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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又到了可以开放探监的日子，在里面的弟弟却得了重病，母亲一点都不知道，还是照样地老远来看儿子。监狱里的医疗已经无法处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气如游丝，无法行走，只是维持了一点意识而已。弟弟让人用担架抬着，到了监狱大门口，却看到母亲远远走过来，他一时十分踌躇，要打个招呼呢还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话，让母亲触景生情，不免伤心。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头，母子相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给人抬上车开走了。
幸好那一次没有病死。
中学时代的弟弟章立凡与母亲合影
在承德，有一处名胜名曰棒槌山，其中一段路缆车可通，当时的票价是一人人民币五元，新台币兑人民币最多三块，十分便宜。但是母亲不肯搭缆车，我以为她怕高，弟弟说，她怕的是票钱，因为在最艰困的时期，他们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三十元人民币，我们三人搭缆车的票钱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的一半。
我曾经问母亲，“文革”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她说没有见到统计数字，但是，她看到的是“每一条街都有人死”。可见森森然的肃杀之气，渗透在他们每一刻的生活里。台湾曾经经验过所谓白色恐怖时代，同样地殃及许多无辜，当然可恶，但其实大部分的人小心一点儿，还是可以正常地生活，并没什么感觉，这与“文革”不可同日而语。
在母子相别数十年后重逢，千丝万葛纠缠不已的心事，刹那间涌上心头，堵在喉头，只得化为泪水，哭嚎流泻。母亲哭了整整三日，也到了我们该回北京的时候了。
想来母亲应该有许多故事可说，是故意不说，还是来不及说，还是忘了没得说，或是欲说却难说，我都不得而知。
此后二十年，我从未主动探问往事，以免触动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爱而言，丝毫无损。我是我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
二十年过去了，北京探母自不下二十回，从母亲的八十岁到如今之百龄高寿。每一次分别都有心理的压力，来时高兴去时伤感，母亲想什么，在那一刻，我知道，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来。从母亲送我到机场，到送我到楼下，再到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十楼的公寓门口道别。今年夏天去探母归来之际，母亲连从轮椅上站起都十分吃力了，我们拥别之后，母亲一定也要跟到门口，正要拐弯到电梯那边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母亲，她挣扎着抓住门边，也只能弯着身子勉强站立，危危颤颤地也望着我。那一刻，我知道，她只是不肯说，又是不肯说，其实，她已接近全盲了。
人海奇缘
答案，有那么重要吗？
我问母亲，你是怎么跟李本明联络上的？她说是马路遇到的。马路怎么遇到了呢？她说她认出了李本明。本明姐少年在南京下关码头上，跟她为了一个小男孩拉扯而痛哭时，是一九四六年，她只是一个还没上大学的女孩，两人见了那一面，从此远隔天涯，也没有人想要并且相信会有再见的一天。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三十年之后，她们又在北京相遇，有这么神奇吗？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去了中国大陆，一九七五年，本明姐与姐夫闵锡钧先生，申请赴中国大陆，当时连美国人要到中国大陆也很不容易，申请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审查时间，并且也没有直航，要从加拿大、法国等等绕很大的圈子才行。她离开大陆已经三十年了，久无音讯，尤其记挂着已经七十多岁、在宁夏银川的父亲。本明姐也快五十了，他们夫妻身体还十分健朗，自然是归心似箭，他们在银川见到了父亲之后，又回到了北京。
她从来也没有想要见一见我母亲的念头，更不知道“娘娘”也在北京。李捷先生是在她去过宁夏的两年之后过世的，父女总算见到了最后一面。但是在北京还是有许多的亲人，李家的，闵家的。那天他们计划要去拜访一位闵家的亲戚。
话分两头，同一天，母亲从她住的汪芝麻胡同，去找一位远亲，走走就到了，那一处在智德北巷。在那儿，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也像她自己住的汪芝麻胡同一样。母亲拜访完了亲戚正要回家，听到有人说，有美国来的客人，她也跟着去看看。
