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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妮会叫我跟她一起出去，尽可能多地活动活动身子骨，促进血液循环。一天早上，她和我正在散步，忽听一阵争吵声从大门口传来，我们赶过去看个究竟。“别缠着我！”本顺在喊，只见他肩靠在一根石柱上。
大门外边，玉兰两手叉腰站着，脸上乱七八糟地涂抹着胭脂，头发向后梳成一个很大的发髻，让她看上去老了七八岁。她一直和娄小姐生活在一起，可今天又偷偷溜回学校来了。“不要脸，不要脸的小日本。出来接受审判！”她一边叫，一边舔着干裂的嘴唇，她肩膀上围着一条橘黄色的手织围巾。
“臭婆娘！”本顺骂道。
明妮走到这位十六岁的少年跟前，说：“你不必这样子跟她一般见识。”
“她一看见我，就什么难听骂什么。求求您，魏特林院长，派我干点儿别的去吧，让我不用离开校园。我真怕她——她老在外边等着我。”他又转头去骂玉兰，“滚远点儿，神经病！”
“出来，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她喊着，食指朝他戳着，一边龇牙咧嘴。
“操你自己去吧！”
“你强奸少女！”
“见你的鬼！”
“魔鬼，你会下地狱，挨火烤，下油锅！”
“离我远点儿！”
明妮摇着本顺的肩膀：“你不应该这样子跟她对骂，大吵大闹没有用。”
这时候娄小姐出现了，把玉兰拉起就走，玉兰兀自骂着本顺“饼子脸小日本”。现在当了看门人的老胡问明妮，要是玉兰再到学校来，让不让她进门。“她要是来吃饭的只管让她进来。”明妮告诉老胡。
老胡点点他已经光秃的脑袋，没再吭声。
后来，明妮派了一个年纪大些的人代替了本顺，让本顺去姗娜那里，给家庭手工学校当勤杂工，可是他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他经常与人发生冲突，不听姗娜的指派，甚至叫她“日本迷”，因为她用日本雪花膏。他似乎特别喜欢跟女学生干架，不顾姗娜的多次警告，屡教不改。姗娜的耐心渐渐给磨没了，宣称她早晚要把他开除。
我说过，我不大喜欢姗娜。她总是叫我“安玲”，尽管我跟她说了好多次，她应该叫我高太太——我可能比她母亲的年龄都大。更有甚者，姗娜经常穿得花花绿绿，好像还是少女，而且哼一些愚蠢的流行歌曲，像什么“我要你”啦、“幸福之船”啦。她是个上海来的女子，根本不清楚去年冬天南京经历了什么。
二十八
十二月初的一天，事先没给我们透一点儿风，我儿子浩文回来看我们了。他悄悄地走进学校大门，穿着便装——一顶礼帽，一件呢子外套，翻毛皮鞋。他像是比五年前长高了一点儿，也许是因为他瘦多了，也壮实了。浩文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像个大人了，可他的脸色却不再焕发光彩。他今年二十七岁，可看上去像有三十四五了。看到他回来，他爸爸、姐姐和我，既震惊又高兴。一开始我有几分紧张，以为他是开小差跑回来的。但转念又想，现在是他脱离皇军的时候了，不管是开小差还是退役，只要他回家来就好。可他却说，他们野战医院正往洛阳开赴，路上他们派他在南京停留，给陆军司令部送一些文件来，顺便看看父母。明天他就得北上，去追赶他们的医院。
我叫丽雅带着帆帆坐到门口去，怕万一有人闯进来。耀平把浩文带进里屋，我则把所有窗帘都放了下来。
这时已是黄昏，集市都关了，没地方能买菜来做顿好饭。我赶快到家禽中心，跟茹莲去买五个鸡蛋，说家里来了贵客，请她帮个忙——我知道她那里的鸡蛋原本是不卖的。晚饭时，我在米饭上蒸了些咸鱼，炸了一碗花生，做了干鱼炒小白菜和韭菜炒鸡蛋。自从耀平重新教课以来，他又开始往他的酒柜里存酒了，尽管他的果酒和白酒多半是假货。饭菜上桌以后，我叫丽雅把门闩上，然后全家坐下来，吃这顿自从南京陷落以来我做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浩文给每个人倒上米酒，说：“爸、妈，原谅我让你们痛苦和着急了。我回家来只是看看你们好不好。现在，我没法子让你们能过得顺心，但是等战争一结束，我会尽全力当一个好儿子的。”
他爸爸挥了挥手，说：“不必这么说，咱们还是好好吃一顿安静的晚饭吧。”
“儿子，看见你回家我多高兴啊，”我含着眼泪说，“我们没有什么好吃的给你，不过，等你下次回来，我们一定给你做顿更好的。”
“弟弟，咱们碰杯吧。”丽雅提议。
我们都喝了一口米酒，味道又薄又淡。浩文用筷子在他杯子里蘸了蘸，给帆帆喂了一滴酒。那孩子很喜欢，还要，逗得我们都轻声笑了。丽雅对弟弟说：“别再给他了，你会把他弄醉的。”
于是我往一个酒杯里倒了些水，又加了一小块冰糖。帆帆一要酒，浩文就给他一滴甜水，代替我们喝的深色酒。孩子叫道：“白葡萄酒，还要。”又把我们都逗笑了。
我们一边吃着，丈夫和儿子一边谈论战事，我不时插上一句。耀平觉得，中国贫穷落后，是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可是浩文的想法却不同。
