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良心话，一切主要怪堂嫂自己。堂嫂的心胸像针眼那么细，小偷只是想要一盆花，小偷根本没想要堂嫂的命。堂嫂要自杀小偷绝对意料不到。说句良心话我就是这么想的。另外，有一个问题让我心存疑窦，那就是门的问题，门完好无损，没有一丝被撬的痕迹。我跟勘测现场的大盖帽同志交谈过，他们也怀疑门当时是开着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你不能排除小偷备有万能钥匙的可能。街上的人都知道毛头的女人非常谨慎小心，她对小偷的防范一向是天衣无缝的。白天黑夜紧闭门窗，不管谁去敲她家门，她都要连问三遍，“你是谁？”她怎么可能忘了关门呢？
大概是过了半年，堂嫂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但是有一天一辆警车开到我们街上来，把老实巴交的发发带走了。我妹妹很快地溜回家说，“你们想不到吧？发发是个老偷手。他偷了五年了，你们谁能想到发发是个老偷手？”
这事确实让人想不到。更想不到的是发发供出来，毛头家的五针松是他偷去卖了。卖了四百元钱。但发发说他光是偷花，没有偷人，毛头女人的死跟他毫无关系。发发还赌咒发誓，他不是存心想偷花的。他那天夜里去楼上找朱明玩麻将，发现毛头家的门虚掩着，发发强调说那回是顺手牵羊。他根本没想到毛头的女人会自杀的，谁让她忘了关门呢？
门果然是开着的。我这样想。但门开着又能说明什么？你总不能把善良而贤慧的堂嫂从公墓里叫醒，诘问她你为什么把门开着。俗话说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你应该相信堂嫂那天忘了关门从而奠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发发上了山，大盖帽同志又传讯了朱明。朱明是个火气冲天的翻砂工。他一进门就嚷嚷，“我不偷不抢不奸不淫，找我干什么？你们加起来还不如警犬呢，警犬还知道往四楼跑，你们光知道瞎他妈传讯，有屁用？！”大盖帽同志听出朱明话里有话，立即警觉起来，他用记录笔敲敲手背，“你说四楼，四楼是什么意思？”朱明脖子一梗说，“什么意思？你们都是吃干饭的？有脸来问我什么意思？”大盖帽同志就走过来安慰朱明，“我们知道你是个好同志，请你来只是想了解一点情况。”朱明把脸转向窗户，过了几秒钟他吹了声口哨。朱明说，“他们俩勾勾搭搭，逃不过我的眼睛。”大盖帽同志一惊，“谁跟谁？你说谁跟谁勾勾搭搭？”朱明已经站了起来，他走到门边时朝大盖帽同志扮了个鬼脸，“谁跟谁？当然是女人跟男人啦。”
然后就冒出了四楼上的单身汉老史。老史搅到这件事情里来就乱套了。
我如果把朱明的说法告诉外地的毛头，毛头说不定会连夜赶回来把朱明杀了。毛头绝对不相信。谁也不会相信。我堂嫂的贤淑本份一向为街坊所称道，你傍晚时候走过她家的楼下，当你看见她戴着蓝布袖套在阳台上浇花的情景，或者你在菜场看见她提着一大篮青菜低着头在人群里往外挤的时候，你就不会相信朱明那狗日的的胡言乱语。而那个瘦竹竿一样的老史又古怪又委琐，他根本就无法跟我堂嫂联系起来。
据说大盖帽同志找到老史的时候；老史正和一群小孩子玩搬家家。老史的古怪最主要的表现在于他喜欢和小孩子玩。老史喜欢小孩子，大人一个也不喜欢。老史一见大盖帽同志就说，“你看我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话，”老史又说，“我马上还要给他们猜谜语，是儿童谜语。你是大人就不要猜了，”大盖帽同志坐在一旁耐心地等待，他看见六七颗小脑袋围住了老史的大脑袋，老史咳嗽了一声慢慢他说出第一条谜语：
“进来一推出去一拉，是什么？”
“门，”小孩子一齐高声喊。
“对，就是门。”老史轮流拍着六七颗小脑袋，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出第二条谜语。
“关上一声响，小偷进不来，是什么？”
“还是门！”小孩子又一齐喊起来。
大盖帽同志不明白老史这样有什么乐趣。他终于不耐烦地冲进孩子群里把他们朝门外撵。据说大盖帽同志拐弯抹角切入正题时，老史哈哈大笑。老史指着自己鼻子问，“你是说我跟毛头女人有暖昧关系？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没有对女人发生过兴趣，不瞒你说，我不行。”大盖帽同志说：“怎么不行？”老史抓抓腮帮凑到他耳朵边说，“不瞒你说，我阳萎。”大盖帽同志的脸差点红了起来，他相信老史说的是实话，但他不明白狗日的朱明为什么要把祸水引到老史这儿来。