母亲在几个人的后面，看到了那一对美国来的夫妻，她越看越是眼熟，忽然间想起来，她难道就是当年下关江面上见到的女学生吗？她从她的手里抢走了儿子，然而终究还是失去了那个儿子。算一算已经是三十年前了。彼此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受到许多冲激，有的沉入水底，有的随波逐流，少数的人乘风破浪惊涛裂岸，那可真是一言难尽的了。母亲在那么短暂的时刻，千头万绪，急风急火地轮转着数十年来的记忆与经历，就在他们大家寒暄交谈之际。但是上一次是那么样子的遭遇，她不知该说什么好。然而她有两个孩子也是几十年无音无讯，她真的想知道，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她想。
她想要走上前去，直接请问这位女士是否姓李？但是迟疑之间，人家已经进到屋子里了。李本明没有见到她，就是见到她，也不一定会跟她说话，这是多年之后本明姐的言语，六十多年之后，她依然余怒未息。
我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想来想去，确定这个女人就是李本明应该没有错，然而让她更惊讶的是，她去拜访的亲戚，同时也是李本明的亲戚。母亲的嫂嫂闵怀冰，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姊妹。她们是一前一后，我母亲先告辞，本明姐跟闵先生就到了。母亲的孙府跟闵府是亲上加亲，在家乡只是隔邻而居，来往密切。
母亲的姐夫闵楚怡，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兄弟。而姐姐幼年有时托付在闵家照管，总跟他们家另一位小女孩儿闵锡庆一起玩，后来她们也是北师附小同班同学，但是她们彼此都不知道有此渊源。排起辈分，李本明成了母亲的外甥媳妇。闵锡庆后来成了在美国的名律师，然而闵先生与本明相识进而结为连理，却非有意攀亲带故，他们是在波士顿读医学院时相识，由恋爱而结合。
闵家还有位在台湾十分有名的亲戚闵湘帆先生，就是闵锡庆的父亲，我们小时候跟着闵锡庆到他家里玩过，但是闵伯伯只字未提跟我们的关系，也许真的是我们太小，提了也说不清楚。
母亲回到家，想了又想，要是不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跟失散的一对儿女，恐怕真的就永远无缘相见。也许写封信比较好，不会有许多不方便，有没有回应，就看对方好了。一切委诸命运。
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智德北巷的亲戚帮她转交。这就是后来我收到的李本明从美国转来的信。母亲跟李本明不该是马路上相遇的，她没说真话，真话不好说。
地球那么大，时代的变动那么诡谲，又有十好几亿的中国人，我们在人海中星流云散，大家都无依无靠无头无绪，却让母亲两度从李本明姐姐手中重逢自己失散了的儿子。不仅这个重逢充满了戏剧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成了亲人。
后来从上海到南汇，在县府所在地的惠南镇，又遇到了好多姓闵的亲人。原来母亲的姐姐在哥哥娶了闵家女儿之后，又嫁给了闵家另一位兄弟闵楚怡，亲上加亲，闵氏亲人当然也就特别的多了。李本明变成了闵太太，应该可以说是亲上加亲又加亲。但这最后一亲，把昔日抵死也不肯把小男孩儿交给母亲的少女，变成母亲的外甥媳妇，居然是十几亿分之一几率的巧合。
命运啊命运，我无言以对。母子重逢，莫非是必然中的偶然？
第三章 重庆 北碚 合川
北碚
李捷先生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主持人。我从半岁起在合川李府成长，到五岁。
在台湾报户口的时候，我的生日不详，而母亲已经离开了，也无从问起。一九八八年我回到大陆与母亲见面，连她也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生的。还写信到重庆去查问，可惜连当年接生我的医院都无踪无影。二○○七年跟大陆的中国工程院李泽椿院士在一起待了好几天，也有一些奇遇。
李院士有位姐姐住在成都，名字是李泽渝，我们到成都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来与我们相会。在成都就听说有我这么一位客人，她便十分兴奋。在电话中就告诉我们，她曾经参加了我父亲与母亲的婚礼。
李大姐年近八十，依然细细白白，连老人斑都没有一点，在当年必然是个美人，她的先生年纪比她还小一两岁。
我的父亲与母亲结婚典礼十分简单，就在北碚兼善中学的大礼堂，校长是当时企业家卢作孚先生。
“招待我们的点心我都记得。”她说。
原来父母亲很穷，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他们就以茶会作为结婚典礼，证婚人是谁？李泽渝当时只有十二岁，不会知道，而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了，母亲已经百岁，问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茶会的点心，只要参加的人都不会忘记，简单得很，花生瓜子糖果而已。那样节俭的婚姻在当时可能也很平常。杨家骆教授伉俪的婚礼，就是在北温泉公园的一处草坪上完成的，想来他们也应该是茶会，招待客人的点心当然也差不多。
说到此处，便要简单带几笔说到曾主持北碚乡村建设的卢作孚，因他就是兼善中学的创办人。
