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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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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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天就安排父亲到台大医院检查,当场就查出父亲的胃已经有了一大片黑影,医生把好大的一张片子给我看,简单解说了几句,然后抬头露出冷峻的眼光,严厉地质问:“怎么这样了才带爸爸来?”

父亲也听到了医生说的话,脸上掠过一阵红晕,毕竟是生死大事,再洒脱,依然受到冲击。

一周之后,正式的检验结果报告出来,我们没有遇到上苍格外的恩宠。一阵匆忙之后,当时的外科名医魏达成先生为父亲动手术,魏医师的父亲魏火曜,前台大医院院长,也是父亲早年便熟识的好友。

预定九点推进开刀房,我下了当时在中广主持的“早晨的公园”节目,刚刚八点多,便赶到医院,却在走廊上遇到正被护士推向开刀房的父亲,他已经给麻醉得迷迷糊糊了。要是我没有赶到,父亲身边就一个亲人也没有。继母是后来才到的,家里几个孩子,要她怎么早来?何况她动作从来就不利落。

在开刀房外等了好几个小时,不免想到:要是父亲在手术台上怎么样了,而我又再晚一点点,岂不就此天人永隔?

手术很成功,魏医师给我看那一块割下来的胃,比巴掌还大,我想应该根除了吧?魏大夫告诉我,根除已经不可能,以后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吃,我无言以对。

原先他要印的稿子还来不及处理,我把稿子先送去给父亲早年的学生、现在也已经当了教授的人看一看,也顺便问问有人可以为我印吗?结果得到了个很荒谬的答案:这是父亲早就发表过的论文。

毫无疑问的,我想父亲已经开始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父亲自己是不会知道的,继母也无从知道,只见他一天到晚睡睡睡的,有些烦。三个孩子已经够她烦的,经济问题渐渐无法承担,而她连一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想来也很苦。父亲不知道怎么搞的,极端害怕台大会把他从这个屋子里赶出去。就我所知,当年曾经向日本的足立教授价购了此屋,他们的屋子都是买的,姑丈姑妈的房子也是买的,产权完整,否则不可能自行卖给了陈果夫。但是后来,他自以为做了个非常聪明的决定,他把整个院落都送给了公家,理由并不是以为马上就可以“反攻大陆”回家乡。记得那个时候我已读高小了,那一天,他从台大回家,非常得意地跟全家宣布,从此以后,用不着付税了,房子照住,坏了他们还会来修,他得意得要命,还会哈哈大笑,在那一刻,看来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比他聪明。

日本太太再也不是战前日本女子的风格,会永远对她的男人毕恭毕敬,侍候得周周到到,这对父亲是一个意外。前所未有的强制退休,经济压力忽然沉重,又是个意外。在七十岁上下一连得了三个孩子,证实他的身体不错,他相信自己能得百龄之寿,身边的人都觉得不会太离谱,而却以八十岁过世,也是个意外。一连几个负面的意外,就要了我老爸的老命。只有一个意外,就是他自己没感觉到的:老年痴呆症。

有一天,一位白发的老学生把他送回了家。他出门买豆腐,那是他每天例行要做的事,早餐有块热豆腐,酱油加点儿葱花儿,是他莫大的享受。离家只有最多十分钟步行的路程,他却七转八转不知道转到了哪儿去了。马路上一个茫茫然的老人,居然让他的老学生发现了,那不是老师吗?他上前打招呼,父亲却很不好意思地慢慢儿问他:“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

不久之后,父亲已经禁不住大小便,继母在照应孩子精疲力尽之余,还要为他收拾床褥,自然对他有许多焦躁与埋怨。有一天,我只是想回去看看他,没想到只见他苍白着面孔,一脸密密的皱纹,笑起来都透着酸楚,我这才知道他已经几乎无法进食,他还说他没事,故意站起来转了两圈,举了举手,要我相信他依然硬朗,他是怕我操心。我当场就说爸我们走吧,爸,让我带你去医院吧!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

未解的公案

到了台大医院,先挂了急诊,再找一个角落,安顿在担架床上。买了几包卫生纸当枕头,我们俩等了一天一夜。急诊室里病患川流不息,大呼小叫,人影幢幢,脚步杂沓,我们父子二人都没有什么所谓的人脉,怎么办呢?