“其实，日本部队里士气非常低。”他说。
“为什么呢？他们不是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了？”他爸爸问。
“可是日本没有人力控制他们占据的所有领土。还有，他们的军队伤亡惨重，损失的兵力没法补充。日本人没想到中国抵抗得这么顽强。”
“你是说，他们找不到足够的兵源？”我问。
“对。他们已经从朝鲜、中国台湾，还有其他地方招兵了，可是那都不是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军队的战斗力现在已经弱得多了。”浩文说着的时候眼睛闪着光芒，让我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他把一颗皱了皮的花生放进嘴里，接着又说，“原来他们计划在三到四个月就结束这场战争，可现在他们连怎么结束它都不知道。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泥沼，让他们越陷越深，别看他们一直打胜仗。他们打得越久，就陷得越深。士兵们都很想家，不停地抱怨，当官的很难维持军纪。其实，如果战争拖得太久，日本最后可能会输掉。东京的那些政客和将军们，对如何结束这场战争，连一点儿头绪也没有。”
“在开打之前，他们就应该先把所有结束战争的可能办法都盘算清楚，”耀平说，“这是常理。”
“人类有时候比动物还蠢，动物从来不会犯自大狂的毛病。”浩文加上一句。
“弟弟，战争结束以后你打算干什么？”丽雅问道，她的两颊被酒烧起红云。
“我还没拿到学位呢。也许我会回医学院完成学业。”
我知道他这是打算和他妻子团聚，可我没说什么。耀平叹了口气，说：“皇军太野蛮了。我怕两个国家要敌对很长时间了。”
晚饭后，我们坐在茶几旁继续交谈。浩文抱着帆帆，不时把他逗得咯咯大笑。三岁的孩子高兴得好像认识舅舅好多年了。浩文挠他的痒痒，把他举到头顶，还让孩子骑在肩膀上把舅舅当马骑。我能看出来，浩文要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准会是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他还不到十岁就说过，等他长大了，要娶一个媳妇，生三个孩子。他生来就要成为一个顾家男人的，而且他一定深爱着那个盈子。
帆帆睡着了，丽雅把他抱到另一间房里。这时，浩文从他内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用薄纸包着的东西。“妈，”他说，“我没什么可带给你的。这是一点儿小纪念品。”
我打开纸包，是一只金手镯，光溜溜、沉甸甸的。“你不用这么破费。”我对他说。
“爸，”他又转向耀平，“对不起，我什么东西也没给你带。”
“别提那个啦。看到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就高兴了。下次把盈子带回家来看看。”
“我会的。”
我细细端详手镯，忽然发现内侧上刻着一个小字：刁。我的心一沉，把那东西咣当一声丢到桌上，问他：“浩文，这手镯你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
“不是啊，你怎么……怎么这么说？”
“这东西一定是个姓刁的中国人的。你还跟着日本人一起抢劫了吧？”我越说越生气。
“妈，你错怪我了！我只管治疗病人，根本不可能进别人家抢劫，抢我自己的同胞。”他像被什么东西叮了一般，脸都变形了。
“那这手镯上边，怎么会刻着一个‘刁’字？”
“我看看。”他拿起手镯，细细一看，也惊讶不已，显然他一直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字。他把手镯放下，“我不知道它最初是哪里来的。这是一个翻译送给我的。”
“他是中国人吗？”他父亲问道。
“是，那人打摆子，是我精心照料他的。你知道日本人——如果过了几天他还不见好，他们就会像扔垃圾一样把他拉走扔掉的。”
“他姓什么？”我问。
“姓孟。”
“你看看，这手镯一定是别人的。”我说。
“孟先生把这个送给我，是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救了他的命。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可能不是好来路。”我仍不松口。
他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接着闭上了眼睛。“我算遭报应了，报应。”他喃喃地说，上嘴唇微微撅起。“连我的母亲都不要我的礼物。”他叹了口气，低下头去，用手掌蒙住前额。
我胸中涌起一阵怜悯。我说：“好吧，浩文，这个我收下了。可是你一定要答应妈，永远不抢任何人的财物，也不偷老百姓的东西。
