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呀！那个声音严厉而机械。一鸣现在其实很少想起父亲，但是在开往邵阳的火车上，车窗外猛地掠过一个老人佝偻的背影，老人打着一柄黑雨伞站在细雨中等候火车从道口通过，一鸣看见了老人花白的头发和他手里的另一柄雨伞，另一柄雨伞被老人抱在腋下，一鸣突然发现了父亲真实的苍老的脸，花白如霜的头发，纵横交错的皱纹，还有像别人嘴里的苹果那样渐渐收缩的腮颊，像苹果核一样的父亲，遥远的独坐家中的父亲，父亲的形象第一次使一鸣感到某种不安。
也是在开往邵阳的火车上，一鸣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睡在家里的老式铁床上，他梦见父亲坐在他身边，准确地说父亲是坐在他的脚边，父亲的眼睛久久凝视着他的双脚，那么悲哀，那么愤怒，他在梦中感到了某种危险，他看见父亲在身后摸索着什么，摸出了一条绳子，他听见了父亲的声音，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把你的脚捆起来，捆起来。
在开往邵阳的火车上，一鸣的双脚乱踢乱蹬了一番，把邻座旅客的一蓝桔子踢翻了。一鸣醒来时看见那个农村妇女弯着腰到处抢桔子，他怀着歉意帮着一起捡桔子。那个农村妇女并不怪罪一鸣，她笑着对他说，你这是在长身体呢，我儿子也这样，睡着觉两只脚乱踢乱蹬的。一鸣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仍然带着一点惊惶之色，不是长身体，一鸣说，是我父亲，他要把我的脚捆起来。
一鸣是在外地的一个业余摄影者学习班上认识修兰的。一鸣参加过许多类似的学习班，他从来不期望在这种萍水相逢的场合发现爱情，但当修兰出现在那间简陋的教室时，一鸣的眼睛倏地亮了起来，他一下子就被女孩的长发和浑身迸发的青春活力打动了，就在辅导老师侃侃大谈人像造型时，一鸣当场试验，偷偷地举起相机为修兰拍下了好几张侧面像。
后来一鸣拿着冲洗好的照片去找修兰，修兰只注意一鸣手里的照片，却不多看一鸣一眼，她留下两张她认为照得美丽的，另外几张被她毫不客气地扔进了废纸篓里。
你不会用自然光，修兰先是批评一鸣，紧接着她想起什么，说，我又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偷偷地给我照像？
因为你长得太美了。一鸣说。
那我也要给你照几张。修兰说。
为什么要给我照？一鸣说。
因为你长得太丑了。修兰说着已经抓起了她的照相机。我最讨厌你这种摄影观念，修兰说，你们都喜欢拍美的东西，我就偏偏喜欢拍丑的。
照相机快门被咯嗒咯嗒揿响的时候，一鸣预感到爱情即将来临，他朝修兰的镜头扮着鬼脸，但他的脸却被某种灼热的激情烧红了。
后来一鸣就开始和修兰恋爱了。
一鸣记得他第一次向父亲出示修兰的照片时，父亲的眼光近乎审视一个危险的罪犯，他把老花眼镜戴上，又摘下，他的嘴里发出一种含糊的不置可否的声音。
她长得很美。一鸣说。
美吗？她配你当然是绰绰有余了。父亲说，不过，她的眼角上是不是有颗痣？是不是有颗泪痣？
什么叫泪痣？一鸣说。
这是你母亲以前告诉我的，她说长泪痣的女孩命苦，父亲说着观察着一鸣的反应，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他说，当然你不必在乎。
我当然不会在乎一颗痣，一鸣嗤地笑了一声，说，泪痣？什么泪痣？我们就要结婚了。
结婚？刚刚认识就要结婚？父亲怔了一会儿，突然有点忸怩起来，结婚当然好，不过我还没有准备，什么准备都没有呢。
不用你准备，我们当然是旅行结婚。一鸣说，是我结婚，要你准备干什么？
我猜到你们会旅行结婚，父亲皱起了眉头，他的双手不安地揉着膝盖，而他的目光也沉下去，凝视儿子的腿，儿子的脚，父亲的手轻轻拍着膝头，我是说你们旅行回来，结婚，总得办一办，总不能弄得偷偷摸摸的吧？
那些事再说吧，我和修兰都不喜欢这一套。一鸣挥了挥手说，修兰家在厦门，就在海滨，我喜欢那地方，也许结了婚就住那儿了。
一鸣记得父亲就是这时候开始沉默的，父亲盯着他的脚，一鸣觉得他的双脚脚背似乎被乱针刺击着，他就来回挪移着他的脚。他听见父亲的呼吸声很急促，父亲的手伸到桌上摸索着什么，一鸣冲过去抓过小药瓶，从瓶里取出了一颗药片，他说，是不是血压又高了？我在跟你说我和修兰的事，我没想惹你生气，你现在怎么这样爱生气呢？
