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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诚实地回答了父亲：
〃我想应该是很舒服的吧。〃
８
朋友在几年前送了我一本他自己写的书，在扉页上他给我写了几句话，意思是说一个艺术家，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特质就在于不会也不肯被人所利用。
我喜欢他的文字和他文字后面那份诚挚的心思。人到中年，总会有一种坚持，有时候分不清楚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一旦在别人的思想里发现了自己想说的话，真恨不得能马上跑到那个人的面前去拥抱他。
喜欢去逛书店，喜欢去翻一翻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朋友们的书，读着每一个人不同的心思和相同的热情，我真为他们觉得欢喜和骄傲。
９
有时候遇见年老的丈夫载着白发的妻子，骑着一辆轻型的摩托在缓缓驶过街头，我总要目迎目送，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样激动。
１０
在新竹街上遇见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女老师，她忽然问起我的年龄来，我告诉了她以后，抛连声说：
〃好年龄啊！好年龄啊！〃
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比我年长了二十多岁的她是要我好好地来过我的今天。
新竹街上的风很大，我一个人走在风里，想到我还有我那些同龄的朋友们，我们真是处在一种最好的时同里，正是可以犯错也可以修正，可以游戏也可以工作的好年龄啊！
１１
有一次看见一位老先生在带他的老伴儿横过南京东路。
他们应该等红绿灯走斑马线的，但是老先生一开始就错了，到最后在马路当中陷身在两旁飞驰而过的车阵里。老先生脸都急红了，却还一直用左手来拍他右手牵着的妻子的臂膀，意思是安慰地，叫她不要怕。
那位老太太果然安静地站着，一句话也不说，等着她那手足无措的丈夫带她过马路。
看着他们两人踉跄走过，在夕阳西下车如流水的南京东路上，忽然发现时光可以使人狼狈如此，心里微微害怕起来。
１２
阿伊达有一头很漂亮的金色长发，那年夏天，她刚刚二十岁，和我住在布鲁塞尔市中心同一个宿舍里。
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夏天也特别热，阿伊达把一头柔顺的金发扎在颈后，在打结的地方插上了很多朵粉粉蓝蓝的鲜花，穿着宽松的白色衣裙，走在街上吸引了所有来往行人的目光。
二十岁的她在夏天的阳光里是一张令人不舍得挪开视线的图画。
她自己知道，我们这几个走在她身旁的女孩子也都知道。
那样令人艳羡的青春啊！
她自己很知道，所以发上的花朵每天更换，越插越热闹。有一天晚上，整个宿舍的女孩子在晚餐的桌前都笑了起来，因为阿伊达盛装前来，不单在发上插满了鲜花，并且在手上脚踝上也戴着花环，好象是玻提且画中的人物，我们笑着问她敢不敢就这样走到街上去？她说她就是要这样上街，并且希望能有朋友陪她这样一直走下去。
我们七八个女孩子果然起哄陪着她走出了宿舍，开始的时侯大家又笑又闹的真是让所有的行人都对我们测目，后来走着走着街道就变得灯火稀落了，我们也都安静了下来，仿佛感觉到盛筵已散，知道人的一生没有几次可以任性的狂欢。
那个夏天的夜晚，空气里一在飘浮着玫瑰的甜香，我却总是记得那些逐渐稀落的灯火。
１３
在旅馆的窗前俯视整个城市的道路，我想，在每一个街落都会有着一段大同小异的故事吧？
我要一个能陪我度过一生的伴侣在这样的窗前拥着我。
１４
一个灰发的老先生手里拿着一大张配好了框子的彩色照片和我错身而过。
相片里是一个严肃而又温柔的盛装妇人，正微微地笑着。
我回头看他，那孤独的身影刚要转过街角。
相片要挂在屋里的哪一面墙上呢？
画 展
师恩
因为想请老师为我六月的画展说几句好话，朋友们和我一起到新竹去拜访李老师。好久没来看老师了，知道老师身体不太好，访问完了之后就赶快站起来告辞，老师却直说谈得不够尽兴，要我们再坐一坐。看师母微笑默许的样子，我们就真的再坐了下来。
老师说：
〃教过的学生我差不多都能记得，有几个，我还记得第一次认识他们时的情景。象龙思良就是一个，我第一次看他画水彩，就觉得很惊奇，技巧怎么那样好，问他从哪里学来的，才知道他是侨主。真不简单啊！那么年轻就画得那样好！
还有吴炫三，我记得是带他们班上到台北大桥旁边写生，那么多杂乱的房子，在他的画面上却处理得无懈可击，我当时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了名字以后我就没再忘记过。〃
老师的房子光线不太好，墙上挂的画又多，整个客厅显得比较阴暗，老师满头的白发因此而显得特别的白。
朋友在旁边好奇地发问：
