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冷战期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而加缪在这一时期则对法共以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的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反抗者》因遭到了萨特的否定，继而引发了加缪与萨特之间的论战。这一论战的结果就是使这个延续了七年之久的友谊宣告破裂。这样，分裂在两位存在主义领袖之间发生了，而这种分裂又是政治分歧造成的。加缪曾指责萨特总是把自己的坐椅放在了顺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而萨特则谴责他宣传暴力专政，指责加缪是一个资产者、自由派思想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分裂标志着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运动的趋于衰落。
从1949年至1954年，波伏瓦的个人生活时而落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地，时而又出现了柳岸花明又一村的转机。1950年，美国作家纳尔逊·阿格林与波伏瓦结束了三年的异国之恋。这次情感经历，一度曾使波伏瓦陷入了悲伤痛苦之中。她无法忘怀这段经历，并把它写入了小说《名士风流》中。1952年，一直与萨特分居的波伏瓦开始与《现代》杂志的新撰稿人克洛德·朗兹曼交往。这一年，44岁的波伏瓦与比她小17岁的克洛德·朗兹曼开始了同居生活。在她的心目中，朗兹曼又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这段新恋情中，波伏瓦也曾担心过这会不会对萨特有所影响。但事实证明，萨特能够正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萨特在这段时期，正全身心地忙于他的社会事务。而波伏瓦则渐渐地对那些吸引萨特的政治活动失去了兴趣。她把主要精力又放在写作上，每天平均写作七个小时。
《名士风流》一书就写于存在主义组织内部出现分裂，波伏瓦本人的生活又出现新的转机期间。由于波伏瓦自始至终都参予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全过程，自然对《现代》杂志编委们之间的分歧感到遗憾。于是她决定要在《名士风流》一书中，将《现代》杂志的团体，以及该杂志的经历，把她与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格林之间的爱情，都写入作品中。
《名士风流》一书，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中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代表着波伏瓦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与其以往小说所不同的是，这部作品重点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精英的精神危机，揭示了他们在面临“说真话”与“干革命”这一抉择问题上的矛盾心理。这部小说无论在题材上、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方法上，都与《女客》、《人总是要死的》都有所不同。《女客》主要是自传『性』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波伏瓦与萨特、奥尔加之间的“三重奏”生活。而《人总是要死的》则偏重表现哲理『性』的思考。只有《名士风流》既有自传成分，又有对存在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反思，但更多地反映了二战之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面对世界向何处去，西方知识分子应如何选择他们的道路问题上的思考和精神探索。因此，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在50年代里，波伏瓦对于发生于她身边的各种政治事件、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表现出了一种高度的关注和介入、干预意识。
如果说《名士风流》是以波伏瓦在二战后至1952年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的话，那么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应的原型。在小说中，亨利是以阿尔贝·加缪为原型来塑造的。小说描写了亨利创办《希望报》的经过，以及他所遇到的来自左派和右派压力的夹击。小说中，亨利与法国左派运动组织的发起人，他的盟友罗贝尔之间发生了矛盾。他们曾在巴黎沦陷时期就携手从事地下抵抗运动，战后又共同参予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属于同一派别。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幻，两人的政治分歧逐渐加大，最后被迫分道扬镳，亨利则被左派运动组织开除。小说中罗贝尔的原型就是萨特。他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就有非凡的表现，成为地下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战后他认为拯救西方社会，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因而倾向社会主义，站在苏联一边。在现实中，他也同样遭到了右派的攻击和左派的怀疑。最后他所领导的新左派运动，因得不到盟友的支持而失败。罗贝尔在其社会主义理想宣告破灭后，曾感叹道：“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但他仍不会放弃自己的努力和行动。小说中通过亨利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法国存在主义《现代》刊物的创办经过及存在主义文学组织内部政治分歧的过程。而通过罗贝尔的经历则深刻表现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过程，同时也宣扬了法国存在主义领袖人物萨特一些积极的政治主张。小说中心理医生安娜和美国作家刘易斯则是根据波伏瓦自己和她的异国情侣纳尔逊·阿格林为原型构思的。在小说中，安娜与刘易斯的爱情故事虽然描写得生动感人，但在整部小说中，终归只是一个『插』曲，是一个次要的情节。因此，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名士风流》在1954年10月出版后，《法兰西文学报》立即作出反映，对该作品及时给予了肯定。同年12月，该书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大奖。这次获奖对波伏瓦意义非同一般，它终于使西蒙娜·德·波伏瓦跻身于法国20世纪当代名作家的行列。这是这一荣誉给予她的最高承认。
