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安魂曲- 第7部分

“这是我们学校的房子！”明妮也冲他嚷回去，一边往里闯。这时一个留着短胡子的年轻军官从放着粮食的屋里走出来。明妮朝他挥着一面小美国国旗，说：“大米是美国的财产，你们不能动！让你们的人出来。你是负责的吗？”

那军官听不懂她的话，转身朝身后的几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两个人走过来，把我们四个人向后猛推。接着，那当官的抽出他的大和军刀，在空中一边左劈右砍，一边尖声号叫，好像在舞台上表演。只听得军刀被他舞得飕飕作响，我们都吓坏了，谁也没敢再上前一步。

我们当即转身去了离这里不远、位于宁海路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约翰·拉贝一个人守在那里，像个军官一样戴着一顶钢盔。他的办公桌上放着过期的《德文新报》，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德语小报。明妮问他，本顺是不是来过，向他报告日本人到我们学校里任意捕人的事儿。“我没看见他。”拉贝迷惑不解，胖乎乎的两手绞在一起。

“老天，他可不要落到日本兵手里了！”明妮说。

“他根本没有到这里来吗？”我问拉贝。

“没有。我从早上九点就一直在这里。”

“我真不该把他派出校门。”明妮说。

霍莉说了大米的事。拉贝回答说：“也许我该去跟他们谈谈。希望我们还能够跟这帮暴徒讲讲道理。”

拉贝站起身，正准备出门，电话响了，他拿起了听筒。他的电话竟然还是通的，让我吃惊不小。电话是德国大使馆的罗森打来的，他说，有一队日本兵正在拉贝家和他的德语学校门口，马上要冲进院子。有几个挥着火把，扬言说，如果大门再不打开，就把火把扔进去。拉贝家里和学校里住进了几百人，除了难民，还有他的中国朋友、邻居、仆人及家人，所以他得赶快过去。

临走前，他叫来了寇拉，那个懂点儿日语的俄国小伙子。寇拉替我们写了一封简短的公函带回来，这样，明天早上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信交给住进存大米的屋子里的日本兵。

寇拉从小在西伯利亚长大，他的祖先们祖祖辈辈都在和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做生意。他在南京住了快十年了，这里的孩子们都叫他黄毛子。他告诉我们，日本人已经抓了好几千他们怀疑是中国军队掉队和逃跑的军人，强奸了几百个妇女，城南和城东的大街上到处是死尸。还有日本“放火队”，在好几个地区烧房子、烧大楼。更可怕的是，有些日本兵强奸妇女之后还要把她们杀掉，因为怕事后被她们告到宪兵队。其实，这时候城里根本没有几个宪兵。安全区内这类暴行的报告一整天都没有断过，可是拉贝他们一直无法和入侵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取得联系，只能希望军方能够很快控制住已经丧心病狂的士兵。

“可是我觉得，如果不是得到长官的默许，那些畜生怎么会这么奸淫烧杀。”霍莉说。

“起码是军方懒得管束他们。”寇拉表示同意。

“谁能想象这样的暴虐行为？”明妮说。

“我们该怎么办呢？”霍莉问道。

“我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寇拉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校园时，看见几十个妇女沿着柏树树篱，背靠背坐在前院里。所有的楼内已经挤满，再也住不进更多的人了，可还是不断地有人拥进校园。明妮为本顺的失踪焦虑不安，说她必须去为他祈祷，道过晚安她就回自己房间去了。





八


第二天早上，天气温暖，阳光和煦。看着院子里的难民，我对如同十月一般温和的天气感激不尽，那些失去家园、露宿风餐的人们可以少遭些罪，因为他们在露天里无遮无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设防的首都，就像挨了一棒的陶瓷盆子，这么轻易地就被敲破了。在北边，炮火声时起时落，隆隆之声伴随着浓烟和气浪。下关一带仍在激战，日本战舰正在炮击残存的中国军队，击沉那些试图渡河的船只和木筏。金陵学院周围，不时传来啪啪的枪声。

中午一过，霍莉和我出了校园，向东北方向的朝鼓楼一带走去。她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回家，担心她的房子可能已经被抢劫，尽管她在前门钉了一面美国国旗，用美国大使馆的海报把门封上了。我们沿着上海路走过去，看见很多房子和楼房都挂出了日本旗，呼呼啦啦地像开了洗衣店。有几面白布单子做的旗子上还写着：“天皇万岁！”

“为了保全自己，那些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霍莉嘀咕着。

“他们一定是被吓坏了。”我说。

“我也是个中国公民，可我对日本畜生就不会说一句好话。”

“你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呀，霍莉。跟你说实话，没有你陪着，我是不敢走出校园一步的。”

