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的丈夫。”然而一方面她又尽力想向阿格林解释清楚，她与萨特的关系。她曾在信中告诉他：萨特可以给她巨大的帮助。她需要他，她不能“把萨特搁在一边”，他们所结成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
1948年4月，波伏瓦第三次赴美。这次她与阿格林乘船航行于密西西比河，游览了两岸的自然风光。他们还一同去了美国南方，随后又游历了新奥尔良、尤卡坦半岛、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在这次相会中，阿格林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步入缪塞的后尘，波伏瓦是一个乔治·桑式的女人。这种想法使他对波伏瓦的感情中，掺入了一丝酸涩。该年7月14日，波伏瓦在得知萨特的一个电影脚本需要她进行修改时，执意要即返巴黎。临行前她与阿格林发生了争执。阿格林提出要与她结婚的请求，竭力阻拦波伏瓦返回法国。波伏瓦则据理力争，她终于向阿格林明确地表明了心迹：她不打算改变她的生活方式。第三次赴美以不欢而散告终，波伏瓦怀着内疚矛盾的心情踏上归程。在情感与事业的天平上，她又一次面临了选择。然而这一次，指针向事业倾斜。
返回巴黎后，波伏瓦见到了萨特，两人立即开始着手修改电影剧本。但这时，远在美国的陶乐赫丝又从美国打来电话，她告诉萨特，马上要来巴黎与他相会。于是，为与陶乐赫丝相聚，萨特不得不将电影脚本和波伏瓦搁在一边，再次从工作中抽出时间，陪同陶乐赫丝去南方旅行。此时，孤单的波伏瓦不得不独自完成着剩下的工作。失望之余不由得又唤起了她对纳尔逊·阿格林的深切思念。她把这些思念，再次写入了寄给阿格林的书信中。
1949年6月，为了作最后的努力，阿格林终于乘船来到巴黎与波伏瓦相聚。欣喜之余，波伏瓦陪他游览了巴黎。此后两人动身去意大利、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旅行游历。从巴黎返回美国后，阿格林完成并出版了一本小说，而且荣获了普利策奖。他将这一成功归之为与波伏瓦的爱情。与此同时，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的第一卷也在伽里玛出版社和《现代》杂志上相继出版和发表。此时，她又在着手撰写她的第四部小说《名士风流》。不久她又计划她的第四次赴美。
这次赴美，波伏瓦仅与阿格林共度两个月。由于值1949年底，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人们误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于是不论是在美国的芝加哥，还是在法国的巴黎，人们纷纷涌向杂货店，排队抢购食品。由于担心波伏瓦的安全，萨特来信请她启程返法。于是波伏瓦又辞别阿格林，回到了巴黎。对待波伏瓦的这次启程，纳尔逊·阿格林似乎已经超脱多了。从以往波伏瓦多次的情感反复中，他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尴尬地位。他相信波伏瓦对自己的纯真的感情，也明了她那种自相矛盾的痛苦心态。但他实在理解不了波伏瓦与萨特之间的所谓契约式的爱情。他搞不清他所爱的女人把他和她的事业、把他与萨特放在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他对波伏瓦既要两情相悦，又要在爱情中保持平等、自由和独立感到由衷的困『惑』，更对几次求婚均遭到波伏瓦的拒绝而恼怒。他在感情上，不愿去勉强波伏瓦，他已经思考了两天，囿于现实，看来他只能放弃波伏瓦。他实在不明白，其实他需要的只是波伏瓦的承诺和感情，而绝不是她的社会名声和地位，但这怎么就这么难？
1950年10月，波伏瓦又第五次赴美与阿格林相会。在逗留期间她还完成了论著《必须烧毁萨特的著作吗？》。然而这次相会中，阿格林却告诉她，他准备与前妻复婚。对于阿格林的这一番话，波伏瓦多少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正如她后来在《年富力强》中写道：“当时，我不知道最令我惋惜的是什么？一个男人、一片风光或是我自己？”但最终波伏瓦还是赞同了阿格林的最后选择。尽管理智告诉她，这也许是一种最明智的做法，然而当离别期至时，波伏瓦还是流下了她遗憾、痛苦的泪水。
波伏瓦回到巴黎不久，萨特也同陶乐赫丝中止了交往。自此，一对半世的伴侣又回到二重奏的合作关系中。经历了美国之行的情感风波后，波伏瓦和萨特的契约式爱情又经历了一次历史的锻炼。顺情乎？合理乎？实在难以回答。对此问题，不仅纳尔逊·阿格林回答不了，恐怕当时其他许多人也同样疑『惑』不解。这种疑『惑』正如阿格林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的：“什么是契约爱情？它是怎么样的？它相对于什么而言？”阿格林始终弄不明白，一个女人为什么仅为了要忠实于爱情契约而却要割舍自己的情爱。1981年，阿格林由于接受记者关于他和波伏瓦爱情问题的采访，勾起了对往日难忘经历的回忆，从而导致心脏病的突发，在寓所里孤独地逝去。他一生三次结婚，三度离婚，但始终对波伏瓦难以忘怀。令人遗憾的是，他是带着“波伏瓦为什么要这样”的疑『惑』，离开人间的。的确，阿格林的疑『惑』确实也代表着许多人的疑『惑』。波伏瓦与萨特的爱情契约究竟是如何的不可理喻？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西蒙娜 德 波伏瓦 第九章《第二性》及其他