我只得又去麻烦魏达成教授。第二天,得到了一个三等病房的床位。我说爸先将就着吧,再慢慢想法子。

“不要紧,病一样看。”

此时他的假牙已经快装不上了,嘴巴老是瘪瘪的。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现在医学很进步了,从前的好些病,治不好的,现在都治得好了。”他咽了咽口水:

“人总是要死的,那总得要有个治不好的病。”

这两句话倒很科学,讲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

在许多床位一个个排开的三等病房,至少在当时,护理照顾真不怎么样,要是病人尿了床,挨骂的就是我,害得我老是爱问,爸你要尿吗你要尿吗?就这么着,父亲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倒是我有点不平,这个医院在光复之初,是他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过来的,军队占据并且拆走了一切的设备,是他跟陈仪要了回来的。大家都忘光了的事情,我却这么小心眼儿地念着。

终于打了个电话给我的朋友,也是多年来很有名的一位科学记者吕一铭先生,他从前就访问过父亲好几次,对父亲十分敬佩。吕一铭的反应真快,第二天联合报第三版好大的一个边栏,报道了父亲病重的消息。那天一大早,齐邦媛姐姐打了个电话来,她本来想要东北同乡帮帮忙,别让父亲落得太不好看,好在齐邦媛很担心的那种让人写得可怜不见儿的事情没出现,吕兄很有分寸,赵玉明总编也特意突出学者有没有受到照应的问题,穷之一字着墨很少。

事情急转直“上”,才上午七点多,“副总统”谢东闵先生就来看他,他们原是老友,还以日语交谈了几句话。中午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换到了头等病房,下午两点,经国先生就来探问了。严家淦先生是他的老友,在福建就很熟了。孙运璇先生是刚刚光复就相交的朋友,在刚接收电力公司时,就有过专业上的合作。眼见父亲如此境况,他频频拭泪,还把一个一定可以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交给我,诚意可感。考试院长刘季洪,是在大后方重庆就相交的老友,在病床前不言不语地坐了十几分钟。还有一天,居然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表姐马雪萍跟表姐夫张凤报。他们早年来台,找到了父亲,父亲也没帮上什么忙,还要他们“回去”好了,他们没照父亲的意思回去,但既然父亲觉得他们是麻烦,就再也不来看他。然而此刻长我二十几岁的表姐,完全放下她的工作,没日没夜地陪着父亲,当一个业余的助理护士。许多当年父亲担任流亡的东北中学的来台学生,也来看他,年纪也都不小了,个个操着一口乡音。日本东北帝大也派了四位代表亲自到台北问候,他们都没有见过父亲,但以做父亲的校友为荣。还有许多陌生人也来探望,又有许多送草药的,还有一位艺术家想为父亲做个头像。

父亲一下子爆红了起来,在重病的病床上。我总记得孙运璇先生在病床前对父亲说了好几次的一句话:

“马教授,你太要强了,太要强了啊!”

如果不那么要强,又会怎么样呢?

如果父亲没有那么要强的脾气,又会怎么样呢?于他个人而言,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却牵连到一件历史公案,就是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要强真的要有条件才行,父亲的脾气刚强,却未必事事都对。当年保钓的时候,他应该是活跃在保钓言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那一阵子,总是一下子开这个会议,一下子发表那个言论,我常常想,怎么一生都绝口不谈也不涉政治的父亲,在保钓运动上,忽然那么样的积极?

从住院到去世,时间很短,很多事情我们自然没有能够来得及谈,包括这一件事。

最近保钓运动又忽然热了起来,而且跟过去有点儿不一样,就是因为日本首相对于钓鱼岛列岛的发言,两岸不约而同掀起了保钓的行动。这件事勾起我当时的一段回忆。

当年,在美国还没有把琉球“交给”日本,更没有发生所谓钓鱼岛主权问题之前,一件偶然来了又偶然去了的事情,居然牵动了这一段历史公案,而其间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父亲那“要强”的脾气。

父亲有一位在日本留学时代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他的同窗,曾经来台度假,我还为父亲招待了他一番。后来他的公子专程来台致谢。父亲同学的大名是新野弘,公子名为新野昭夫。

依我的记忆,新野弘好像曾经担任日本某大公司能源地质方面的重要职务,应该是总地质师,自然是一位出色的地质学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跟新野先生谈话时,父亲跟他说,依自己的推测,钓鱼岛列岛周边的海域中,应有不少石油蕴藏,但这也只是学术理论上的推测,还待实际的探勘才行。父亲就提到,以当时中华的技术与资金,要独自探勘,可能有些困难,新野一听说,便回答道,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两国共同来探勘?新野先生的回应与建议,至少包括了一个前提:钓鱼岛列岛,是中华的领土。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领土的归属问题,他关心的只是作业船只的探勘问题,他就把这个谈话的结论告诉了老友“立委”李文斋先生,李委员便跟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先生提起,他们并没有一开始便谈到中日合作探勘部分,只提到地质学家某人说此处海面下应该藏有石油,我们并无充分能力探勘,可否考虑跟日本公司合作,等等。

