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表示清朝未来也会富有。图2基本说明，清朝初、中期往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那以
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印证了朝代财政先富后贫的周期性规律。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图3给出1838年后一些年份的财政
收支情况 。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
在1000万两左右。从图3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
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
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
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
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
国力相对其它国家继续衰退。
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
1300万两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庚子赔款大大冲击了清政府的财政，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
万两！此后的清代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
第37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4）
两种国策，两种结局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的中国和清朝中国所采用的两种经济国策带来了截然
不同的结局。在传统中国财富观念的主导下，清朝的国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银子，“节流”。在
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很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
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了，守财丧命。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
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元，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如今的
2。5％。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余额2。9万多亿元。这种靠
赤字推动发展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儒家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
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没有赤字的时代强。两种国策，两种结局，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依照James Macdonald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一书中提供的资料，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
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
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有民主和法治，又有发达的经济。像那
时的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9年的谷粮！就怕天塌地陷。可是，
越怕天塌下来，天还真的会塌下，不久明朝就被改朝换代。当时的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
万两金银，坐在那些金银上等着被殖民化。
当然，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长的案例莫过于美国了。美国今天的9万亿美元国债使它在国
债竞赛中遥遥领先任何其他国家，但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借过来别人不愿花的钱，他们是
透支过多，可正是这种经济国策使美国保持世界最强的地位。
晚清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对清政府是致命的冲击。日本以及八国联军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中国
人都不能忘记的，那两次赔款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如果我们暂时把对战争以及
赔款的道德评价放在一旁，那些赔款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假如中国当时的证
券金融业已很发达，清朝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呢？
我们先看一些数据。按照陈锋先生的估算 ，由于这些赔款以及其它外债支付，清政府
在1902年后每年要付约4700万银两，这相当于1903年政府财政收入的44。7％（那年的财
政收入为10492万两）。但是，1903年的实际财政赤字约3000万两，占财政收入的28。6％。
跟今天中国的赤字相比，这种规模是否很离谱呢？2000年财政赤字是中央财政收入的
18。6％，从1999到2003年间，该比率维持在13。5％与18。6％之间。从这些比值看，晚清的
财政赤字并没比今天中国的高太多。如果跟英国早期比，1697年英国政府一年的短期债务
支付是它的财政收入的3倍，1710年时是后者的近4倍 ，但那并没迫使英国灭亡，实际上
英国从那以后反而日益强盛。
相对于GDP或国民收入而言，3000万银两的赤字、6。5亿两赔款债务并非像以往历史
书说得那么可怕。按照刘光临先生的估算 ，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8亿银两，老百
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492万两财政收入，那年的
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银两。那么，3000万银两的赤字只是1903年国民收入的0。9％，低
于1998年后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比如，2002年该比例为3％，2003年为2。5％。
第38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5）
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
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
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的差。
作为比较，1650年时荷兰的国债总额是国民总收入的1。3倍，1715年之后是2倍多；
那时英国国债为其国民收入的80％ 。但那些负债率并没有使它们灭亡。今天，美国国债余
额是GDP的70％，日本的国债余额是GDP的170％。单从这些数字看，晚清的负债并没有
以往说得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当时缺乏缓和财政赤字危机的手段，问题出在在国家理财策略
上。
靠增税缓解财政危机的陷阱
财政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像战争、天灾、人祸等突发或者一次性事件所至，这些事件
虽然不是每月、每年发生，但一旦发生，其成本开支一般会很高，容易冲乱正常的开支安排，