我堂嫂是清白的。事实证明朱明是胡说八道，一个活人玷污一个死者的贞节多么可怕，但狗日的朱明不管事实，他死不认错，他说他经常看见他们在楼梯口碰到，眉来眼去的，大盖帽同志追问，“除了你，还有没有其他人看见呢？”朱明说，“当然有。她女儿每次都在。”朱明又说，“他们借女孩做幌子勾勾搭搭的，这还不明白？老史逗女孩是假。逗女孩她妈才是真的。”
这样毛头的小女孩也成了一条小小的线索。堂嫂死后小女孩寄养在毛头姐姐家里。有一天毛头姐姐带着小女孩回家，在楼梯上撞见了老史。老史一见小女孩就抱住她说，“我来给你猜个谜语，进来一推出去一拉是什么？”小女孩立即叫起来，“门！”老史又说，“关上一声响，小偷进不来，是什么？”小女孩扭了扭身子说，“还是门，你怎么老让我猜这个谜语呀？”老史就笑了，他摸摸小女孩的头上四楼去，毛头的姐姐听着那脚步声突然觉得记忆亮了一下，她问小女孩：“老史叔叔让你妈猜过谜语吗？”小女孩说，“没有。他只给小孩猜谜语。”毛头的姐姐说，“那你妈呢，她在一边干什么？”小女孩说，“她在一边听呀，她跟我一起说，门……”毛头的姐姐眼睛又亮了一下，她想再问女孩一句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跟我一样，毛头的姐姐也发现了门在堂嫂之死中的重要位置。可是你发现的这个问题不宜再张扬了。其中的奥秘不言而喻。出事那天是堂嫂把门开着的。
堂嫂死了一周年了。有一回我在公园里看见老史在钓鱼，我陪着他钓了一下午。我发现老史开始回避起堂嫂之死的话题，他似乎知道老街上的纷纷传言，我打听他最后一次见到堂嫂的情景，老史沉默了半天。突然说，“我一点也不明白她的意思，她看着我笑，她站在门槛上把门一推一拉地玩。”又沉默了一会，老史微笑着说，“也许都是因为那个谜语。门。她就把门一推一拉地玩。”
我觉得老史是个不折不扣的性功能障碍者。但是你没有理由对老史说三道四的。你只能恨发发为什么偏偏那天夜里偷上了门，偷掉了毛头心爱的五针松？发发现在上了山，发发就是让一枪崩了也不过份。
说来说去我堂嫂的心胸像针眼那么细。无论怎么她不应该把自己吊到门框上去的。如果我是堂嫂，我每夜把门虚掩着等人，谁也管不着。问题是你活着总有盼头，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
你说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硌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街上苍蝇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里的那些体形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
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魁力的存在。有一位剃光头的电影导演说。那是前年春天的事。他从香椿树街上走过，方向是由西向东。这样他在行走了五分钟左右的时候就看见了和尚桥，正是雀背驮着夕阳的黄昏，和尚桥古老而优美地卧于河上，状如玉虾，每块青石都放射出一种神奇的暖色。而桥壁缝里长出的小扫帚树，绿色的，在风中轻轻摇曳。出于职业的敏感，电影导演轻叹一声，缓步沿阶上桥，他数了数，上桥经过了13级台阶。13，他想为什么是13而不是其它数字。这不吉利。他站在桥头，眺望河上景色，被晚霞浸泡过的河水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向下游流去。河的尽头依稀可见一往高耸入云的红色烟囱。远景可以省略。电影导演关心的主要是桥以及桥的左右前后的景色，从理论上说，和尚桥是那种以南方水乡为背景的电影的最佳外景点，有桥，有水，有临河而立的白墙青瓦的房子。最令人炫目的是桥边有一座两层老楼的茶馆。
那就是梅家茶馆。到了1979年，茶馆的外形早已失去了昔日雍容华贵的风采，门窗上的朱漆剥落殆尽，廊檐上的龙头凤首也模糊不辨，三面落地门上的彩色玻璃已与劣质毛玻璃鱼目混珠。仰望楼上，那排锯齿形的捕木护壁呈现出肮脏晦涩的风格。无疑这一切都是多年风雨侵蚀的缘故。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茶馆门上的横匾，黑底烫金边，但上面没有字。一块无字匾，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细节。无字匾一般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