“我一直犹豫很久不能决定要不要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女人不是天然进化发展形成的一种人类。……对男人来说女人所表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她就是“『性』”。其他什么也不是……。男人是主要的，女人只是附属品而已。……我们在目前女人的处境中如何才能获得成就？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哪一条路是不通的？如何能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变成独立？什么样的环境限制了女人的自由？她们如何能去克服那些困难？这些都是我不得不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只代表着我对女人命运问题的关心……。”
这是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序言中的一段话，是序言所要交待的波伏瓦决定要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的意图、缘由和想法。的确，正如序言所说，波伏瓦一直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境况，『妇』女的命运问题非常关心。儿时，她曾耳闻父亲乔治对母亲的不忠，他不断在婚约上“捅口子”。青年时代，她又目睹了女友萨萨的悲剧，这位女友是因家人反对，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爱的对象成婚抑郁而死。而她本人的情感生活一直波澜不止，在她与萨特的爱情生活最初阶段，不断有一些新面孔的女『性』出现，而她仅仅因选择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就不断遭到人们的非议。从母亲的婚姻生活、女友的爱情悲剧和她本人的情感经历中，她认识到了『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的处境、境况和她们的命运。随着阅历、思想的丰富和成熟，她更感到即使在进入了20世纪40—50年代，即二战后，『妇』女属于从属地位而遭受到男『性』歧视，一直被视为第二『性』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婚姻、爱情、事业等诸多方面都遇到了一些棘手的难题。作为女『性』，出于对自身及『妇』女境况和命运的关心，同时也出于存在主义作家的责任感，波伏瓦决定要为女人写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迄今为止强加给女『性』身上的『性』格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她要为女人指出如何从处处依赖男人的环境下走出来的途径。这部书正是波伏瓦为了让当代『妇』女更了解自己的处境、思考自己的命运而著的。
《第二『性』》从构思、撰写到完稿历经了两年半的时间。1947年4月，波伏瓦在美国纽约访问讲学时，开始构思写作。1948年2月《第二『性』》中的“女人与神话”一节发表在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刊物《现代》杂志上。1949年6月，《第二『性』》第一卷《事实与神话》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1949年，《现代》杂志又开始分期登载《第二『性』》第二卷的部分章节。1949年11月《第二『性』》第二卷《今日『妇』女之生活》又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第二『性』》一书出版后，人们都争相购买，此书因此而成为该年的畅销书。与此同时，人们还争购《现代》杂志期刊，偌大的巴黎，被此书的出版直搞得洛阳纸贵。然而巨大的影响也使各种对此书的议论成为了一个个热门话题。公众对此书的评论褒贬不一。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莫里亚克就曾在1949年当月的《费加罗报》上，指责波伏瓦的《第二『性』》是：“从文学上看，我们已达到下流的极限。当我们还是幼童时，大人们为使我们呕吐，给我们灌进肚里的正是这种反胃的东西。”但《巴黎竞赛》报的评价则给予了波伏瓦的《第二『性』》以很高的赞誉。该报的记者评论道：“一个女人号召『妇』女们争取自由。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出现在男人历史中的第一位『妇』女哲学家。”然而《第二『性』》在出版不久就横遭被列禁书之祸，这一结局多少也反映出它对当时人们思想的影响之大，它对当时社会道德的冲击之猛，以及它所受到的批评、责难较之于它当受的颂扬、赞誉是如此之多。
《第二『性』》一书实际上并非像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本宣『淫』诲盗之书，它实在是一部非常严肃的理论专著。在书中，它系统地提出了当今社会中有关女『性』生理、心理、社会处境、社会地位及命运等方面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诸如，『妇』女为什么退到比男人次要得多的地位？什么是女『性』化？女人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女人应该怎么学会生存？等等。波伏瓦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分别以生理学、心理分析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的观点，对这些问题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她还详细论述了从原始时期到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论述了『妇』女身心发展的过程，以及她们应当如何摆脱被奴役的状况去寻找自身的出路等问题。