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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美国人开始谈论起城里出现的新轿车，多半都是德国人造的福特、奔驰和别克。南京城突然之间似乎到处是大官，每个人都有司机和仆人。在我看来，那些个要人更像有钱人家出来的酒囊饭袋。明妮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愿意为自己国家的敌人效劳。”
“有钱人总得找到保护他们财产的办法。”路易斯解释说，“所以他们的孩子一定得控制政府。”
“这话没错，”鲍勃表示同意，“有一天我在市府大楼里就碰见那么一位有钱人的儿子。两年前，他爸爸给蒋介石贺寿，送了一架战斗轰炸机。”
“说句公道话，”瑟尔说，“傀儡政府里有些官员倒不一定多坏。他们是对国民党政权不抱幻想了。我认识一个负责文化事务的人，是立教大学毕业的，一个很好的人，会说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章写得很漂亮。他并不喜欢自己现在的角色，可是他得糊口。”
“没错，”鲍勃说，摆动着他的大巴掌，“要是我有八张嘴要喂，我一定会为任何付我钱的人工作。肚子比原则的叫声要大呀。”
大家都笑了。
我们临走前，瑟尔提醒这几位美国朋友要有所防范，避免和傀儡政权的官员搅合到一起，免得日本人通过中国走狗来伤害他们，然后再推到共产党头上。作为美国人，他们需要表现中立态度。瑟尔把我给他的肉包子分给鲍勃和路易斯每人三个。他又要陪我和明妮一起回学校，但我们没让，说现在还不到九点，我们自己走回去没问题，何况明妮还带着一个大手电筒。
我们向他们道了别，走上落满梧桐树叶的黑漆漆的街道。两对探照灯像四根巨型利剑，刺进月光辉映的天宇深处。其实有一个多月天上没有飞来中国飞机了，我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拉开防御的阵势，也许因为此刻守卫南京的部队不够。我们一路走着，明妮谈及欧洲战局，她觉得慕尼黑会议的召开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她说：“我很高兴很多年轻人的生命保住了，很多城市乡村也可以免遭破坏了。”
“我想，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战争吧。”我说。
“连政治家也不喜欢？”她问。
“当然，没有人是真正希望流血的。”
“那么日本人呢？”
“我还是在考虑，可不可以把他们归为人类。”
“好啦，安玲。你不应该让仇恨控制你的人生。”
整个汉口路上，没有一座房子有灯光，好像全都无人居住。偶尔会从什么地方传来孩子的哭声。这条小街曾经是情人们，尤其是这一带的大学生们散步的地方。成双成对的年轻人，晚上会到这里来，拉着手或挽着臂在这里漫步；或是相互依偎在树下的长椅上。有时候，他们还低声吟唱着情歌。现在，长椅基本上不见了，我们在这里连一个人影也没碰见。我不禁怀疑，这个地方还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吗？那也许不可能了。很多事情，一旦改变，就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就在我们快到宁汉路时，冒出了两个日本兵，兴致勃勃地嘎嘎笑着。一个矮胖，一个瘦削。他们摇摇晃晃来到我们面前，挡住了我们的路。“姑娘，花姑娘。”瘦的那个用中国话喊道。
明妮打开手电筒往两人身上一照。他俩都没带枪，但腰里都别着一把三尺长的军刀。矮胖的那个朝明妮胸前一搡，一把抢走了手电筒，另一个人跨步上前，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手电筒的光在我们脸上晃来晃去，我不禁发起抖来，吓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俩看样子都喝醉了，呼出来的酒气里混合着生萝卜和煮花生的味道。瘦的那人大声打着酒嗝，接着把手滑向我的胸前，抚弄着。我惊得哑口无言，拼命躲闪，可他的同伴冲上来抓住了我的胳膊。
“花姑娘。”矮胖子拍拍我的屁股，又在上面拧了一把。
“住手！”明妮边说边插到他们和我中间，“看看，她头发都灰了。”她指着我说，“她不是姑娘，她是个奶奶。”
“中国女人要为皇军效劳。”矮胖子说着，仍然抓着我的手腕。
他的同伙又抓紧我另一条胳膊。“就是，我们需要她的服务。她可以给我们洗衣服。”
我拼命想挣脱他们的手，但是挣不开。那个瘦子要来吻我，明妮把他一推，喊起来：“该死的，你们不能当街骚扰妇女！我明天早上会向你们上司去报告。”