“你以为我可以像日本人那样行动自由吗？老天啊，日本鬼子把我当支那佬，才不信任我呢。我算遭报应了，报应！不管我到哪里，都是个贱民。”他站起身来，走进厨房，到水池那儿去洗脸，很响地擤着鼻涕。
耀平嘬起嘴唇，对我说：“咱们还是把他当成孩子吧，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啊。你没看见他多难受吗？”
我一句话也没说，把金手镯收起来了。毫无疑问，浩文天性善良，是被日本人强迫行事的，可我不想让他占自己同胞的便宜。上床睡觉之前，我对他说：“你要牢记自己是基督教徒。上帝会让我们对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有个交代的。”
“我会记住的，妈。”
那天夜里，他和他爸睡在里屋，我和丽雅、帆帆睡在另一间屋。第二天天还没亮，浩文就赶火车走了。
二十九
这些日子，信件到得慢慢腾腾。有时候，国内来信都要几个星期后才能收到，但是信件的投递还算可靠。日本人没有接管中国南方各省的邮政系统，因为邮政的运行不断产生巨大的赤字，据明妮说，每月都要亏损十二万元。在给纽约董事会所写的工作日志里，明妮写道，她对中国邮政人员满怀敬意，因为战乱中我们每天依然会收到国内的信件。
我和霍莉保持了联络。她信中的口气总是很轻松，说她经常搬家，做着一些救济工作。此刻她在河南省，那里有成百万难民无家可归——为了阻止日军部队的进攻，黄河上的一处大堤被国军扒开了，淹没了许多田地和村庄。我还和吴校长保持着通信，一个月一次，把这里的工作简要地向她汇报。她现在人在成都，指挥着迁到后方的金陵学院的众多师生员工。偶尔，她也给明妮来信，明妮把信都拿给我看。在近来的一封信里，吴校长对明妮开设两所学校表示感谢，但她询问了学院秋季复课的可能性。
关于家庭手工艺学校和女子中学，吴校长这样写道：
我明白，在目前情况下，这两个项目是唯一可行的安排了。事实上，我很欣慰，至少我们学院的一部分——家庭手工艺学校还在。不过，你们办的中学，应该是一个临时的事业，逐渐地将由符合我们从前学院的项目所取代。丹尼森夫人来信说，她痛切地担心我们学校的瓦解，希望大家尽最大努力恢复学院原有的样子。原则上，我同意她的看法，恢复学院必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去实现这个目标。同时，我也明白，只要日本人占领南京一天，我们要达到这一目标就是不可能的。可恶的皇军，破坏了一切，使我们回到了原点。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梦见南京城和咱们校园。多么盼望又和你们在一起呀。
吴校长还在信中对明妮说，丹尼森夫人将结束在美国的一年休假返回南京，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那老妇人是会回到金陵学院来的。如果她去年冬天在这里，她可能像明妮一样坚守南京，可能反对在校园里眼下设立的两个学校，因为她一贯坚持金陵学院必须成为国际知名一流女子大学的方针，并期待着以此吸引更多的基金。我和明妮赞成吴校长的想法，女子中学到了一定时候自会停办，然而此刻，它适应了本地的需要，没有理由马上关门。有四百多个女孩子去年秋季参加了入学考试，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被录取，被分成四个年级。正因为我们课程的质量很高，所以金陵学院在南京依然口碑不错。
在给吴校长的回信中，关于学院不可能很快复课，明妮列出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生源。这一点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像目前这种时期，没有多少家长会送女儿到南京来上学；第二，我们需要更强的、具有大学教学经验的教师队伍。这一点同样是不具备的，明妮甚至请求吴校长，鼓励金陵学院的员工返回南京。最近，有些外国人来到南京，多半是美国的大学教师和传教士，可是在参观了学校，和我们的学生交谈之后，他们谁也没有留下来的意愿。明妮在信中又说：“他们只说不做很容易，可我别无选择，只能依靠我从大街小巷招募来的中国教员。他们应付我们目前的课程还可以，可是教授大学课程，就不够格了。”我完全赞同她的说法。
两年制的家庭手工艺学校得到了吴校长的首肯，尽管我们从一九三四年就已经开始，现在是接着办。丹尼森夫人一定对吴校长抱怨过我们这两个现行的项目，并坚持说，金陵学院一定要优先恢复高等教育。在去休假之前，老妇人甚至谈及在这里开设硕士生的课程。明妮对此毫无热情，虽然她也从来没有反对过。
她派人把给吴校长的信送到鲍勃·威尔森那里，请他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