说不定还会将一个国家置于灭亡之地。这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张三一家的年收入为5万元，
在正常情况下，这5万还够花，甚至还有一点节余；可是，如果张三生场大病，要花20万
元住院与手术费，这时问题就来了。当然，这种危机也可能因为车祸、地震甚至抢劫而发生，
等等。
对于家庭来说，一种事先避险的办法是多存钱，就像过去朝廷一样。但正如前面讲的，
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办法，一方面意味着牺牲今天的消费机会和创业、投资机会，让张三一
家无法尽最大限度地发展，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完全规避掉各类风险，特别是难以规
避低概率、高损失的风险事件。第二种办法是靠家族里的亲戚和亲人，这就要求张三平时投
入家族事务、给家族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以此来换取他们在你有需要时也给你帮助的隐性许
诺，依赖血缘关系达到互相保险的效果。但，这种隐性互保毕竟不是能硬性执行的契约，而
且范围小，风险分摊的效果不佳。
第三种办法是买各种保险和其它金融品种，这样，张三只要付较小的保险费即可达到医
疗保险、财产保险、天灾保险、人寿保险等等，由于保险公司的客户人数多、地理范围广，
风险分摊效果最理想。
当然，如果上面这些规避风险的安排都事先没做到，在今天，张三还可找银行贷款，以
此把今天这一次性的开支压力平摊到未来的许多年里，让他一家能度过今天的难关。
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是这样，但一个主权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完全
像血缘“家族”这样的国家互相保险共同体，也没有为国家提供各类保险的保险市场。因此，
特别是过去的朝廷，它们远远没有那么多可选择的规避财政危机的工具，它们要么像清廷那
样尽最大限度地存银子，要么就像美国或者近期中国那样通过借国债加速发展，通过把经济
实力这个“饼”做大，以此来强化未来对付危机的能力。然而，传统的中国朝廷只会选择存
银子“节流”，而不是先把“饼”做大。
那么，当过去累积的“节流”不足、发生财政赤字时，朝廷是如何找到出路的呢？最惯
用的办法当然是增加税赋，反正皇权不受太多制约。以明代为例，明中叶后，政府财政逐渐
吃紧，16世纪中叶（嘉靖朝）每年财政赤字多者400万两，少者百万两。到1567年，太仓
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的开支。
第39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6）
自万历四十六年始，“辽东兵事兴？？先后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 张廷玉，
《明史》卷202，中华书局，1974）。但是这些增税并没缓解明廷的财政危机。到1628年崇
祯帝继位时，财政赤字为113万两。据王昊先生引证 ，为补亏空，崇祯帝在万历年间每亩
加9厘税赋的基础上，再增3厘，共增税165万两。这笔税跟万历年间三次加派加起来，共
达680万两。但是，农民战争不断爆发，军费开支不断上升，增加财政赤字压力。如果再加
税太多，会加剧官逼民反的势头，朝廷只好尽量拖欠军饷等债务，崇祯元年时各边欠饷已达
520万两。到崇祯十年（1638），朝廷仍然拖欠边镇的军费，导致边兵大量投身于农民起义
军，把明朝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到崇祯十一年，战情急转直下，财政危机也日益恶化，
“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 崇祯帝只好“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批准加
派280万两新税。
据王昊《论崇祯帝》一文的引证，当时，崇祯帝还试过一些其它办法来缓和财政危机，
包括要求富室勋戚捐助、节省宫廷开支等，但都不成功。
我们看到，从相当程度上，由于明代前中期经济国策的缺陷，使中国错失发展海外贸易
的机会，到崇祯年间，其国力已经太弱，崇祯帝的理财能力再强可能也难以扭转明朝的宿命。
再加上崇祯年间，灾荒频繁，遍及全国各地，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生存困难。在这种时候还要
强征新税，如果民不造反，那反而怪了，这当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靠单年的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其最大的缺陷是强化了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
击，等于是“税负休克疗法”，它无法让朝廷把一次大开支平摊到未来30、50年的财政收入
上，没办法让社会大众为其每年支付一点。比如说，单是崇祯年间拖欠的边饷就超过明廷一
年的财政收入，如果这笔钱要在一年内付清，等于是要老百姓多付一倍以上的税，压力太大，
没人会接受。通过当年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只能把突发的财政开支在众多老百姓之
间分摊，但它无法把一时的支付压力在不同年份之间分摊，后者只有长期限债券等证券才能
作到。
缓解财政危机的金融手段
当然，除了通过征税赤裸裸地向老百姓要钱之外，另外一个历朝惯用的手法是在货币上
动手脚。按照刘光临先生考证 ，宋代是一个使中央集权在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大幅
扩张的朝代，官府机构不断臃肿，官员数量不断扩充，这当然也使其开支相应地膨胀，宋朝
财政几乎始终面临入不敷出的威胁。根据汪圣铎先生的著作 ，出现财政危机时，宋廷往往
利用货币发行来转嫁危机，主要表现在铸行铁钱、大钱和滥发纸币上。“宋仁宗时期，宋夏
战争，军费骤增引起财政危机，于是就在陕西铸行铁钱和大铜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宋
神宗时，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四川交子开始两界沓行，即增加了一倍的发行量。又企图在河
东、陕西发行交子，因与盐钞发行冲突，遭到失败。…… 宋徽宗时，为了支持西部及后来
的对辽战争，…… 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当十钱、夹锡钱，将楮币推向全国，且无节制地
扩大发行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
宋朝纸币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调拨财赋、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运作，而且通
过发行纸币朝廷也能更方便地转嫁财政危机，更隐晦地掠夺老百姓的钱财。据汪圣铎先生的
引证，到了嘉定年间，纸币“总发行量已超过亿贯。这时，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已认识
到楮币不应再多印。但是，此后发行量还是不断增加，直到10亿贯以上仍不停止”。
第40节：治国的金融之道：藏富于民（7）
不过，即使没有纸币，金属货币也能让朝廷间接转走老百姓的财富。不只是宋、元、明
代这样做，晚清和民国时期也这样做。比如，为解决太平天国引发的财政危机，咸丰朝廷于
1853年经户部发放官票、宝钞（纸币），同时也铸造大量重量轻、面值大的铜铁大钱。据张
国辉先生的引证 ，当时铸造面值为1000文、500文铜大钱的成本分别只有114文、90文，
等于让清廷只需花114文的价值就能从民间获取价值1000文的财物！按照同样的逻辑，1854
年户部、工部开始铸造铁大钱。在1853至1861年间，朝廷共铸造等于826万银两的铜铁大
钱。随着铜铁大钱、票钞纸币的滥发，城乡物价飞涨。相对这些举措之前的价格比，到1860
年香油涨价3倍多，硬煤涨4倍，茶叶涨5倍，猪肉涨6倍，羊烛涨7。5倍 。物价猛涨，
货币大幅贬值，不仅使百姓生活更加困难，而且让他们的真实收入与财富相对大幅缩水。社
会动乱、民怨沸腾自然就不奇怪了。
这种失信的行为不仅加快了朝代的更替周期，而且使早在宋朝发明的纸币难以在中国社
会持续使用，让本来可大大加快经济发展、促进专业分工的纸币无法发挥作用，在长达900
年的时间里纸币在中国总是时断时续。
当然，通过在硬币、票钱上做手脚来缓解财政危机不是中国历朝的独特创造。早在4
世纪古罗马，皇帝缺钱时，干脆不用费功夫以更低成色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