他俩露出惊奇的神色，但还是继续拖着我走。明妮便放开嗓子大喊：“救命啊，救命啊！警察，快来抓流氓！”
矮胖子一巴掌扇在她脸上，另外一个掏出一包没开过的老刀牌香烟递给我，说：“我们付你工钱，好多好多。”
我依然在惊愕之中，只能无声地拼命摇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明妮继续大喊：“她是我的手下，懂不懂？她是美国大使馆的雇员。”
“大使馆？”矮胖子结巴了，另一个人也松手放开了我。
“对，她是我们的翻译。”
“翻译，嗯？”那瘦家伙问道。
“是的，我为美国人工作。”我终于用英语说出话来，“放了我吧，长官。”
他们听得出来我说的是外国话，一句英语突然发生了奇效。他俩面面相觑，又朝我俩微微一鞠躬。“在大使馆工作？”矮胖子嘴里咕哝着，点了点头。“好的，好的，聪明的女人。”他的食指和中指在太阳穴上转着。
“要是你不放开她，”明妮继续说，“我明天一早就去向田中先生报告。”
“好的，好的，我们认得田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啦。”矮胖子连连鞠躬，拉着他的同伴跑掉了。两人都是罗圈腿，可能是驻扎在附近的骑兵。
我抱住明妮，哭起来。“过去了，安玲。现在没事了。”她喃喃地说着，拍着我的后背。
我靠在明妮的肩膀上，跟着她走向学校。不时地又哭又笑，止都止不住。我陷入了某种歇斯底里，一个劲儿地发抖，右腿肚子直抽筋，害得我们一路上停下来两次。
“那些该死的强盗，把我的手电筒抢走了。”走到学校的时候，明妮小声恨恨地说。
二十七
由于城中的新车越来越多，寇拉的修车行生意兴隆。这个俄国小伙子找了一个朝鲜合伙人，每天他出门去谈生意，就由朝鲜人替他管理修车的四名中国技工。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寇拉来到金陵学院，带来一个驼背的小姑娘，她双目失明，单薄得像只小鸟，穿了件已经磨旧的运动衫，衣服袖子和裤腿都挽起老高。寇拉对我们说，他看见她在街上乞讨，就把她带来了。
“你们可不可以收留她？”他微笑着问明妮，样子挺讨人喜欢。他总是这样笑嘻嘻的。
“我的老天，你一直收集瞎眼女孩子啊。”她说。
“我不想看着她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你看，日本兵和歹徒，随便谁都可能会伤害她。”
于是我们就收下了这个女孩子，把她送到宿舍主楼我女儿那里。女孩和其他四个盲人孩子一起，都由丽雅照料。明妮留寇拉喝茶，可他顾不上多停留。他是个忙人，跟几个日本后勤官员有约，现在他和他们保持了不错的关系。我知道这个黄眼睛小子喜欢日本人，不大看得起我们中国人。他觉得我们没有讲规矩的概念，不把条约啊合同啊当回事，说话不算话，总的来说就是无法预测。他曾经对其他外国人说：“你不能把中国人的话太当真。”
临走之前，寇拉想要一束万寿菊，老廖很高兴地去给他剪一些来。日军占领前的那些年，我们学校每年举办一次几千盆菊花的花展，那是明妮和老园丁一道大张旗鼓操办的盛会，现在不像以前，花展不办了，所以我们富余出好多花来。
我们在院子里等老廖时，只见玉兰出现了，天气晴朗，她却穿着一双胶皮雨靴，披一件淡黄色雨衣。一看到寇拉，她停下脚步，接着扯起嗓子喊道：“小日本畜生，回你们家小岛子去！”她在空中挥着拳头，同时狠命跺着脚，“禽兽，滚出去！”
我们吓了一大跳，大刘和我一起向她跑过去。不等我们抓到她，娄小姐赶来了，一把抓住疯姑娘的胳膊，把她拉走了。玉兰眼里闪着仇恨的烈焰，不停地喊着：“杂种小日本，滚出中国去！”娄小姐抬手去捂她的嘴，不让她叫出声来。她俩拉拉扯扯地朝大门走去。我对娄小姐的力气感到惊讶——她用一只手就把玉兰拽走了。
我和大刘又回到明妮和寇拉身边，寇拉懂中文，一定是感受到了玉兰的敌意。他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我正在气头上，脱口而出：“那个女人被日本鬼子糟蹋过，现在疯了。”
“她把我当日本人了？”蔻拉问。
“显然是的。”明妮说。
“老天，我是西洋鬼子，不是东洋鬼子。”他放声大笑，可是我们谁也没回应。确实，他高个子，黄头发，就连眉毛，还有耳朵里的绒毛，都是黄的。
反正要等老廖，我们便带着寇拉去看一眼家庭手工班的教室，里边一群妇女正在织毯子。寇拉大感兴趣，摸摸织布机，又摸摸羊毛线，说他在西伯利亚的妈妈和姑姑们就做过这一类的手工，不过她们的织布机要小一些。他看得兴起，踩上一个正没人用的织布机的踏板，要试试让它转起来容易不容易。他还用中文跟几位妇女攀谈了几句，问她们对山雨欲来的欧洲战争有什么看法。她们谁也没想过那问题，事实上，有些人连欧洲在哪儿都不知道。我们走出教学楼时，老廖抱着一束菊花已经在等着了。他把花递给寇拉，我们几人一起朝学校大门走去。