其一：一时没有合适的称号。
其二：一时来不及烫上合适的称号。
去证实这两种原因对于香椿树街是毫无意义的。那些过着闲适晚年的老人每天去茶馆赶两个奈会，那些从来不进茶馆的居民每天匆匆经过茶馆，人们一如既往地把茶馆叫做梅家茶馆。
从前当我还是个爱好幻想的少年时，多少次我站在桥头，朝茶馆那排帖满旧报纸的西窗窥望。茶馆很容易让一个少年联想到凶杀、秘密电台、偷匿黄金等诸如此类的罪恶。我的印象中茶馆楼上是一个神秘阴暗的所在。我记得一个暮春的傍晚，当我倚在桥上胡恩乱想的时候，那排楼窗突然颤动了一下，许多灰尘从窗根上纷纷舞动起来。吱呀一声，面对我的一扇窗子沉重地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幽暗的窗边，我记得他的苍白浮肿的脸，记得他戴着一只毛茸茸的耳朵套子，滑稽而不合时令。桥与茶馆紧挨着，所以我的僵傻的身体也与他的一只手离得很近，我看见了他的手，一只干瘦的长满疤瘢的手，像石笋一样毫无血色，抠着窗框，每根手指都在艰难地颤动。他的眼睛漠然地扫过我的脸，扫过桥头，然后张大嘴说了一句话。小孩快跑。
许多人告诉我金文恺是哑巴，我不相信。我确实无法相信。要知道我是亲耳听见他说话的，嗓音温和略带沙哑，他对我说，小孩，快跑。
小孩，快跑。
我将永远铭记金文悄临终前给我的箴言。以后我每次经过和尚桥的时候，确实都是快步如飞。我不知道自己是惧怕什么，是怕全文恺说的话还是怕他再次出现在楼窗边。事实上就在我看见金文恺后的一个月，金文恺就过世了，据说是死于癌症。
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茶馆楼上的梅氏家族，到了金文恺是最后一代。金文恺没有子嗣，金文恺的姚碧珍。
姚碧珍就是现在梅家茶馆的老板娘。香椿树街对姚碧珍的了解远胜于幽居楼上的金文恺，到了后来人们说到梅家茶馆时往往淡忘了一代一代的梅氏家族，而代之以姚碧珍如何如何的种种话题。
姚碧珍年轻时候肯定美貌风骚，肯定使金文恺拜倒在她裙下魂不守舍好多年。好多年过去了姚碧珍仍然有半老风韵，唇红齿白，腰肢纤细，尤其是她的肤色雪白如凝脂赛过街上的任何少女。那是由于终日与水接触的缘故，人们都相信这一点。姚碧珍自己并不这样看，当茶客们当着老板娘尽情赞美她与水的妙处时，姚碧珍说，人跟水有什么关系？水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水沾了人气，哪有人沾水气的道理？茶客们说，怪不得你烧的水好喝，味道不一样。姚碧珍双手叉腰朗声大笑，你们听说过狐狸精烧水的故事吗？茶客茶客，不喝清水要喝骚水，就这么回事。
姚碧珍仪态之骚情、谈吐之放肆是香椿树街闻名的。她本人就像茶馆窗外的和尚桥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风景供人观赏。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在我粗线条的世界观里，一直把姚碧珍这个人物作为南方生活的某种象征。我讨厌南方。我讨厌姚碧珍。
当我回忆南方生活时总是想起一场霏霏晨雨。霏霏晨雨从梅家茶馆的屋檐上淌过，变成无数整齐的水线挂下来，挂在茶馆朝街的窗前。窗内烟气缭绕，茶客们的险像草地蘑菇一样模糊不定，闪闪烁烁。只有姚碧珍的形象是那样醒目，她穿着水红色的衬衫，提着水壶在雨线后穿梭来往。我看见她突然站在某个茶客面前，伸出手做了一个极其猥亵下流的动作。
香椿树街的妇女对姚碧珍的历史了如指掌，姚碧珍的轶事经常是脍炙人口的，譬如姚碧珍夜里在楼上洗澡，有个男人给她搓背，他们的影子在灯光下清晰地映在窗上。妇女们着重强调的是，那个男人不是金文恺，而是一个真正的野男人。那么，他是谁？你说他是谁呢？
有人说是李昌。
说到李昌，他是又一个令我厌恶的人物。他其实是个小伙子，至少比姚碧珍年轻20岁，头发梳得又光滑又考究，经常穿一双白色的皮鞋。印象最深的是李昌的桃花眼，长着这种眼睛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都是一摊又粘又稠的烂浆糊。我认为李昌就是一摊烂浆糊，糊在姚碧珍丰满的臀部上，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我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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