该书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提出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形成的”观点。在这里，波伏瓦用科学的态度探讨了是社会的各种规范和道德价值取向，引导了一个女孩逐渐变成了一个女『性』的社会化过程，揭示了『妇』女成为次于男人的第二『性』的原因。它的高明之处正是把第二『性』的问题同法律、宗教、习俗、传统对『妇』女的压迫联系起来，从社会根源上去挖掘第二『性』形成问题的关键和核心。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妇』女解放，『妇』女如何才能获得自由、独立的人格尊严，如何才能在实质上获得生存自由等出路的设想。它指出，女『性』要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对传统的爱情观、价值观、道德观进行重新估价，从而确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而正是这一结论准准地戳中了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痛处，才导致了《第二『性』》遭受到灭顶般的诋毁。
《第二『性』》这部著作，在波伏瓦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是波伏瓦思想体系成熟时期的产物，是她这一时期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结晶。从1943年至1949年，波伏瓦的思想观念有了重大的转变。她放弃了战前一贯坚持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彻底转向了存在主义。她坚持存在主义的干预、介入思想，呼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才引发了她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激发了她欲解答困扰『妇』女自身诸种问题的热望，促成了她这部关系『妇』女自身命运、反映『妇』女切身问题、涉及『妇』女自我解放的划时代巨著的问世。也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自这部著作发表后，在法国公众心目中，波伏瓦不再是萨特的“小伙伴”、“追随者”，而是著名的哲学者、思想者，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更加之她本人的身体力行，与萨特一起，创立了一种新型的爱情形式，因此，她被视为西方『妇』女个『性』解放的楷模。
波伏瓦的论著《第二『性』》于1949年在法国出版时，虽曾轰动一时，但又旋遭查禁。当时的舆论界因对它褒贬不一而大加争论，但终于是责多于赞。而该书于1953年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则再次引起了轰动，成为了最抢手的畅销书。此书对当时美国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称之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美国女权主义者尊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同样，这本书在美国也被公认为是促使西方『妇』女女『性』意识觉醒的启蒙作品。自从《第二『性』》被译成多国文字后，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为了拥有最多读者的女『性』作家。该书在西方世界所引起的震动和反响，不亚于一场战争和革命。该书在观念上向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的传统道德提出了挑战，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第二『性』》发表后，波伏瓦从1949年开始着手撰写她的小说《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从构思、完成到出版，历经5年。该书发表于1954年10月，两个月后获得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大奖。
在波伏瓦创作《名士风流》期间，法国存在主义阵营内部因政见不统一，出现了分歧。从1945年以来，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组织，一直以《现代》杂志为论坛，宣传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主张。《现代》杂志的创办人是萨特和莫里斯·梅洛·蓬蒂，阿尔贝·加缪是后来才加盟的。1951年，由于政治上的分歧，《现代》杂志的编委会内部出现了矛盾、分歧。萨特在这一时期与法共关系密切，他自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在冷战期间，站在『共产』党一边，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意识确切而必要的体现”。而加缪在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