我们在幼儿园停了下来，一群小孩子正在玩丢手绢的游戏。一个小女孩正绕着围成一圈的孩子们跑着，手里拿着一条橘色手绢，边跑边咯咯地笑着，其他孩子们拍着小手一齐唱着歌。
我们边看着孩子们玩，明妮边告诉寇拉：“这些孩子多半都再也没有父亲了。”
“我必须说，你干的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他说。然后，让我们吃惊的是，他把鲜花捧在胸前，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向我求婚吗？”明妮开玩笑问。
“是又怎样？”他说，“魏特林院长，嫁给我好吗？”
“不好，你太年轻了，对我这位妇人来说。”明妮回答。
我们都放声大笑。
寇拉走出大门，上了他那辆车灯和保险杠都镀了铬的奔驰车，渐渐开走了。
看着他离去之后，明妮和我开始商议那五个瞎眼的女孩子怎么安置。我喜欢她们，因为她们都快快乐乐的，有三个还可以织手套和帽子，可我觉得她们越来越是个负担了。到目前为止，我女儿一直在照顾她们，可是从长远看，丽雅一个人也许应付不过来。我对明妮说：“让她们到盲人学校去，对她们比较好。我们应该为她们找到一个永久的家。”
“我会给上海写封信，”她表示同意，“看看他们能不能为这几个孩子找到一个学校。”
“我敢肯定会有地方乐意接受她们。这几个孩子学东西很快，可以挣出自己的生计。”凭直觉，我俩都知道，我们最好尽快把这几个盲人女孩子送走，因为一旦丹尼森夫人回来看到她们，她会不高兴的。她总是强调，如果我们想成为一所出类拔萃的学校——最理想的是成为中国的卫斯理学院，那么金陵学院就得招收中国最聪明的女孩子，“入学门槛要高才行”。第二天，明妮写信给化学系主任露丝·切斯特，金陵在上海的一摊子都由她负责，请她为五个女孩子找一所学校。
我们觉得很幸运，目前已经在校园里建立起两所学校。不然的话，日本人会把空着的教室和宿舍都征为军用——南京城里一些无人的学校已经被他们占用了。另一方面，我们又忍不住担心，不知道现在的混乱还要延续多久，学校怎样才能重新振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取决于日本人什么时候离开，可看来那是遥遥无期了。他们一定是打算把占领区逐渐变成日本的一部分，因为整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扩大日本的领土。我们的学校就这么办到头了？谁也说不准，这种不确定性真是折磨人。
最近，金陵学院的校友捐来了更多的款子，用于再创办一个类似家庭手工艺学校的项目上，可是明妮根本没办法找到更多的老师，因为受过教育的人们大多没有返回南京。明妮说，金陵学院可以不受任何来自政府的限制，这让她感到高兴。而且我们也不必拘泥于一流大学的教条——我们的两个项目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具体的课程。傀儡政府里边负责教育的官员理应监督所有学校，可是他们觉得没有脸亲自来，只派了些下属，到我们学校敷衍了事地检查一番。偶尔的，有那么一两个官员来露露面，却都很宽容，也肯变通。还有几个官员的女儿参加了入学考试，已经在我们的中学注册了，他们都觉得学校挺不错。
十一月底，天气转冷。清晨，光秃秃的树枝上蒙了一层白霜，太阳升起来，水珠从树上滴落下来。寒冷的天气可让学生们吃苦了，他们得在没有取暖的教室里上课。武汉的煤两个星期前就运到了，可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煤都燃不起来，发不出热量。我不知道拿这煤怎么办，心里就咒那个代表煤矿的煤商：“等他进了地狱，一定热得够劲儿！”
“我们就不能从本地煤商那里弄出点儿煤来吗？”明妮有一次问我。
“本地已经买不到煤了，不管我们愿意出多高的价。”
我每天都在薄棉裤里边再穿一条毛裤，可还是感到寒气彻骨，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也没有一个时候，能让我暖和暖和。我生平从未感到过这么冷。明妮也是一天到晚都觉得冷，一直捧着热水杯子暖手。即使这样，她在办公室里还是坐不了一个小时就得站起来活动活动。学生们更遭罪，不少人手脚上都生了冻疮。课堂上，他们都把两手揣在袖子里取暖。写字时，他们不停地往手上哈气。我们没在教室里生火——得把砍树得来的木柴留到最冷的一月份。现在，学生们可羡慕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女人们了，她们可以在厨房干活，或是在暖和一些的伙房里上课。
明妮会叫我跟她一起出去，尽可能多地活动活动身子骨，促进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