒙思想是很少有思想创新的。鲁迅算一个，鲁迅算是有思想创新的，但其他人都是拿来某个人的思想。胡适拿来杜威的东西，李大钊拿来马毒思主义的东西，每人拿来一种不同的东西来启发民众，拿来的都是人家现成的东西：哎，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但是在自己的思想创造方面呢，没有做什么工作。他们认为不需要，人家已经做了，西方的启蒙思想家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思想介绍给老百姓。“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救世主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们是救世主，他们的工作就是把现成的真理拿来，来救世、来拯救老百姓、拯救国家。当然在这上面鲁迅是有创新的，他的创新在于针对自己的批判，但是他也有问题，他早年把尼采的这样一些东西，所谓“新神思论”，即德国唯心主义，如施蒂纳、尼采以及易卜生、克尔凯廓尔等人的这些思想，把这样的思想拿来。所以他们对启蒙运动的这样一些做法呢，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这一大群人都是谋略家、策士，都是些智囊、智囊团。五四的那些启蒙思想家都是些智囊团。当然他不是为了某个帝王出谋划策，但是他是为全中国人民在出谋划策，在设计一个未来的社会，所以都具有一黧强烈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的色彩。包括鲁迅在这方面也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到这一点。他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这种经世济民的儒家理想。他自己认为脱离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从他的态度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他们双方的“问题和主义”之争，这是历史上影响很大的。胡适讲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场争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胡适从实用主义出发，批判某些人的理论空谈。“主义”嘛，谈那么多主义干什么，不解决问题嘛。你应该多解决些问题，多解决些现实问题。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倾向。有些人认为有的作家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作品，应该劝他们多研究些现实问题，多解决一些底层的社会问题，中国人的痛苦、老百姓的疾苦你要关心。在当时更是这样，胡适就是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少谈些主义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李大钊和陈独秀奋起反击。但是他们奋起反击、他们的辩护理由是什么？我们要认真地来考察一下。他们的辩护理由主要是辩护自己并不是一种纯粹理论的研究，而是本着“主义”来做一种实际的运动，这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辩护。你说我们不涉及问题，你恰好说反了，我们就是要从主义出发解决问题的。所以他们的争论并不是什么实用主义和反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而是实用主义内部的争论。都是实用主义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是实用主义者，并不是说只有胡适是实用主义者，其他人就不是。所以批判胡适的人对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它的狭隘性并没有根本澄清，哪怕他们在反驳胡适的这种实用主义原理的时候，也没有对它进行学理上的批判，而只是进行同样是实用主义的辩护。所以这是一场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争论。是一场什么样的实用主义对什么样的实用主义的争论呢？是一场狭隘的实用主义、也就是技术性的实用主义对比较高超的实用主义、也就是政治实用主义，这两者之间的争议。李大钊和陈独秀代表一种政治实用主义，他们比较有远见，所以他们谈主义，谈主义并不妨碍他们谈问题。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但是胡适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是非常直接的，就是说你那个东西不解决问题，不解决现实问题。哪个地方遭了水灾，能解决么？你谈主义，你不研究中国农村的状况你能解决问题么？你要去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嘛。这是一种技术性的社会改革要求。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政治实用主义更加符合时代的需要，代表思维的更高层次，它是比较有远见的实用主义，你要批判实用主义，但是你自己背后的实用主义心态并没有得到反省，而且在今天依然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理所当然。问题与主义之争，真理显然在主义一方，不在胡适这方，这是今天通常的评价。但实际上双方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那么实用主义影响当然还是以杜威、以胡适为代表。杜威来华，然后引起了一波实用主义的热潮，以胡适、陶行知这样一些信徒为典型。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胡适的实用主义还是有不同的，在我的《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里面也提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而胡适的实用主义呢，是一种技术，他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他甚至没有把杜威的实用主义看作一种哲学，这恐怕是中西实用主义的一大区别。西方的实用主义再怎么实用，它是一种哲学，它有形而上学的支持。杜威的哲学是很形而上的。西方人讲实用，但是呢他们还是很注重形而上的方面，他们的这种实用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主义”。它是一种主义，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当然这种“主义”本身是强调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但它是一种主义而不是技术。要说主义和问题之争，恰好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主义，所以它有形而上学的层面，它在理论上致力于构建一个逻辑系统。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个系统，它面面俱到、无所不通，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它有一个哲学体系。那么到了中国人这里，哪怕最为高深的“主义”，也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法宝、技术、工具，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有用啊，他们自己说的嘛，马克思主义是“本着主义来做实际的运动”，它能够发动群众，最后能够真的解决问题，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所以最高深的主义在中国人看来也是法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革命制胜的法宝。“法宝”这个词很有意思，有中国特色。姜子牙有一把神剑，那是他的法宝，其他的妖魔鬼怪也都有自己的法宝。