两岸阻隔了四十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对的，许多我们该知道的事，却都不知，而且，老人家不是忙于衣食，便是慑于专制，很少谈到过去，应该也有太多的不堪回首吧？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现代有四位实业家，对国家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一位是重工业的张之洞，一位是纺织工业的张謇，一位是化学工业的范旭东，还有一位便是运输业的卢作孚。
卢作孚连小学都没上过，但他的事业却经营得非常大，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他拒绝了国民政府邀他担任台湾“交通部长”的要求，从香港把自己企业中的十八艘轮船开往大陆。抗战期间，他的民生公司的货轮客轮有一百多艘日夜行驶在长江江面上。他的事业兼及矿业、铁路、纺织、新闻事业、食品业、水利工程、医院、学校、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体育场，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温泉公园，附有全方位的健康、体育、游乐设备。今天的北碚城区几乎是他一人之力兴建规划完成，烽火漫天之际，大家称此地为“仅有的世外桃源”。
然而他自奉极简，公司股利从未进入私人口袋，全家只花用自己的一份薪资。有一次，他生了病，家人想让他吃一只鸡来补补，居然买都买不起。他早岁参加同盟会，而其公司又以“民生”为名，所办的学校取名“兼善”，附有农场、公寓、石灰厂。他又主张计划经济，那么应该是“国父”的忠实信徒。但是在五○年代反右的时候，遭到批判，他的轮船一再地被人破坏沉于江底，在极度困难、无法维持之际，又被他最信任的人陷害，更因他的副总经理有意隐瞒政府已经打算纾困的消息，在绝望中，他竟以自杀身死。
四川、重庆的朋友跟我说，困难打不倒卢作孚，他是对于人性失去信心而死的，得年仅仅五十八岁。身后没有一文钱留给子女，遗言只交代妻子以后要依靠子女生活。林语堂曾经公开建议请他担任行政院长，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赞他是完人，而国民党老“蒋总统”身边最重要的智囊张群先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不追求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他应该是共产党最高理想的象征，却死于斗争里，但今天的中共已经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成立了专门研究其思想事业的常设机构，全四川都以他为荣，但是已经六十年过去了。
二○○七年，我到北碚，看到了当年我的出生地。更早的时候是个盗匪出没之地，却因为卢作孚的理想主义，而建设成为一个井然有序、花园一般的城市，我很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父亲的婚礼在他办的中学礼堂举行，而他与父亲是好友，由他出面为父母亲安排了婚礼。我更庆幸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长辈，虽然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依然私下愿以他为最高的榜样。
我的身份证上写着我的出生地是北碚“设治局”，到了当地，承蒙李院士见告，应为“设制局”，制造国家要使用的器材的所在。北碚有个三花市，今天也没了。当年三花市有一家公家单位的医院，里面有一位德国大夫，常常为中大的员工看诊，我，据李泽椿院士说，应该就是他接生的，可惜不知这位德国大夫的姓名。
母亲一开始就不想生下这个男孩，在八八年之前，她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居然重逢。她一开始没有记下我的生日，该是生我的那一天便很不痛快。父亲当时远在天边，母亲生下我没有几个月，她就打算撂下姐姐跟我了。母亲离开我的时候，我还不满周岁。
我一生用不着算命，因为没有八字可言。据相关文件记载，我的父母不和是在一九四一年，那么，我身份证上的年纪就比我实际年纪要小一岁了。后来问母亲，她约莫想起“应该是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珍珠港事变为一九四一年，果真如此，我就真的要再加一岁。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更没干过什么大事，大一岁小一岁很不打紧。没有八字，少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为什么最早的记忆中没有姐姐？此事一直到了前几年去美国，会合了姐姐，从已经八十二岁的李本明姐姐处得知一点梗概。
原来父母是有过谈判的，在一个餐馆里。
母亲表示两个孩子她都不要带，父亲只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姐姐一直哭，父亲就说，你一直哭，舍不得妈妈，那你就跟妈妈好了。就这样，父亲只是把我给带了回家。
我在父亲家里待了多久？不得而知，齐邦媛姐姐亲眼见到过父亲抱着我写论文，想起此事，我依然心酸，因为父亲是个学术狂，当年，带着流亡并且也会打仗的学生到了湖南，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