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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雷鸟说，无此汽车不要发财。
平静如水
关于雷鸟这个人物，到现在大约只写了一半。用社会学的观点看雷鸟是一个失业者。简单地说雷鸟曾经是深圳某皮包公司的皮包客，但是他不知怎么把唯一的皮包也给弄掉了，有人告诉我说雷鸟跟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在经理的办公桌上胡搞了一夜，早晨该醒的时候醒不来，结果光溜溜地让人拿住了。这如果是真的也许就是雷鸟失业的原因，但不一定是全部，我想问题关键在于他不想好好地活着，他不要过寻常生活，他喜欢躺着走路站着睡觉你有什么办法？雷鸟告诉我他没有钱了。我说你从来就没有有钱的时候。他说不不我从深圳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万元还有一台松下录像机。我问他钱呢录像机呢？他说录像机让公安局没收了。“那么钱呢？”他抓着头皮嘶嘶地吐出一口凉气，“记不得怎么花的，反正两个月内稀里糊涂就光了。”我只能笑笑说你他妈是个贫穷的贵族。他想了想说，“我还有两千美元，美元我不会乱花的，反正我迟早要去美国。我要准备一张北京到旧金山的飞机票，还要准备在美国头一个月的生活费。你说两千美元够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雷鸟漫不经心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出了意外，你来给我收尸，收尸费是两千美元，你会从我上衣暗袋里找到的。”
那天雷鸟就坐在我现在坐的位置上写的帐单。这份帐单到八八年夏天依然夹在玻璃板下面，纸角已经微微发黄。帐单的正面是他借我钱的借条，反面是他回忆那一万元钱支出的清单，写得乱七八糟。帐单正面写道：
雷鸟今日穷困潦倒，借李多人民币两千元，八八年内定以四千美元还清。
诗人雷鸟×月×日
帐单反面的字迹很潦草，我只能辨个大概，复制如下：
１．汽车生意，老朱好处费八百元，旅费一千元。２．自费出版诗集《世纪末》交出版社四千元。３．给妮妮营养费一千元，给小亚营养费五百元。４．去青岛避暑共计花掉一千元。
５．大陆酒吧一股八百元什么时候能收到一万股息呢？６．还有钱上哪里去了？
还有钱上哪里去了？天知道，帐单写得通俗易懂。唯一需要解释的是第三笔支出。雷鸟告诉过我他几乎同时让两个女孩怀了孕，不言而喻了，那两笔营养费实际上是堕胎费。我想小亚的心地要善良一些，她只要了五百元。
我记得那天夜里下起了雨，雷鸟坐在气垫床上侧着脸看窗玻璃。窗玻璃上的雨水像蚯蚓一样慢慢滑落，我看见一张憔悴苍白的脸映在上面漂浮不定，那是雷鸟，他端坐着倾听雨声。突然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知道以前我是个多么好的孩子。”我看着他缓缓地站起来，像大病初愈的样子，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回过头说，“你能不能借我两件东西？”我说，“什么？”“一件雨衣。”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我要去车站。”我把雨衣给了他，“还要什么？”他抓着雨衣揉着却不说话，过了半晌他转过身子背对着我，“李多，我等五秒钟，我们谁也别看谁。你要是不愿意借就别说话，我马上走。”我说你他妈痛快点到底要什么。我听见他呻吟了一声，然后含混地吐出几个字，“钱，两千元钱。”他的肩头这时候莫名其妙地颤了一下。我大概是到了第五秒钟时说的。我拿不定主意。“你去哪里？”“上海，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
“现在就去？”“现在就去，不能再等了。”
我还想问他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我把我爷爷给我的所有钱都给了他。雷鸟把它们装在黑色公文包里，然后他把那张借条给我，“我知道你不会拒绝一个落魄的诗人，刚才我就把借条写好了。”我接过借条，看见的就是雷鸟最后的杰作。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想想，那张反面写满钱的小格纸真的是雷鸟最后的杰作了。从太阳大楼的窗口望出去，雷鸟披着雨衣在雨里走，朦胧的街灯在夜雨里产生了幻光，我看见雷鸟朝火车站方向走，雷鸟遍体发蓝，形象古怪，仿佛一个梦游者。后来那个人影渐渐模糊，我看见他变成一只萤火虫朝车站的灯光飞去。