《西游记》里面也是，每个妖魔鬼怪也都有一两件法宝。那么我们也有法宝，我们的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陶行知，陶行知现在我们大家不一定很熟悉，他提出的教育理论在当时很有影响，是实用主义的实践观的一种体现。陶行知是一个很伟大的教育家，他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设想，但是呢也有他的问题。他的教育理论提出了所谓“试验的方法”，试验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方法呢？他认为，人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是“问题”了，问题是放在前面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种种方法来解决。要针对问题去设想种种方法来解决它。比如说有个人生病了，有的人画符放在辫子里面，有的人请巫婆，有的人到庙里烧香祷告，有的人请医生，有的人吃金鸡纳霜。金鸡纳霜是一种西药了，是治疟疾的。到最后，如果说吃金鸡纳霜好了，看看别人是不是也是吃金鸡纳霜好了，如果不分中外、男女老幼吃了都是灵的，那么金鸡纳霜能够治疟疾就不会错了。这当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想法，他称作“试验主义”，做试验嘛，遇到问题你就去试一试，这个方法不行那一种，那个方法不行这一种，这种试验主义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就是说你得了病以后呢，不妨多试一试。但是这种试验主义呢，大多数情况下你是来不及找到好办法的，乡下人都是这样的，这个庙拜佛不行了，我换一个庙，换一个师公来做法赶鬼。师公来了不行，我再去画符烧香、烧纸灰等，办法试尽了都没有希望的话，那最后就只有等死了。很多乡下人生了病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你说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么？这叫盲目乱动的试验主义，什么法子都试尽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好等死。但是碰巧现在有了金鸡纳霜，有了西医，当然你可以去选一选、去试一试。乡下人在这些地方显示出他的愚昧，有人说西医是挖小孩子心肝的，有了病不敢去看西医。不敢去看西医，当然是缺乏这样一种勇气了，你不妨去试一试嘛。在这方面呢，试验主义可能有一种开拓性。就是哪怕别人传闻是罪恶的西医，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去试一试，大胆假设，试了不行再说，不是还有个小心求证嘛，要有这样一种精神。但是这是很狭隘的，有了有效办法以后你才能碰得上，而且代价很大。如果你开始就碰上了，那么很好，如果你是晚了、快死了才去碰上，那代价就很大了。所以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呢，实际上跟传统的巫术没有什么区别。它还是一种巫术，要寻求一种法宝，当然巫术就是这样干的。原始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病了请一个部落里面的巫师来，做法搞了半天，没办法救，死了；又一个人病了，又请他来，又死了，然后这巫师不行，把他废了，再换一个，可能到别的部落里面去请一个来。就是这样不断地试。连野蛮人、原始人都知道这个，不断地去试。所以胡适的理论将导致这样一种盲目乱碰的心理。实用主义完全忽视理论的话就会导致这样。那么陶行知呢，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教育改革论，就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教育即生活，你把教育当生活，在学校里面就是在生活，你不要从学校到学校，不接触社会，你要把社会上的生活知识都教给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学校即社会，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大社会，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是学会怎么样去适应大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拿到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来，效果不一定好。可以说中国人本来就不重视理论思维，在学校里面更加如此，尤其是现在重理轻文，不重视理论性、理论思维，只重视技术。工科大学现在是最吃香的，理科现在已经不再吃香了，文科更加是走在边缘。所以不重视理论思维、只重视生活技巧，这在学校教育里面留下了祸根。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说是陶行知造成的，不过陶行知这样一种教育思想呢，显然跟后来的发展趋势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都被撤销、都被下放，工农兵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这里有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就是不要理论思维。凡是你学的东西马上就要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我们当时的那个时代，“文革”期间、“文革”以后的一段时间，连中学、小学里面都没有什么数理化了，只有两门课，一门是“工业基础知识”，一门是“农业基础知识”。我的弟弟他们就是学了这两门课，名为初中毕业或者是高中毕业，其实什么也没有学到。就知道怎么样用用滑轮啊，怎么样插秧啊，怎么样施肥啊，就知道这些。这就是中国的实用主义的典型，它实际上最不实用。
那么反过来我们看反对实用主义的那一方，就是李大钊、陈独秀他们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他们对问题的提法依然是实用主义的，就是说他们要证实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不是说从认识论、本体论这个角度来证实，而是从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而不需要实用主义；中国需要的是社会革命，而不是社会改良；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的是政治实用主义，而不是技术实用主义。技术实用主义靠后，政治实用主义首当其冲，我们要改造社会，改造社会一切才谈得上。当然你真的要提实用主义的话，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了；你要讲问题和主义，实用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究竟怎么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你怎么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本身是哲学探讨的话题，它本身也是问题之一。但是我们的争论，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不讨论这些问题，它恰好不讨论实用主义的问题。实用主义是什么？拿来主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探讨。他们不是学理上的探讨，而是策略上的探讨：我们现在需要哪一个？就是在这方面死争。所以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停留在介绍的方面，而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精细的咀嚼。所以“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对迷信和愚昧、建立科学和民主等这样一些口号，都是在理论上极不彻底的这样一种状态下提出来的。其他的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