一鸣把药片塞进父亲的嘴里，但父亲把药片又吐出来了，与此同时他的手继续在桌上摸索着，一鸣听清了父亲的嘟囔声，他在说，绳子，绳子，绳子呢？
绳子？一鸣突然想起了他在去洞庭湖的旅途上做的那个梦，他说，你真的想找绳子？你真的想把我的脚捆起来？
父亲的神情恍然若梦；他慢慢地开始安静下来，不，谁说我要绳子？父亲终于摇了摇头，我的血压太高了，我老了，谁捆谁还不知道呢。
窗外夕阳西斜，夕阳摸到了父亲苍老的脸，一鸣第一次感受到时光机器对人的铣刨和漂染，他心中升起某种莫名的温情，因此一鸣扶着父亲瘦削的双肩，在黄昏薄暮中，在他从小生长的家里站立了很久。
就像所有青年男子一样，一鸣的心紧跟着恋人的心，一鸣的脚步也紧跟着恋人远离家门。新婚旅行的目的地是一鸣以前想去而未去的西双版纳森林。一鸣和修兰从厦门出发前往云南，就在他们登上火车的时候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修兰的家中。电报是从一鸣家里打来的，电报内容恰恰是所有人最害怕的那种：父病危，速归。
但是一鸣和修兰已经登上了火车，修兰的母亲拿着电报冲进站台时火车已经远去，她只好返身来到邮局给一鸣家里回了份电报，修兰的母亲是个语文教师，因此她拟定的回电内容也显得言简意赅：一鸣已在途中。
一鸣和修兰在西双版纳度过了真正的蜜月，一切都浪漫而富有诗意，只是在夜晚修兰常常发现一鸣的脚乱踢乱蹬，修兰有一次就对一鸣说，我恨死你的脚了，夜里睡觉老是乱踢乱蹬的，下次再这样我就用绳子把你的脚捆起来。一鸣不由得看着他的双脚出神，他说，我不知道，大概是做梦，大概是梦见我父亲拿着绳子，他想把我的脚捆起来。
一鸣不知道父亲的事情，也不知道父亲在脑溢血的情况下又转危为安了。一个月后一鸣回到家中，看见家里的每扇门窗都贴春双喜剪纸，所有的墙壁都粉刷过了，所有的旧家俱都油漆过了，而新家俱都在一鸡的房间里摆放得有条不紊。一鸣的两个妹妹都在家里忙碌着，但她们只是用谴责的眼神扫视着一鸣和他的行囊，一鸣觉得家里的气氛有点异样，他推开父亲的房门，看见父亲坐在床上，父亲枯瘦的脸上有一种灿烂的微笑一掠而过。
你还是回来了，父亲说，你还知道有个家。
回来啦。修兰明天就到，一鸣说。
随便她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都行，父亲说。
你又病了吗？一鸣走近父亲的床边。
什么叫又病了？好像我老在给你添麻烦？父亲表情又归于漠然，他说，天有不测风云，可我这里什么都安排好的，该病就病了，该死就死厂，我会挑时间挑地点，不会给你添麻烦，一鸣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这么说话。
一鸣后来从妹妹手里接过了那封电报。一鸣已在途中。他念出了声音。一鸣念那封电报时觉得那六个字像六颗钉子打在心上，刹那间他对父亲乃至整个生活充满了负疚之情。
一鸣的妹妹说，你把电报撕了吧，别让父亲看见它，他一看见它就伤心。
我把它收起来。一鸣小心地折叠好那份电报，把它塞进了衬衣口袋，然后他站在父亲的房门口沉默了很久。一鸣的整个青年时代似乎就是在这片刻的沉默中重归家门，最后他严肃地对两个妹妹说，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让父亲伤心了。
我们知道一鸣信守了他的诺言。一鸣后来真的成了他父亲的好儿子。一鸣和修兰就在我们这里居住和工作，他们的家离一鸣的父亲只有三条街的距离，一鸣常常穿过这三条街到父亲那里去，有时去为他做饭，有时陪他下棋，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陪他在寂静的黄昏中坐着，只是坐着。
就那么坐在父亲身边。有一天一鸣看见父亲的脚后跟在地上磨蹭着，他的整个仰坐在藤椅里的身体似乎也躁动起来，一鸣下意识地去抓桌上的药瓶。但他听见父亲说，不，不是血压，是鞋底下沾着什么东西。
一鸣蹲下来看父亲的鞋底，果然沾着东西，是一张皱巴巴的纸。一明说，没什么，是一张纸，我来把它拿掉。
不用你拿，我自己来。父亲说着把膝盖慢慢抬高，右手慢慢地伸向鞋底，他抓住了那张纸。是什么纸？上面写着什么字？父亲戴上了老花眼镜凑近了那张纸，是份电报，父亲说，我想起来了，是那份电报，说你已经走了，走了。