〃那么李老师还记不记得第一次问席慕蓉的名字是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记得。〃老师很快地回答她，我心里怔，从来也没听老师说起过啊。
〃当然记得，那是在师大图书馆后面，一条小水沟的旁边，她蹲在那里画一张大面，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抬起头来跟我说她叫席慕蓉。我当时觉得和她画的笔触相比，她长得好小，好小好小的一个小女儿啊。〃
老师在形容我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会儿，我想他也许是要用〃女生〃或者〃女孩〃，但是最后说出口的却是〃小女儿〃这三个字，然后就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却整个人都激动起来了，这是我从来也没听老师说起过的事，我自己也从来不记得，真有过那样的一场相遇吗？
李老师当然是在上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被我们认识并且喜欢着的了。可是，在师大图书馆后面还是旁边，好象是有过那样一条两旁植着柳树的水沟，好象是有过那样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好象是有过一位高大威武的老师远远走来，轻轻俯身问一个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好象是有过那样的一件事啊！然而女孩成长以后却完全忘记了，一直要到这么多年之后，要到今天，要到此刻，才在白发的老师面前重新恍惚地想起。
旁边的朋友们笑着问我还记不记得，老师也在问我那一年到底有多少岁，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又坐回去，然后又站起来想要回答老师的问题，却怎样也说不出话来，眼泪已经成串地往下滚落。
等到终于要向老师告辞的时候，老师特别嘱咐我：
〃你到台北，如果遇见龙思良、吴炫三还有你同班的那些同学的话，叫他们有空来看看我，好吗？〃
我说我会的，然后就向老师说再见。站在古老家屋的门边，老师也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挥手，同时，他又微笑地加了一句：
〃其实，不只是他们，每一个我教过的孩子我都会想念的啊！〃
老师的声音在我们身后似乎带着一点微微的叹息，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走远了，所以也没有人能够确定。
乡下的孩子
因为这一次展览的画，有些颜色特别深暗，我以前用惯了的外框没办法相配，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位专做画框的佘先生，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要我和他联络。
看电话知道是竹东一带，打了过去之后听说是在峨眉的山上。我想乘着到新竹去上课的机会，也许先开车到峨眉，直接到他们的工厂去参观，就要佘先生把地址给我，想不到他在电话的那一端连声说：
〃不行，不行，你一定找不到的。我们这里是乡下地方，很不容易找，还是我来接你的好。〃
我心里想这人也未免太小看我了，但是，总还是陌生入，不好向他逞能。于是，用了折衷的办法，我把车开到离他家最近的一个小镇上，然后再请他来带路，这样两方面都还算公平。
开到小镇的时候，大概快十一点了，幼稚园的小学生放学了，干净的公路上没有几辆车，幼儿们仍然煞有介事地排着路队，脸圆圆的老师跟在他们身边，不时微笑地和来接孩子的家长打招呼。正午的乡村镇市好象依旧保持着早上的那种新鲜与清香，让我忍不住想要深深地呼吸。
我站在公路局车站的正面等着佘先生，这是我们约好的信号，只是我没想到骑着摩托车在我面前停下来的年轻人就是他，我心里暗暗为他的年轻与俊秀感到惊讶。
想不到，令我惊讶的事还在后面。金先生骑着他的摩托车在前面带路，我一路很着他在前驶去，我想，所谓的乡下，大概是多走几条狭窄的山路多拐几个弯就会到了的吧。
事实上却完全不是这样，我跟在他的车后，从弯曲的街道脱离之后，是开始走上了山路，然而，在整整十几分钟的车程里，我发现自己正在一座又一座高山的山脊上向前迂回滑行。
这是一条铺设得非常平稳的产业道路，大部分的地方都只能容一辆车单向行驶，只在每隔一段路的距离里设法开出一块可以错车的宽度来。顺着山势，一会儿狭窄多弯，两旁树木几乎要挤到车前来，整个林子里绿意极深极沉。一会儿又豁然开朗，树林全不见了，车子两旁只剩下茫草，茫草之外就是往下倾科的两片山壁。白云在山腰附近飘浮，而我们这一辆摩托车和一辆汽车就在山脊顶端的细长柏油路上前后追逐着。佘先生的车速似于比刚上路的时候要快多了，我虽然有点害怕，可是好胜的心也让我不甘落后，紧紧地盯在一个一定的距离上，因此，在他的车子终于停住，并且回头来向我示意已经快要到了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大声笑了起来，刚见面时的那种客套与陌生的感觉都消失了。
