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时间的问题，在起来的问题，亚里士多德也有这样的说法。个别的存在实际上被理解为一种能动的东西，他把个别的存在分解开来归结为形式，也是因为形式是能动的东西，形式是使得个别实体存在起来的决定因素，所以形式才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形式就是实现，质料就是潜能，所以形式是能动的，形式可以体现出个别实体是如何实现起来、在起来的，这与海德格尔没有根本的区别，海德格尔只不过把亚里士多德隐藏的思想发挥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切实体主义都并不是不讲关系的，恰好相反，他们要么推出了一种建立在个体之上的整体关系，要么本身就是一种整体关系，比如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这是西方哲学的主流，正统。当然这种整体的关系对于个别实体来说构成一种压制，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对现实的人来说构成了种种压制，甚至对个体有一种取消作用，但它本身是凝聚着个体性的，柏拉图的理念对于现实事物中的个体有一种限制和压抑。同样，基督教的上帝对个人也有一种压抑；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人的异化，上帝本身就体现出人的个性。第二个结论：西方正统的实体主义正好同时就是关系实在论，也是一种场有哲学或者权能场有，或者说这种实体主义就是一种非实体主义，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从个别角度看，整体也是实体；从普遍的角度看，整体表现为就好像不是实体了，其实整体也具有个体性。第三个结论：西方的关系主义和场有论，从赫拉克利特以来，就被理解为是实体的内在能动性所建立起来的，就是权能场有。因此它具有一种可操作性，一种尺度，是形而上兼形而下者，既是形而上，即物理学之后，同时又跟物理学有关，可以用来解释物理学，用来作为物理学的根据。所以他们发展出了科学精神，甚至发展出科学技术，可以操纵和把握对象，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场有哲学有一种根本的区别。第四个结论：因此西方实体学说的基本特点是以个体的能动性建立起整体的关系，或者是以个体能动性建立起场，并且这种个体能动性本身又异化为整体能动性，场的能动性。中国古代的关系学说的基本模式则相反，它是以整体的自然流行去消解个体的独立性，你可以把这种自然之道内化为个体内部的机制，但已经把个体性的原则消解掉了。最后一个结论：就如中国文化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一样，西方文化也不可能和它的传统断绝关系，像海德格尔，爱因斯坦，能与他们的传统断绝关系吗？包括后现代，只要熟悉西方传统的人都可以看出它里面与传统的关系，只是对那些不熟悉的人，就以为它提出了什么崭新的东西了，好像是完全割裂传统的东西，这是很幼稚的判断。所以西方的现代、后现代一切反传统的努力都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更高的层次上面返本归原，回到他们的传统，或者是反叛其中的一个传统以回到更早的、更古老的传统，比如说反对近现代的传统而回到古希腊或者回到中世纪。也就是说提出来的一些新东西都有这样一个传统的背景。那么他们的这种反叛中可能体现出向东方或者中国文化的靠拢的倾向，但是我们不能过早地判断，以为他们就抛弃了他们的传统，向我们投降了，“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个是太乐观了。因为西方人绝不会抛弃他们的传统观念，只不过是借东方的酒杯浇他们自己的“块垒”，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觉得他们有某些缺陷，然后借用一点中国的东西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他们自己的某种要素的发挥。比如海德格尔有一段时间曾经想到东方哲学老子和佛家哲学里面去寻求解决之道，但后来他发现这条道走不通，真正拯救西方文化的，还是要靠西方文化本身的传统。当然他们这种向东方异民族文化学习的态度还是可嘉的，也是我们中国人所缺乏的。
论_历史感_现代解释学方法的启示
问题的提出
恩格斯有一段名言：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墓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①
我认为这一思想即是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历史感”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在方法论上的出发点和内核。这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它成了“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但人们通常都没有注意到恩格斯对“历史感”的强调，却片面地理解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下述批判：“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②
什么是“最顽强的事实”？这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指脱离人而客观存在的抽象物质（即“物”）。从解释学上来说，它并不是指单纯的“文本”（text）。恩格斯说：“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③，所以“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④
为了防止人们产生误解，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批判过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
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⑤的局限性，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⑥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是从事感性活动的感性主体。当我们把这种感性活动的主体仅仅理解为物质存在的客体时，我们就陷入到马克思所批评的错误中去了。
马克思还强调：“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
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⑦社会主义“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
①《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②《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120页。
③④《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128；124
页。
⑥《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8卷，第410页脚注
（89）0
⑥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I册），第800
页。
⑦‘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和实践上的感性惫识开始的。”①