故事和传闻
男孩住在城西干道右侧的新公寓中。
男孩十四岁，是个聪明的中学生。他的功课很好，人们说如果他没有养四缸金鱼的话，他的功课会更好。但是谁都知道你无法阻止男孩的这个癖好，他对金鱼的迷恋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说男孩的四缸金鱼确实很漂亮，其中有一缸是珍贵的“绒球”。现在你花多少钱也觅不到那样好的“绒球”了。问题也就出在那缸金鱼上。讲故事的人认为最美丽的东西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它是一切灾祸的起源。他说只要有那缸金鱼，城西干道的悲剧迟早会发生，即使一九八七年太平无事，到二○○○年也会发生。
男孩的姐姐是受害者。男孩的姐姐正当恋爱的年龄，她有一头漂亮的乌褐色的长发。当她出门与男友约会前总是用梳子把长发梳得让人心跳。那天傍晚她听见男友的摩托停在楼下鸣笛三声，她有点心慌，跑到窗前朝楼下张望，这时候插在女孩头发上的塑料梳子掉进了鱼缸里，女孩没有察觉，女孩即使察觉了也来不及去把梳子捞起来。
女孩深夜回家时看见弟弟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把什么东西，女孩觉得弟弟的脸色很可怕，但她没有产生恐惧感，弟弟只有十四岁。她摸摸弟弟的脑门，但温柔的手却被他的肘部拱开了。“怎么啦？”“我的鱼死了。”“怎么啦？”“你把梳子放进缸里了。”
“梳子？”姐姐想了想有点不安，然后她纠正说，“不是放进去的，是不小心掉进去的。”
“不，是你把梳子放进缸里的。”
“你真有意思。”姐姐摸摸弟弟的头，“那好吧，就算我放进去的，明天我赔你一缸金鱼怎么样？”
“那是'绒球'，世界上只有十一条了。”“这是人家骗你的话。你别相信。”
“反正是你把我的鱼弄死的。你为什么要弄死我的鱼？”“鱼已经死了，你要我怎么办？”
男孩摊开了紧握的手掌，他凝视着手上两条死鱼，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我要你把它们救活，要是救不活就吃到肚子里去。”男孩的姐姐闻到了死鱼发出的腥臭味，她干呕了一声就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没有再理睬她弟弟。她想睡觉，她那个年龄的女孩总是想睡觉。
女孩是在半夜里被惊醒的，在睡梦中她闻见一股腥臭味贴着她久久不散，她睁开眼睛看见弟弟跪在她床上，正朝她的嘴里塞那两条死鱼。姐姐尖叫了一声，打了弟弟一个耳光而后她突然发现弟弟已经长大了，他的劲很大，两只手顽强地掰着她的嘴，要把死鱼塞进去。姐姐一边挣扎一边喊父母，但她的嘴被死鱼压迫着喊不出声来。男孩说你再喊我就杀了你。姐姐的眼泪流了出来，她想说弟弟你真没良心我那么喜欢你，可是话没说出来她觉得腹部被尖利的锐器刺穿了，姐姐不相信这是事实，她抬起身子看了看，确确实实有一把水果刀插在她的腹部。然后她终于张开嘴，她把两条死鱼咽了进去。姐姐死了吗？不知道。那男孩呢？我看见他的父母哭哭啼啼把他送上警车。他上警车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杆纱兜，像要去郊外池塘捞鱼虫。
我的街头奇遇很有意思
到了一九八七年，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了无数桌球摊子。它们一般摆在广场角落或者人行道或者某棵幸存的老树下。少年们和结了婚的男人都玩桌球，他们穿着背心短裤和拖鞋，每人手里抓着一根擀面杖，他们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把桌球撞来撞去，这是八七年最为风靡的游戏。我这么描述街头桌球明显带有恶意，因为我在电视里见过美国人打桌球，他们在高级俱乐部里打，他们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地击球，他们轻轻地带有淡型香味地击球，可不像我们这样大声吵嚷，作风粗暴。我这么比较时心里很难过，我不愿去任何桌球摊子玩，我情愿做出无家可归的样子在街上乱走。我希望有一次艳遇或者别的什么奇遇，但说不清是什么性质什么内容。所以有一天我就走到工商银行门口，听见大楼深处发出一声巨响，紧接着好多人夹着皮包逃出来喊爆炸啦爆炸啦。我扯住一个人的手问什么爆炸啦，他说银行爆炸啦快跑吧，他脸上有一种喜悦的慌乱让我很疑惑。我又去抓另一位老人的包问什么爆炸啦，他朝我的手瞪了一眼，警惕地把我的手拨开，然后说什么爆炸啦钞票爆炸啦。我笑起来我说钞票爆炸我怎么办我在里面存了五万元呢。第三个人对第四个人说咱们先别动等楼塌了咱们冲进去一人抢它十万元再走。第四个人说这年头就指望银行爆炸啦我才不走呢。我看见他们都站在人行道上等待着，神情既紧张又兴奋。我们一起竖着耳朵听，结果什么也没发生。一个银行女职员跑到台阶上喊，“顾客们别走。刚才是电子分理仪出故障了，不是爆炸，你们都回来，该存钱的存钱，该取钱的取钱。”