我们拐弯，转进作为安全区东侧界线的一条巷子。这条街上有七八所房屋已经被夷为平地，在被抢劫之后又被放了火，霍莉的家也是其中一幢，她的车也没影儿了。一个年轻人，胸上被刺刀戳了两刀，死了，侧卧在她家院墙底下，他的后背裸着，头发都烧焦了，露在外边的一侧脸被狗啃过。霍莉不认识他。“野蛮，禽兽不如！”她咒骂着日本兵，流下了眼泪，拉起围巾的一角去擦脸。

“霍莉，太惨了。”我低声说着，一手搂住她。

四周邻居安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连房顶上那些麻雀的叫声都没有了。一只波斯猫从隔壁邻居院子里的煤棚子里跳出来，凄凉地喵喵叫着，好像是饿了。霍莉一把抹去眼泪，说：“我想，就是这样了。现在我没有地方可住了。”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说。那简直不叫邀请，因为她已经是我们学校不可缺少的一员了。她不仅是校园里少有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音乐家，教堂做礼拜的时候少不了她。另外，她还帮助我们的护士照顾那些生病的、怀孕的、或是临产的妇女们。

我们回到校园时，大门口聚集了大约四百个男男女女，还有孩子，恳求路海和娄小姐让他们进去。所有女人的头上都戴着白毛巾，显然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几个老人叼着长烟袋。我略有几分惊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只收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大多不会再来寻求庇护了。明妮对那些村民说，“我们只接受妇女和孩子。”

“求求您，我们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恳求道。

“别的难民营接受整个家庭，你们应该去那里找地方。”我对他说。

“我们一步也不敢走了。”一位戴着瓜皮帽的老人说，“要是被日本鬼子看见了，他们会杀了我们，再抢我们的老婆和女儿。”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慢慢走过来，她前额上贴着两块绷带，就像两个立在一起的小型十字架，一个比另一个高一些。她朝着还站在门外的霍莉和我哀求道：“大妈，放我进去吧。我们全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流了满脸。

“怎么回事？”我问她。

“昨天晚上，几个日本鬼子闯进我们藏身的破屋子；把我爹和哥哥都砍死了。他们剥光了我和娘的衣服，开始折磨我们。我大声尖叫，他们就一次又一次地用拳头打我，直到我叫不出声儿来，昏死过去。等我醒过来，看见屋里娘的尸体。她是再也受不了了，自己撞到门框上寻了死。”

明妮这时候走出门来。我听明白了，女孩子是被强奸了，就对她说：“你得让医生给你看看。我叫人带你去医院。”

“我一步也走不动了。要不是这些好心人，我连这里也走不来。”

“那你可以进来。”我说。

明妮让人带女孩去我们的医务室，然后她决定带着这群人到南京大学的难民营去。霍莉也要陪他们去，可明妮让她留在学校里，因为约翰·马吉刚刚走了，我们需要至少有一个外国人留在校园里，好阻止日本兵进来。

南京大学从我们学校走过去要大约十五分钟，明妮手里拿着美国国旗，在前边带着这群人走，我压后，举着红十字会的旗子。路过已经关门的美国大使馆时，我们看见两个日本兵从对面走过来，一边吆喝一边用枪托推搡着前边一个瘦弱的男孩子。那孩子推着辆钢圈箍着大木轮子的独轮车，车上装的是些抢来的物品——一堆干咸鱼，一捆粉条，一罐正卤着的鸭蛋，一座挂钟，一只怀了羊羔的绵羊被捆着，还在咩咩叫着。两个日本兵每人皮带上都挂着十几个银手镯、手表和金戒指。队伍中的所有女人都把头埋下了，直到日本兵走过去才敢抬起来。

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学，看见乔治·费奇正蹲在一棵粗大的菩提树下，两手抱着脑袋。他和瑟尔一起管理这里庞大的难民营。“喂，乔治，怎么啦？”明妮问道。

他抬起瘦瘦的脸，眼里有泪，还布满血丝。“日本人刚刚从我们这里抓走了两百人。”他告诉她说。

“那些人是投降的士兵吗？”

“不是，很多人都是老百姓。”

“他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他们命令大家脱掉衣服，检查他们的肩膀和手。谁的肩膀上有像是背过背包或是扛过枪的印子，他们就抓谁。可是很多穷人都是苦力，要用工具干活，要用肩膀扛东西，他们肩膀上当然会有印子，手上当然会有趼子。日本人把所有年轻男人都抓走了。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讲理。明妮啊，这太可怕了，我们好像还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

“他们打算把那些人怎么办？”

“肯定是都杀掉。”

“我想他们就是要杀给中国人看。”

