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的花费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通过租借法案装备起来的每一个俄国、英国、加拿大的士兵，当他们投入战斗时，会大大减少美国青年在争取胜利中所面临的危险。我们无法回收这笔款，但我们所拯救的许多人今天还活着，美国也活着。”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哈里 S 杜鲁门 第五章波茨坦会议——锋芒毕露
时势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苏联的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表演代表正义的“三巨头”。他们的联系十分频繁，但成为决定重大事件的“三巨头”会议更是闻名遐迩。德黑兰、雅尔塔都因此而著名。杜鲁门代替了罗斯福当了总统，但他却远没有“巨头”的声名。也许，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因为两个巨头的先后缺失有些缺乏光彩，不过，对于杜鲁门本人，这是他最好的学习机会：他第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见斯大林、丘吉尔，他将与英国苏联共同解决战后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杜鲁门刚刚当上总统，心里就开始盘算着与苏联、英国首脑的会晤。在欧洲战事的末尾阶段，他始终与两国首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有关问题紧急磋商。
1954年5月4日，杜鲁门召见霍普金斯，准备派他去苏联。5月19日，他电告斯大林将派霍普金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与他进行会谈。临行前，杜鲁门叮嘱他的特使转告斯大林，美国不会拒绝严格履行它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也希望苏联履行它的义务。第二天晚上，他召见了约瑟夫·戴维斯，希望他去伦敦，并致电丘吉尔。5月23日，杜鲁门宣布了关于他的特使分别前往莫斯科和伦敦的消息。
从5月26日到29日，戴维斯大使在棋盘别墅和唐宁街10号同丘吉尔进行了私人会谈。丘吉尔迫切地想知道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的具体日期，并表明了他将代表的立场。26日，霍普金斯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到6月7日，他们会谈了好几次。第一个问题就是三国首脑会见的事。斯大林答复，他将在杜鲁门所愿意的任何时候进行会晤，并且说，柏林的郊区，做为这样一次会议的地点是适宜的。杜鲁门指示霍普金斯，可以在柏林地区会晤，7月15日是较为合适的日期。最后，三国首脑同意于7月15日在波茨坦郊区的巴培尔斯堡会晤。
杜鲁门准备波茨坦会议的行动很早就开始了。首先就是重新组阁，更换一些内阁成员，以保证出访间国内政治经济机器正常运转。
在杜鲁门任职初期，曾希望内阁全体留任，因为他不想给别人一个错误的看法，即他想改变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和平的局势占主导地位，改组领导层的时机成熟了。一些罗斯福的旧臣因主人的离去而准备辞职，有的甚至早在那之前就想离开了。
杜鲁门接受的第一个辞呈是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的。他将于6月30日退休，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纳根接替他的职务。沃克在罗斯福时代就要求辞职，但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接替他，汉纳根作过一段税务兼地方行政长官，并且与杜鲁门关系很密切。另外三个变动是：弗朗西斯·比德耳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任命汤姆·克拉克接任，路易斯·施魏伦巴赫替佩金斯女士任劳工部长，克林顿·安德森接替克劳德·威卡德任农业部长。6月底和7月初，内阁发生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变动：任命詹姆斯·贝尔纳斯继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为国务卿，任命弗雷德·文森代替小亨利·摩根索任财政部长，斯退丁纽斯作了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而摩根索因为总统不允许他去波茨坦会议而辞职。
到7月中旬，曾在杜鲁门刚上任时任职的内阁成员中只有四人留了下来。他们是：商业部长华莱士，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海军部长詹姆士·福尔斯特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这次『政府』的改组，杜鲁门认为是顺利的、必要的。他认为内阁好比是总统任命的董事会，帮助他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内阁成员应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改组后的『政府』较好地体现了这种意愿，使杜鲁门的地位更巩固了。