自1949年6月《第二『性』》的发表至1954年12月，波伏瓦因《名士风流》而第一次获龚古尔文学奖，在短短的5年中，波伏瓦的社会影响和声誉与日俱增。这是她一生的鼎峰时期。而这一时期，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逐渐摆脱了受萨特的影响。在思想上，她表现出了女『性』学者那种特有的对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纤细、敏锐的认识，表现出了她能抓住与自身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并在这方面开拓其小题大做式的探索。而在创作上，她已跳出了原来的框框，扩大了自己的视野。这一时期，她已一改以往的内心体验式的创作风格，开始了积极地把握时代脉搏，及时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写实派创作。在思想和文学领域里，她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
这一时期，她与萨特仍保持着相互的信任和坦诚。他们的合作，他们的事业越来越联系在一起而更加地熔融难分。他们契约式的爱情又经受了几度风霜雪雨的考验。在情感的历程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各自的自由和独立。回首当年方觉这独立的来之不易，这其中凝有多少忧愁、疑『惑』和伤痛，又溶有多少嘲讽、谩骂和围攻。但波伏瓦按照自己的选择走过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她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确立了成熟女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不论在事业上、情感上，还是在生活上，已不再依附于任何人，她不再是他人的影子，她就是她自己——西蒙娜·德·波伏瓦。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十章世界漫游
自1955年开始到1967年，是波伏瓦和萨特在国际舞台上活动频繁，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这对相依共度大半生的伴侣，出访频频，开始了世界漫游式的社会生活。他们以这种方式，广泛参予国际事务，继续他们的事业追求。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苏联、古巴、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日本、埃及、以『色』列的土地上，都留下了他们珍贵的足迹。而这些国家的难忘印象，也在他们的脑海中永驻终生。
1955年，波伏瓦和萨特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受官方邀请的出访。9月6日他们抵达北京。九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清风怡人。波伏瓦和萨特在这美好的季节来到了令他们感到陌生、新奇和向往的东方古老国度。初到中国，在波伏瓦看来，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因为来此之前，她对中国尚谈不上认识，如果说有些印象的话，则仅来源于一些介绍中国的英文读物。而她的所见却和书中的描述大不相同。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举国上下都洋溢着一股乐观、向上、自信、奋发的热情。波伏瓦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几个城市，已经感受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繁荣上的差距，但同时她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艰苦朴素蔚然成风。她看到了无论是政界要人还是普通百姓都身体力行，尤其是被当时中国人的务实实干精神所感动。两个月的中国之行使波伏瓦深切感受到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充满的那种自信和活力。回到法国不久，她就在《现代》杂志为他们这次中国之行而特开的专栏“中国今昔”上，发表了题为《长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波伏瓦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了研究。她曾写道：“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而是一块实实在在的人间土地。在那里，人们刚刚摆脱了牛马不如的困境，正在为建设一个人的世界做着艰苦的斗争。”波伏瓦在这次中国之行后，改变了她以往对世界的看法。她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了自己的感受。但中国的人口问题也的确引起了她的担忧。