由此可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感性活动的存在，它先于人的一定的意识和肉体水平，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先在”、“先有”，它是作为关系和历史的主体，是在每个人意识到自己、意识到别人、意识到世界之前，已在和世界、和别人、和自己打交道的活动，即“在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生活时要强调人的感性的丰富性，恩格斯在谈到把握历史规律时要强调巨大的历史感了。现代社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越来越敌视人，越来越违背人性。这最本质地体现在这个社会丧失和压抑了人的全面丰富的感性，将一切变得抽象、机械、规范化和物质化的倾向之上。
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未进一步将这些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思想发挥出来。也许正因如此，对他们来说，感性的活动比理论的抽象探讨重要得多。进入20世纪，在感性活动对现代人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以后，对它的理论论证才广泛地开展起来。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
近年来，胡塞尔现象学在我国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尽管已翻译了不少胡塞尔的著作，也有相当一批介绍和研究文章，但人们仍感到胡塞尔的思想难以把握。本文试图以简明扼要和清晰易懂的方式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内在线索从总体上作一个引导性的勾画，略去了其思想发展阶段等细节问题＇1＇。
一、胡塞尔现象学的性质
１．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康复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们便力求探讨认识论上的真理、绝对真理，尽量排除“意见”（doxa）。这种精神铸造了欧氏几何等一大批学术理论成果，开创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我们只要把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和中国古代同样的“勾股定理”比较一下，就可见出理性原理和实用（测量）规则的区别。正如罗斑所言：“东方的科学在它存在过的这许多世纪之中，甚而至于和希腊科学接触之后，都从来没有超出实用的目标，或对细微末节的好奇心，以提高到纯粹的思辨和决定原理的阶段”，而希腊人则“并不是直接着眼于行动，而是寻求基于理性的解释；是在这种解释，和在思辨之中，他们才间接地发现了行动的秘密”＇2＇。超越事实和自然物，自由地思考，认识自己并为自己作论证，这被古代希腊人视为最崇高的事业，最理想的精神生活。
然而，近代科学理性的兴起，逻辑和实验方法的完善化，使西方理性精神朝可操作的事实世界片面发展了。知识的异化掉转头来和自然物、人造物一起反对人自身，理性、科学从理想的生活方式跌落为技术，甚至沦为杀人的手段（如两次世界大战所表明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则失去了纯正理性的指导，陷入了非理性和疯狂。西方的理性病了，而这也意味着西方的人性病了。
要治疗这种世纪病，单靠“让人间充满爱”这类软弱无力的呼吁是远远不够的。西方人有理性主义的传统，相信事物本身的规律和有说服力的逻辑，只有对理性本身进行治疗，才能给西方文化提供真正有效的免疫力，在可靠的人性基础上重建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治疗也不是要抛弃一切现代科技理性的成就，而是要对之进行“反思”和回溯，看看它是从哪里走到现在的片面化境地来的，并找出它最初之所以可能的根据。那个原始根据本身是健全的、合理的，只是被现代科学理性给遗忘了。现代自然科学自以为是自足的，绝对的，可以凭自己决定一切、规范一切，却没有意识到它自己首先是被规范的，是由独断的假定所支配的（如假定客观对象的绝对存在）。它从不对自己的前提和基础进行反思，却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和衡量哲学，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第一哲学。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人开始感到这种科学主义的苍白和虚假，它远离人性和真正的生活。在艺术领域，印象派反对科学的透视法，强调色彩、感觉，主张“用自己的眼睛看”（莫奈）；在文学中，意识流小说和心理现实主义兴起，也是为了用这种方式表现真正的、人性的真实。应当说，这些努力都已经开始显露出，一切科学的、抽象的、客观的真理都要以人性本身的真理为基础。但许多人却将这一方面引向了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旨在反对科学的哲学，主张“世界观哲学”＇3＇。胡塞尔认为，这种倾向同样是欧洲人性即理性的堕落，并指出，西方的一切非理性主义归根结底仍然是理性的，只是未达到某种（更深层次的）理性的自觉而已。没有理性便没有整个西方文化。问题是理性要突破科学的狭隘视野，扩展其地盘，深化其根基，提高其层次，在非理性和科学理性两方面都重新获得理性的自我意识。科学的概念、逻辑必须回到前科学、前逻辑的根，反之，非理性则要意识到克服自己的瘫痪状态的合理前景。
这就要求对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真理”概念进行一种彻底的反思和追溯，返回到古代思想的源头，即认为真理就是“显现”出来而被“看”到的东西（Eidos），是直接被给予的、自明的东西，其他一切（逻辑、概念、事物的存在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并由此得到彻底理解的，是由“看”的各种不同方式决定的。因此要“回到事情本身去”（Zur Sach selbst），直接地去“看”。
２．“严密科学”的哲学
胡塞尔反对唯科学主义，但并不反对科学，相反，他扩大了科学概念的范围。在他看来，“科学”只有一个，这就是对事物本身的真理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有层次上的不同，一般自然科学是较低层次的，因为它不包含对科学的科学、对认识的认识（自我意识），所以它总是建立在某种非批判的假定之上的，总有自己的盲点和“缺口”。只有真正科学的哲学才能填补这一缺口，它能使全部科学、包括人的全部精神生活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因而它自身是唯一真正严密的科学。
但这种最高层次的科学（即哲学）要得到正确理解，首先有必要与一般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在层次上区分开来，不容混淆。这是已往一切哲学所未能做到的，它们要么借鉴自然科学、要么借鉴心理学来建立第一哲学，陷入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独断论和怀疑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等等。相反，在胡塞尔看来，一般科学本身恰好要由第一哲学来为它们提供前提，即：它们的普遍必然性、自明性（科学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一般科学只涉及看到的东西，哲学则涉及“看”本身，“看”的类型、方式和结构。这种结构不是由其他东西规定的，而是前科学的、自明的，只须把眼睛转向内部，就能直接给出所看到的东西，并通过“内在超越”使这些东西成为客观必然的，而不再是去独断地设定客观存在。
这当然也是一种心理学，但已经不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的经验心理学，而是作为哲学入门的“纯粹的”心理学了，它不是指向人们日常的心理结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