一鸣已在途中。
一鸣也已经看清了那份电报，他觉得奇怪的是它早被藏起来了，什么时候掉到了地上？怎么又恰恰被父亲踩在了鞋底下。但一鸣来不及细想了，他看见父亲的手指突然松开了那份电报纸，父亲的身体突然歪倒在他的臂弯里。
一鸣的父亲最后死在一鸣的怀抱里。
一鸣记得他看见父亲的亡灵，父亲的亡灵年轻而健壮，他抓着一根绳子朝一鸣走过来，他说，别害伯，儿子，现在我要把你的脚捆起来把你的脚捆起来。
表姐站在我们家的镜子前，镜子里映现出一个城市女孩矜持而散淡的面容，你说不清那张脸是美丽还是丑陋，表姐有着一双小镇人最推崇的乌黑的大眼睛，还有接近于传说中的樱桃小嘴那样的……嘴，但是不知怎么搞的，表姐的整个脸部都长满了暗红色的粉刺。
我看见表姐贴近了那面镜子，她用双手捂住脸，对着自己的影子研究着什么，突然芜尔一笑，我知道女孩子们都喜欢在镜子前搔首弄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表姐不一样，她在镜子里的表情像梅雨季节的天空一样变幻无常，我觉得她的微笑只是为了给哭泣作准备，她竖起右手食指在脸上指指点点，很快一切都不对劲了，她朝镜子呸地啐了一口，然后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了。
不管表姐对我们的小镇抱有什么样的偏见，镇上的人们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实上他们对每一个来自城市的客人都怀有盲目的热情。那年春天当表姐手执一只蝶形风筝走过镇中心的砖塔时，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她看，看她蒙住大半张脸的白口罩，看她身上的那件仿水貂皮大衣。你知道，我们小镇的生活，世世代代都是朴素务实的，口罩和皮毛制品在我们眼中代表着时髦和奢华。而我因为像一个忠实的卫兵紧随表姐前后，几个妒火中烧的男孩突然从砖塔后面冲出来，向我发起了一场袭击：他们抢走了我的军帽，他们把我的军帽扔来扔去的。这是对我的污辱，我知道它的根子在哪里，我并不指望表姐帮我干什么。但是在夺回军帽的过程中。我下意识地扭过头朝她那儿看了几眼，不知为什么，表姐当时的姿态和眼神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表姐无动于衷，她的乌黑的眼睛在口罩上方漠然地注视着我，还有我的那些敌人，我看见她一只手握着蝶形风筝，另一只手抓着线筒，她的眉毛拧弯了，这是厌烦的表现，我不知道她是厌烦我还是厌烦我的敌人，反正我记得她皱了皱眉头。后来她对我说，你们怎么这样？这句不咸不淡的话是表姐对帽子事件的唯一的评论，我不知道表姐是在谴责谁，但我想是他们抢了我的军帽，表姐总不该谴责我吧？
我们准备去油菜地里放风筝，那是我们小镇生活中唯一让表姐赞赏的部分。我们穿越小镇北端羊肠般的小街，一个妇女突然从房子里窜出来，一把抓住了表姐身上的仿水貂皮大衣，问，你这皮衣在哪儿买的？受惊的表姐闪躲到一边，她不说话，而我把那个愚蠢的妇女狠狠地抢白了一顿，我说，在哪儿买的？东京，告诉你你也去不了，你去得了也买不起！那妇女缩回到门洞里，讪讪地说，我以为是在县城买的呢。东津？东津县可够远的。
你们怎么这样？表姐的声音从口罩后面慢慢地钻出来，我仍然不知道她在责怪谁，我想我有义务保护她的大衣，要是谁都来抓几下摸几下，大衣上的银色灰色的毛毛不就会掉光了吗？
镇外的油菜地已经开花了，你可以想像一个城市女孩面对油菜花、蝴蝶和池塘，迎面吹来的风带有新土草芽的清香，你想想她会多么的忸怩作态或滥于抒情。表姐不是那种女孩，她不说话，但我看见她摘下了口罩，对着春天的乡野景色露出了赞许的微笑。阳光现在率直地投在表姐的脸上，也照亮了她脸上所有暗红或褐色的粉刺，不知为什么，当我第一次在野外的阳光下看见那些粉刺，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隐秘的欣喜。那时我还不懂得掩饰自己，因此突然低下头嘻笑起来，我听见表姐在说，你笑什么？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