波伏瓦和萨特于11月离开中国后，随后又在苏联逗留了一周。萨特曾于1954年访问过苏联，而波伏瓦则是首次来到这里。她对苏联这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印象更深。因为苏联在这一时期正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富足令波伏瓦感到震惊和意外。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曾多次接受记者的采访。她还在苏联国家电台上发表了讲话。此次中国之行和苏联之行，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萨特—波伏瓦这对伴侣形象。
50年代末，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各国普遍酝酿着一种反苏的情绪。在波兰，人们发出请愿的呼声，要求被斯大林主义者于1948年关押起来的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而在这期间，匈牙利发生了苏联坦克入侵布达佩斯事件，匈牙利人民起来与苏联人进行了战斗。而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的悲剧『性』事件接连不断发生。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掀起独立运动。对其殖民地人民的这一要求，法国『政府』采取了强硬态度，悍然出兵镇压了那里的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当局还劫持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乘坐的专机，逮捕了其领导人蓬·贝拉。此外，在美国掀起了反『共产』主义、排除异己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大批的亲苏、同情『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遭逮捕。对这一时期的国际紧张局势，波伏瓦深感不安。这一时期，她一方面反对斯大林主义下的专制，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与萨特产生了分歧。另一方面她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谴责他们排除异己的做法。尤其是当她得知纳尔逊·阿格林因同情『共产』党人而被吊销了护照，则更是愤怒不已。她对美国失去了幻想，认为美国就是种族主义。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波伏瓦和萨特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起来抗议法国当局悍然发动旨在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波伏瓦因站在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的立场上，遭受到周围人的许多攻击，有人谴责她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这一时期，波伏瓦认为欧洲已进入了充满暴力、压迫、侵略的阶段，因而心情无比郁闷。她只能用写作来排遣内心的苦闷。此间，她用1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部自传『性』回忆录《一位良家少女的回忆》。
1958年5月，阿尔及利亚再次发生『骚』『乱』。法国当局成立了救国委员会。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阁，法国第五共和国诞生了。戴高乐是主张武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强硬派。为此，波伏瓦和萨特对戴高乐的重新上台持否定态度。他们和左翼知识分子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波伏瓦这时开始在法国最著名的报纸之一《快报》上发表了数篇呼吁『政府』立即制止对阿尔及利亚采取敌对行动的文章。1959年同她共处7年的同伴克洛德·朗兹曼向她提出了分手，这提醒了波伏瓦她已进入了老年。这一年她已步入了第51个春秋。在此前她尚没有意识到，暮年这么快就来临了。她颇为伤感，陷入了孤独境地。1960年1月4日，她又闻知加缪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极度悲哀的同时，死亡的阴影又再次笼罩着她。这是波伏瓦一生中最伤感和孤独的两年。她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回忆录《年富力强》，回忆她从1929年到1944年这段期间的生活。1960年1月，古巴的《革命报》主编弗朗基邀请她和萨特去哈瓦那访问。
1960年2月22日至3月20日，波伏瓦和萨特对古巴进行了访问。这次古巴之行又重新唤起了她投身未来的渴望。在此行中，她了解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她认为古巴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尽责的社会。波伏瓦、萨特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建立了私人友谊。古巴之行使波伏瓦欣喜地感到，她已置身于世界的名人之列，有许多人都把她视为盟友。自此，她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在渴望。从古巴返回巴黎的寓所时，波伏瓦惊喜地发现纳尔逊·阿格林已在寓所里等她。原来他是在波伏瓦和萨特出访古巴期间来巴黎探望她的。波伏瓦的朋友博斯特夫『妇』接待了他，并给了他波伏瓦寓所的钥匙，将他安顿下来。阿格林与前妻复婚不久即再度离婚，后一直独居，过着怪癖的生活。这是事隔10年之后的重逢，阿格林在6个月的相聚中，一直希望能重温他与波伏瓦的爱情，但最终却不得不与波伏瓦分手。因为此时波伏瓦的心思已经放在比阿格林更重要的事务上，她不满足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荣誉。她深知阿格林会怨恨她，但她心意已决。她在心里默念道：“让巴黎的所有时钟，都来敲打我的心吧。”
阿格林走后不久，波伏瓦又和萨特等左翼知识分子投身到了阿尔及利亚的事件中。他们仍抗议『政府』在青年中征兵。当时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份宣言书，支持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