我不知道电子分理仪是什么玩意。我站了一会儿看着银行的茶色玻璃门又乒乒乓乓开开关关的，外面的人缩着脖子都涌进去。我想既然银行没爆炸再站着也没意思了，于是我就走过这条街口朝那条街口走。
一九八七年我就是这样从这条街口朝那条街口走，路过太阳裙、奔裤、力士香皂、男宝、雀巢咖啡、组合音响、意大利柚木家具、有奖储蓄、性知识宣传栏和崔健的《一无所有》等数不清的歌曲盒带。我停下来抱住双臂欣赏它们，但这不说明我喜欢它们，我不喜欢它们但我想研究研究。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中年男人问路，他说殡仪馆往哪里走。我说干嘛要去殡仪馆呢你可以去新世纪游乐场玩玩。他说我没心思玩我妈妈死了。我说你妈妈死了你可还活着，你可以去游乐场坐过山车玩，尝尝人体失重的滋味。那个男人悲愤地看着我说。“别拿死者开心请告诉我殡仪馆怎么走？”我想了想让他去坐八路汽车到人民街站，我让他往后走一百米，进左侧的白色栅栏门。然后我就从这条街口往下一条街口走，你知道我说的那个地点其实是妇产医院。我并不想作弄那个悲愤的男人，我想他一旦走进妇产医院就会明白我指的路是唯一正确的。人死了又会诞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天我碰见三个女孩在东方饭店门口朝我吹口哨。她们涂脂抹粉穿着短裙以六条白藕似的腿蛊惑人心。她们故作老练但一笑起来就露出几颗稚嫩的虎牙。我也朝她们吹口哨，我又不是吹不过她们我干嘛不吹？我听见一个女孩对我唱，“哥哥你过来小妹有话对你说。”我摇着肩膀走过去，我认为在女孩面前男人一定要摇着肩膀走路。三个女孩嘻嘻笑着，她们问我她们三个人谁最漂亮，我说都差不多，比癞蛤蟆漂亮多了。三个女孩嘻嘻笑着，唱歌的问我那么我们三个谁最性感呢？我说可能是你吧。她怪叫了一声说你真伟大你还挺有眼力的。我说我在床上更伟大你相信吗？她疯笑起来，笑得短裙像伞一样张开着。她说，床上？床上可不行，你有外汇券吗？我说可以兑换一比一点八吧。她说钱可以兑换脸没法兑换我就喜欢黄头发蓝眼睛的。我说那就没有办法了，你这条舔狐臭的小母狗。我又摇着肩膀往前走。那女孩醒过神来喊你他妈骂谁？我说骂你骂你们全世界。我并不想骂女孩但不知怎么就骂开了。我听见另外两个女孩朝我唾了一口：神经病。神经病。我想这个判断对好多人都适用。神经病与正常人之间有一条自由抵达的通道，好多人都在那道上走，就像在深圳沙头角的中英街上，你没有理由阻止那种危险的行走。那么我是神经病吗？我想我不是，我想我要是神经病，就带着我的塑料手枪去天安门广场指挥交通，让汽车在空中飞，让行人倒退走路，让自行车像狗熊一样抬起前轮只准用后轮滚动。我想想我的念头真无聊，我还是利用我做正常人的大好时光，在街上多溜达几趟吧。
（你走着走着就回到了故事开头的地方，你走到了被废弃的旧火车站。那是读者难忘的经常发生倒霉事的地方。）有一天我站在旧火车站前看见车站前面竖起了一块大铁牌。牌子上用红漆写着：“本车站停止运行车辆，闲人免进！”我心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这种感觉来自我对旧车站的阴暗的记忆，我想起我最心爱的塑料手枪就是在这里被没收了，它现在不知被糟蹋成了什么样子？还有雨伞，不知是哪只臭手撑着我丢失的伞？我用手推了推旧候车室的大铁门，门虚掩着。我被某种欲望驱使着，我进去冲着墙上的铁路干线图撒了一泡尿，等我心满意足地系好裤扣时猛地发现一个人正冲着我笑。那个人坐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上喝酒，嘴里嚼着肉骨头。我一下子认出他就是曾扣押过我的站警，他独自在凌乱的废墟中喝得快快活活红头紫脸的。这种不同凡响之处使我对他尽释前嫌倍感亲切，我朝他走过去，我以一个标准酒鬼的醉步走过去坐在他身旁，抓住那瓶洋河大曲的瓶颈。我对他说，“你好，警察叔叔。”“什么好不好的，废话。”他把一只烧鸡翅膀撕下来给我，“烟酒不分家，想喝就喝吧。”
“你的警服呢？”我说，“你怎么不穿警服了呢？”“交上去了，我不干那一行了，他们让我看着这破车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