〃怎么样？我们这里你一个人来是绝对找不到的吧？〃
他笑着问我，我也笑着向他认输了。不过，我还是说了几句话：
〃这不叫做'乡下'，不能这样形容，这根本就是深山里面嘛！〃
在深山里面住着几户农家，他们的孩子就在家屋旁搭了个简陋的工厂，在这样简陋的工厂里面，除了堆着等待外销的各式框子以外，几个年轻人一起合作，竟然做出了非常厚实又优雅专供国内艺术家使用的画框来。
框子材料用的是很细致的木材，形式设计得却简单朴素，我一看就喜欢极了，忍不住向他们说出我的感觉：
〃你们怎么会做得这么好！〃
这几个年轻人在这时侯却又都怕羞起来了，脸红红地否认：
〃没什么啦！还不够好啦！〃
我想他们也不是在和我客套，而是心里真的在这样想。因为，在我和佘先生约好了送货的件数和时间之后，他送我出来，在他家的路口上停着一辆小型的货车，我问他是不是用这辆车送货？他说是的，我又问他会不会很辛苦？他也是用同样的语气来回答我……
〃也没有什么啦！乡下的孩子想要做一点事，总会比别人多出点时间和力气就是了。〃
他们真的是这样想的。
在回去的山路上，我一直在想着他说的这一句话。在这个美丽的岛上，有多少年轻肯努力的孩子们在每一个角落里安静地工作着呢？有多少年轻人值得我们为他喝采为他鼓掌的呢？
而他们也许都会这样地回答：
〃没什么啦！我们不过是些从乡下来的孩子而已。〃
战场
当然也有些让我生气的年轻人。
那天早上，在画廊里，我是真的生气了。
平常的日子里，多半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我日常生活的秩序。所以那一阵子。有人想来访问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说出我画展的日期和地点，请他们直接在那个时候到画廊里访问我。
那几位年轻人就是和我约好以后，到面廊来为他们校刊作采访的。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谈得满高兴的，一直到有一位同学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席女士，您有没有考虑过把画展挪到公馆附近去展出呢？〃
我不懂他的意思，请他再说一遍，他说：
〃我们同学要我转达的意思就是：忠孝东路这一带离我们学校太远了，您如果能够虑虑到罗斯福路公馆附近去展览的话，同学顺道来看画展的人可以多一点，因为比较近，比较方便。〃
这一次我完全听懂了。
接下来我大概说了一些令我脸红令他们也脸红不安的气话，害得他们一直摇手否认，一直向我解释这些不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只是少数几个同学要他们转达的意见而已。
采访当然还是继续下去，可是我心里还是气愤难平，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视一切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人？这一次的画展我分了两个部分展出，在一个画廊里是我最近四年来的新作品，在另外一个画廊里，我特意把二十多年来学画的历程做了一次抽样的展出。为了这次展览，我把尘封已久，卷放在龙潭乡下的画一张一张地拿了出来，重新钉框，重新拭净，雇车运到台北，再一张一张地挂起来。有那么多朋友帮我的忙，希望我的画展能有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来看。而这些年轻人是听说了，也知道了，只是觉得从罗斯福路走到忠孝东路有点远，有点麻烦，就不来看了。
他们一定不能了解，我为什么会那样生气。他们托同学转话也是好意，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看画展而不顺路，他们是会嫌远、嫌麻烦的。
那天整个下午，我都还在这种气愤的感觉影响之下，所以，当那位老先生走过来和我说话的时候，我的态度并不很很。
他其实也不是和我说话，他只是用一种很不好意思很轻的声音过来问我：
〃请问，我可不可以给这张画照一张相？〃
那时候我坐在画廊正中茶几旁边的椅子上，正对着大门，他推门进来以后大概是想问询问台的，没有得到回答之后才又转过头来问我。
询问台上坐着的刚好是画廊张小姐的孩子，小男孩向他指一指我，他的脸就转过来向着我。
很难形容那样的一张脸，纵横着皱纹，纵横着风霜，却又有点害羞般地微笑望着我，好象深怕这样的要求会触犯了我似的。
我只向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只冷冷地说了五个字而已：
〃可以，您请便。〃
然后我就低下头看我手上的书了，那时画廊里人比较少，我也比较能够安静地坐一坐。
老先生对我身旁的一张画拍了几张相片之后，就也在茶几对面的椅子上轻轻坐了下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