杜鲁门在国内杜绝“后患”后，准备去波茨坦了。这次短短的旅行可谓兴师动众。阁员、大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白宫官员、陆海空三军、财政部和便衣警察，所有这些人都要分别作出安排，在会议期间，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把白宫移到了波茨坦。总统总是难以单独行动的，早有便衣警察看了所有路线、所有将坐的车辆和将进入的邸宅。
6月6日，杜鲁门离开白宫，坐汽车到联合车站，接着坐火车到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兹城，在那里，他要乘美国舰队的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前往欧洲。选择军舰作为交通工具，一是安全方面的原因，二是通讯的方便，在军舰上，他可以和华盛顿保持不断的联系，以处理『政府』的事务，又可以和伦敦、莫斯科保持接触，随时协调立场。
出于明显的安全考虑，杜鲁门出发时没发表公开声明。7月7日早上近6点，包括总统、53名助手、顾问和新闻记者的代表团登上“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舰上官兵给予总统通常的海军侍从仪仗队和“夹道的管乐队”的欢迎。杜鲁门住在舰上的海军司令办公室，又叫“旗乡”。1小时后，舰驶出海港，同行的有“费拉德尔非亚号”重型巡洋舰，它将负责护送代表团到欧洲的往返使命。到达公海后，杜鲁门在甲板上观看了“奥古斯塔号”的放船演习。
杜鲁门在巡洋舰上过得很舒适，这里有乐队、电影，还有一些体育设施。每天他都同随行的重要成员讨论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的态度。杜鲁门认为他此行的目的是尽快地使俄国参加对日作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战后的关系问题，防止另一次世界『性』的浩劫。
在航行的第四天，随团记者首次公开发表消息报道，并以很快的速度传到华盛顿。新闻秘书罗斯试图在杜鲁门到达波茨坦之前封锁住他的消息，但他失败了。在当晚之前，关于杜鲁门之行的消息已从华盛顿泄漏，专栏作家用无线电广播出去了。于是，封锁在军舰上的白宫记者们发出的消息已没有必要了。
7月14日，杜鲁门的舰队进入了英吉利海峡，受到了英国皇家舰队的轻量级巡洋舰“伯明翰”号和六艘驱逐舰的迎接，他们沿英吉利南部海岸行驶，驶过了多维尔海峡之后靠岸行驶，以观赏著名的“白崖”的秀丽景『色』。进入北海后，英国舰队向自己的停泊地驶去。杜鲁门在船上提心吊胆地过了最后一晚，因为这时舰队正行驶在北海中由轴心国和盟军设下的布雷区。
7月15日上午10点，两艘美国巡洋舰驶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杜鲁门结束了9天的海上生活，航程3387海里。在众人的夹道欢迎中，杜鲁门又赶往机场，他检阅了一个由400名军人组成的卫队，然后登上“圣牛号”坐机，其他两架c—54型飞机载着总统的随员，一起飞往柏林。三个半小时后，到达多加机场，那里距巴培尔斯堡10英里。杜鲁门在机场受到史汀生、葛罗米柯等人的迎接，检阅完仪仗队后，他驱车赶往在巴培尔斯堡的寓所。
巴培尔斯堡坐落在柏林东南大约12英里，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沿着蜿蜒的特尔托运河和格里列梯湖有茂密的林区，此城是德国有名的避暑胜地，也是战前德国有名的电影城。杜鲁门等人住在凯泽大街二号，是一幢三层灰泥的邸宅，这座建筑物漆的是黄『色』，在湖的右侧，有三排树木和灌木林环绕着，形成一个十分美丽的花园，直抵湖畔。杜鲁门的重要随员也跟着下榻在这里，每天处理紧急事务，因此这里被称为“小白宫”。
7月16日早晨，丘吉尔前来拜访，这是双方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略谈了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的议程问题，对主要问题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时的丘吉尔并不轻松，就在7月5日，英国进行了普选，他能否继续作首相还前途未卜，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以首相身分出席首脑会议了。
7月17日，斯大林到达巴培尔斯堡。第二天，他到“小白宫”拜访杜鲁门，并应主人邀请共进午餐。杜鲁门感到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是愉快的，因为他很有幽默感，极有礼貌。
经过与英、苏首脑的短的接触，杜鲁门大致了解了各方的主要立场观点，为会议的举行做了进一步的准备。
当天下午，波茨坦会议的开幕式在波茨坦塞西林宫举行，塞西林宫曾是前皇太子威廉的行宫。这是一座二层楼四边带耳房的褐『色』石房子，战争期间德国人和苏联人都把它作过医院。这时，为三国首脑各准备了单独的一套房间，而每一个代表团都有一间休息室和一个办公室。会议室是一个大房间，房间一端的尽头是凉台，近房间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圆桌，环绕桌子有三国『政府』代表团各主要代表的椅子。