“也想把所有强壮男人都杀光。”他哽咽了，拿张草纸擤了把鼻涕。

明妮说：“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该为那些士兵提供保护。他们有的人并不愿意把武器交出来，可是我们有多傻，竟然对他们保证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正说着话，一队日本兵出现了，两个人在草地上拖着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我认出那是张先生，曾经是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员，现在在难民营里负责管理档案。他们要把他带走，可他不肯跟他们走。

我们都站了起来。只见这队日本兵领头的中尉，命令一个新兵拿刺刀去刺张先生。那年轻的士兵有些犹豫，可是中尉高声地再次下了命令。年轻人朝张先生刺了过去，他的棉大衣很厚，刺刀没能刺穿。明妮和乔治看到他们这是要杀死张先生，赶快冲过去阻止。我跟着他们一起冲过去，但我们都被日本兵拦住了。接着，让我们震惊的是，张先生自己解开扣子，把大衣丢到地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薄薄的上衣，他就这样面对刺刀，稀疏的胡须上挂着鼻涕。那中尉再一次冲着年轻士兵高喊一声，那士兵猛地朝张先生冲去，伴随着一声狂叫，他一刀将张先生刺穿。张先生的双腿一软，可他的眼睛仍然死盯着杀人的凶手。他倒了下去，倒在自己的血泊里。

我们震惊得一时没人能够动一动，或说出一句话。那队日本兵列队走了，人们围住了张先生，他已经不行了。“报仇，报仇……”他的嘴唇颤动着，已经发不出声音。

没过几分钟他就死了。我认识这个瘦小的图书馆员的圆脸，听说他脾气暴躁，不过我心里从来没多想过他。

明妮和我把四百难民交给乔治·费奇之后，就返身回学校。她一路走得有些气喘，脚步沉重却坚定。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我们中国人承受这些暴行？”我说。“我们做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报应？上帝为什么不惩罚那些毫无人性的人们？”就在那天早上，我听说我的一个侄子，我堂兄弟十七岁的儿子，昨天晚上被日本兵抓走了。他的父母心急如焚，但是不敢走出去找他。

“上帝用他自己的方式做事，而我们难以理解。”明妮说着，但并不是信心十足。

我们古老的城市，以她的美丽和灿烂文化著称，一夜之间变成了地狱，仿佛被上帝抛弃了一般。我禁不住想，会有什么样的报应在等着那些残酷无情的日本兵乃至他们的家人。我可以肯定，没有人可以像他们这样残忍地对待他人，而永远不会遭到惩罚的。

那天夜里，瑟尔·贝德士和普莱默·米尔士分别住在我们的宿舍主楼和艺术楼，而路易斯·斯迈思和路海一起待在门房里。临睡觉时，个子高大的普莱默又一次流泪和诅咒起来，他那下巴宽宽的脸扭曲着，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今天早上，美国传教士们接受了一千三百名中国士兵的缴械，答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普莱默徒劳地阻止日本兵从警察局里把这些士兵抓走，曾两次被枪托打在胸上，这会儿胸疼得厉害。那些可怜的人们全部被拖走，下午就全部处决了。五十名保卫安全区的警察也被抓起来，也被枪毙了，因为他们让中国士兵进入了中立区。校园里住进来三个美国人，让我们多了些安全感。明妮和娄小姐一起，住在练习馆，那座楼离最近的一座楼有将近二百米远，在校园东南角上。我负责主楼。学校的两名警察仍在巡逻，但是都改穿了便装。还有一位打更老人，手提着灯笼，也在整夜巡视。




第二天，日本人继续在城中抢劫、放火、乱逮男人、强奸妇女。所幸金陵学院里还算平安无事，只是一大早从街对面的那所房子来了一个日本兵，带着四个苦力，砰砰地丢下两麻袋大米。我们很高兴，日本人总算让我们这个难民营食用那屋里的粮食，而不是要我们花钱去买。马吉负责的难民营，就被一群日本兵扣住配额粮食，然后“以折扣价”卖给他们的粥场——两元钱买五十斤一袋的面粉，五元钱买一百八十斤一袋的大米。

天亮以后，更多的难民来到金陵学院。尽管所有楼内都已经住满，我们还是收下了他们，现在，新来的人们除了一个安身之地，再别无所求。他们大多就躺在草地上或操场上。看着她周围的难民，明妮说，她更加确信我俩留守金陵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也这么感觉。脑海里再一次响起主的话：“权力和荣耀全是你的。”这话现在对我似乎有了新的含义，就像一个承诺。

我背诵了那一句，明妮严肃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下午茹莲来报告，说有日本兵进了南山宿舍楼。明妮、大刘和我立刻赶往那里，我们穿过一片竹林，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