领土问题,自然没有人会提起,要是预见后来会有琉球让美国“移交”给日本,又附带了钓鱼岛列岛一并“移交”,父亲与新野就是再好的朋友,对话就一定很不一样了,后来的发展更不可能一样了。

其实后来的发展,只在张群先生的一念之间。

他一听到钓鱼岛列岛海域应该蕴藏了石油,乃是我们中华学者的推测,便回了一句,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怎么还会等着我们?现在只能推想,他认为,在台湾受到日本占领期间,这一处海域的资源蕴藏,日本人应该早就非常清楚,还会等到今天吗?

张秘书长这么一说,李委员便说不下去了,只好把这个结论先带给父亲。

父亲一听到张先生把日本人抬得那么高,又相对地否定了国内专业的人才,便气得不再理会。要他亲自去向政治人物证实自己的推论是怎么样的有学术根据,他做不出来,也不想做。

没料到后来却发生了钓鱼岛列岛的主权问题,父亲便想起了这一件往事。依他的想法,如果在张群的反应之后,他不因负气而撒手不管,这个案子后来的发展,应该是中日实际的合作探油。依当时的情况,自然是日方要取得我方的同意,才能展开合作。在当时,连美国也没有想到这几个无人岛屿的归属问题。不像琉球,美国是事实上管理了若干年的政权。那么,探勘船只挂出来的旗帜,自然应当至少有中日双方的,至少。

后来美国把这几个孤悬海上的无人岛屿,跟琉球一并“交给”日本,是在美国与日本利用他们所谓归属不明的状态,顺势促成。当初合作案要是成立,归属是谁的问题便非常明确,后来的争议,就再无空间。

父亲不免为自己当初负气而懊恼。他拿出一册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地图仔细查考,找到了证实这些列岛应属中华的证据:

日文中称这些岛屿为“尖阁群岛”(发音如SAN KAKU ISLANDS),意指一处处突出来的山石,像是教堂或是城堡的塔顶而取名。但是依父亲手边的一九三五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First published in December 1935;PRINTED AT EDINBURGH; SCTOLAND BY BARTHOLOMEW & SONLTD),此地原名为“钓鱼屿”,地图上很清楚地依中文发音,英文拼音标记为:TiaYuSu。英国,也应该包括早年的许多国家的世界地图及海图,此地的名称都是依中文发音的古称,为“钓鱼屿”。按“屿”字古音为“徐语切,音叙,语韵,岛之小者”(辞海),依发音当为“属”。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公开说,钓鱼岛列岛自古就是日本的,从来就没有属于过别的国家,这样否定历史而且霸道的发言,让我们重新又嗅到了六七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气味。

我还记得父亲亲自指出这个地点的地图给我看,但是对于李文斋与张群的对话,他一个字也不提。这一段渊源,是父亲另一位好友杨家骆教授告诉我的。他是一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当然关心,何况还有两位他的老友介入了这一段历史公案。

父亲在保钓运动中,三天两头出席各项会议跟活动,也肯面对新闻媒体谈话,谁都看得出他的爱国情操,然而在保钓运动依然热烈的时候,他个人却忽然间云收雨歇,又不声不响了。怎么回事呢?我在当时问了父亲,他只说,对岸都跺脚了,我们这儿说什么都不要紧了。他指的是周恩来对于钓鱼岛列岛的归属问题有了发言。

就此他重新回到他一生的纯学者的生涯中。

但是,我却想到,要是他没有那么倔强的脾气,要是没有张群的一念之间,也许钓鱼岛列岛的历史就会不同。岂仅此事,许多其他的遭遇也会不同。史上因为偶然而决定了历史轴线发展的事情很多,比如假设康德黎与孙中山没有师生关系,民国史就要改写。没有罗斯福总统在雅尔达的一念之间,让俄国只对日参战四天,中国近代史又不一样了。父亲是个一生一世的纯学者,他应该也未料到,因为他倔强的脾气而带动的一念之间,也牵动了中日历史的这么一个事件。

悬崖撒手

渐渐地,谁来谁往,父亲是否真的明白,我已无法确定,只是应对中不太看得出什么。护理小姐来了,他偶尔还开开玩笑。是啊,凡是认得父亲的晚辈,个个都说他好风趣,但我一生也没有享受到他多少风趣。再多川流不息的探病来客,有多少的热闹,一天天地与他无关了,客人走后,我们很有默契,绝口不提半句。

探病也像是一种潮流,一会儿也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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