5点10分，波茨坦会议正式宣布开始。斯大林主持会议时提议杜鲁门总统为大会『主席』，丘吉尔表示同意，杜鲁门接受了这一提议并致谢。接着由杜鲁门主持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起草准备在日后会议上详细讨论的议事日程的项目。杜鲁门声明他已有了具体提案提交大会，第一个提案就是成立一个外长会议。他在说明原因时指出：“我们从上一次大战后的凡尔赛会议所吸取的经验是，如果事后没有准备，就不能使一个正式的和会成功。”他提议由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组成外长会议，因为这五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斯大林同意这个办法，但他不了解为何中国要参加外长会议讨论欧洲和平问题。杜鲁门告诉他这个问题可由外长讨论后汇报上来。
杜鲁门的第二个提案是有关在初期阶段对德国的管制问题。他说明美国认为管制委员会应当立即开始执行职务，并指出了指导管制委员会的基本原则：摧毁德国现存的全部武装和一切可供军事生产的工业；取缔一切纳粹政党和纳粹机构，重建德国正常的法律和民众生活；审判一切战争罪犯；对德国经济实行管制。
第二提案被交于外长会议讨论后，杜鲁门马上宣读了一个声明，这才涉及到美苏矛盾的痛处。他首先提及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对履行宣言中的义务取得一致意见。首先，三同盟国『政府』应同意必须立即改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现『政府』；第二，改组这些『政府』，要使用一切必要的方法，使其包括一切重要民主人士的代表；第三，三国『政府』应考虑如何很好地协助这些临时『政府』举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
杜鲁门最后一个提案是盟国对意大利政策的修改，由于意大利已加入对日战争，这是允许意大利加入联合国的时机。他提出：“三国『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的目的是希望他早日获得政治独立和经济恢复，最后使意大利人民有选择他们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
最后，他再次感谢被指定担任『主席』，他将对斯大林和丘吉尔将提出的任何提案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够获得与罗斯福总统生前一样的友谊和善意。
在这次会议上，丘吉尔建议把简单问题直接交给外长会议讨论，并要求在议事日程中增加波兰问题。这显然是与杜鲁门事先商量好的。斯大林提出的问题比较多，一是德国商船和军舰的分配，二是赔偿问题，三是联合国宪章下俄国托管权问题，四是与轴心国的附庸国的关系，五是西班牙佛朗哥政权问题，六是丹吉尔问题，七是叙利亚与黎巴嫩问题，八是波兰问题，包括波兰西部边界的决定与伦敦流亡『政府』的解散问题。
整个会议的气氛都很和谐，但就在休会前关于中国的问题打破了这种平静。斯大林反对中国参加波茨坦会议，他认为把中国带到会议上去是使事情复杂化，他怀疑，“使世界那一边的国家参加这个会议是否明智，而这个国家在击败欧洲的敌人时，是没有什么贡献的”。杜鲁门则认为因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并且在太平洋战场上是最重要的盟国，所以它应参加这次会议，并且会议讨论的战后和平问题也包括远东太平洋地区。丘吉尔见情况不妙，就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认为在开会期间，对日战争可能结束，那时中国可以参加世界和会。杜鲁门只好让步，不反对在对日战争结束前中国不参加会议。
最后，杜鲁门提议会议应早一个小时开始，以讨论更多的事情，丘吉尔和斯大林同意，于是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杜鲁门通过这次会议，认识到作为会议『主席』将面临因利益冲突而发生的许多问题。斯大林愿意为俄国争取黑海海峡，丘吉尔则要加强对地中海的控制。他感到他正在对付两个具有完全不同『性』格、态度和背景的人。丘吉尔善于雄辩，有流利的口才；斯大林讨厌冗长的演讲，他会很快地把争论化为权力的问题。至于美国，杜鲁门所要争取的是对全球的控制，要领导一个符合自己原则的国际政治秩序。
第一次会议散会后，美、英代表团被邀请到俄国代表团的“无忧宫”参加大型宴会。第二天，杜鲁门回访了丘吉尔和斯大林。下午4点，回到塞西林宫开第二次会议。
丘吉尔首先发言，提出了记者与会议的关系问题，他抱怨说，有许多报界代表聚集在这个保卫得很严密的正在举行会议的堡垒外面。斯大林也大声喊道：“谁放他们进来的？”杜鲁门认为无需由他们三个亲自接待记者，而是由各国的新闻官向记者们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入场。盟军还在太平洋上作战，欧洲有许多棘手的问题正待解决，因此不能在报上公开发表有关会议进行的报道。
接着，三国首脑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美国对成立外长会议提案的新草案。它规定会议的成员为和敌人已签订投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