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了一大半。她不明白，在有了集中营的那些经历之后，她怎么还会如此敏感，急切地想要远离那些陌生的异国人的肉体接触？在瑞典难民营的那段日子，她采用的是逃避的方法，尽量避开大庭广众，避开又吵又闹的喧哗场面。但现在，她无法摆脱，这就是她新生活的一部分。一天傍晚，她从诊所出来，挤上了地铁。车厢里比以往更挤，又热又闷，弥漫着汗臭味，到处是穿着汗衫、光着脖子的布鲁克林人。她默默地忍受着煎熬。一会儿，一群穿着棒球衫的中学男孩子在市中区站尖叫着一轰而上，像强盗般地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她发现自己被挤到了车厢的连接处，被两个人紧紧地夹在中间。她想看看是两个什么样的人，这时火车突然发着刺耳的尖叫声停了下来，灯也熄了。她一下子感到不安、害怕。车厢里发出一阵懊恼的叹息声，但马上被那群男孩子沙哑的欢呼声淹没了。起初，苏菲只是默不作声地站在漆黑的车厢里，她知道叫也没用。正在这时，她感到身后有只手正滑向她的裙子下面。
苏菲后来想，如果一定要找一点点安慰的话，便是那种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被堵在又热又闷的黑暗车厢里的惊慌。她本可以像别人一样大叫起来，但那只手用它硬硬的中指急迫、武断地前行着，像外科大夫似的动作娴熟、方向准确。它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一个突遭手指强奸的人的恐怕与惊吓。那手的动作十分老练，一下子便探到了她的阴道，然后不停地扭动摸索，像一条毒蛇似的一下子全插了进去，把她弄痛了。但这痛并不比把她从催眠中惊醒时更难受。迷迷糊糊地，她感觉到了那手指，听见自己气喘吁吁地说着“求求你”之类的蠢话。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三十秒钟，那只令人恶心的爪子才从里面抽出来。她站在那儿，浑身颤抖，到处是令人窒息的黑暗，好像光明永不再来。她不知道过了多久，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车灯才重新亮起来，地铁又拖着又笨又重的身躯缓缓行驶。她不知道是谁攻击了她。她四周有十几个男人，围着她的全是男人的背、肩和腆着的肚子，那人便消失在这中间。她在下一站逃也似的下了地铁。
她后来想，那种真正的、传统的强奸对她的精神以及身体造成的伤害可能会小一些，不会让她如此惊恐和嫌恶。在过去的五年里，她所见过的任何暴行，所遭受的任何凌辱，所有能回忆起的伤害，都不像这次下流粗鲁的侵犯让她几乎失去知觉，变得麻木。那种面对面的强奸尽管令人厌恶，但至少能让你知道攻击者的样子，并且能用那张痛苦的脸、瞪着的泪眼看着他：仇恨、恐惧、诅咒、厌恶，或许只是嘲笑。但这次攻击却发生在黑暗中，那根细长的脱离身体的手指从后面袭击了她，就像一次卑鄙的从后面的掠虏，让你永远无法知道谁是侵略者。不，她宁愿遭受那种传统的攻击。（几个月后，她把这事告诉了我，那时她已能用嘲弄、幽默的口吻说这事儿了。）这事真是糟透了，她在以后的岁月里用相当的叙述力陈述了这事带给她的痛苦。但现在她的痛苦是，它打破了她重新获得的心灵平静。这种对灵魂的劫掠（不仅是对她身体的劫掠），把她重新推回到她曾小心翼翼试图逃离的梦靥。
她曾长期无衣可穿，裸露着身体。到布鲁克林的几个月里，她煞费苦心地重新穿衣、打扮，让自己恢复自信和理智，可这事儿却毁了一切。她又一次感到灵魂深处的彻骨寒冷。她没有讲任何理由，也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包括对耶塔·齐墨尔曼。她向布兰克斯托克请了一周的假，然后便一头栽到床上。一天接一天，在夏日最迷人的那段时节，她就那样蜷在床上，关上百页窗，只让一丝阳光透进来；不听收音机，只吃一点点东西，什么书也不读，只在想喝热茶时才爬起来。在阴暗的房间里，她听见公园里男孩子们打棒球时的叫声和击球声，迷迷糊糊地想起孩提时爬进那像子宫一样的座钟里，吊在弹簧上晃来晃去，仔细看着那些杠杆、齿轮和红宝石的情形。她感到害怕的是，集中营的幻象和阴影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早已把“集中营”这个词从大脑里赶跑了，很少再提到或想起。她明白，只有在濒临死亡，或是说有丧失生命的威胁时，她才会让自己去想这些。如果还会进集中营，她还能经受住那种折磨，或者说还能又一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吗？这次不会再笨手笨脚了吧？这些问题帮她度过了那几天的日子。她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斑斑点点的阳光像一群小蝌蚪在上面游动。
幸运的是，音乐像从前那样，又一次振救了她。在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她只记得是星期六，她从噩梦中醒来，习惯性地伸手打开床头柜上的微型收音机。她其实并不想打开它。几天来她一直没去动它，因为她极度沮丧，无法忍受美妙无比的音乐与难以名状的痛苦之间无比绝望的强烈对比。她不知道，她早就应该打开它，接受莫扎特魔术般的神秘治疗。刚一开始，那伟大的《降E大调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便令她喜悦无比，浑身颤栗。突然，她明白过来，这乐曲之所以令她如此感动，是因为那响亮高贵的旋律中始终萦绕着一缕特殊的充满寒意的不和谐音，这令她全身松弛，充满快乐。这正是她十年以来一直在寻求的音乐。记得还是在德奥合并的前一年，维也纳的一支乐团来克拉科夫演出，差点让她激动得发疯。她坐在音乐厅里第一次听这乐曲，整个人处于恍惚之中。她极力张开心灵的窗扉，任凭那华丽、缠绵、沁人肺腑的和声，以及那缕不合谐音尽情地流入心灵深处。这是她在少女时代的音乐体验中新发掘出来的音乐财富，也是她最崇高的一次体验。但此后她却再也没有听到过这首曲子，因为就像其他的音乐作品一样，莫扎特这首中提琴和小提琴忧伤甜蜜的对话，还有悠鸣的长笛、低沉的黑管，都随着波兰的战争风暴一扫而光。罪恶与毁灭窒息了一切，任何一种音乐都成了可笑的奢侈品。
于是在那几年里，先是在被轰炸的华沙，后来是在集中营，她对那乐曲的记忆慢慢消失了，甚至连那曲名，后来也常常与她所喜爱的其他乐曲混淆着。一切都成了克拉科夫岁月里被玷污却美丽的不可再有的回忆。但那天早上，从那台廉价的收音机传出的乐声，让她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心脏急速地跳动起来，唇边有一种她早已不再熟悉的感觉。她意识到自己在微笑。有一段时间，她就坐在那儿听着，笑着，颤抖着，完全陶醉其中。失去的不可再有的欢乐又重新回来了，慢慢地与她强烈的痛苦融合在一起。当音乐声停下时，她仔细听着播音员播报的曲名，然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出神地看着公园边上的棒球场。她盘算着，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去买一台留声机和一张《降E大调协奏曲》的唱片。她意识到，这样的想法意味着她正在走出阴影。
但想到这儿，她知道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音乐或许能支撑起她的精神，但她的身体由于长期躲在黑暗中而变得虚弱无力。直觉告诉她是因为吃得太少，但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吓坏了她：无食欲，疲倦，胫骨像刀割似的疼痛，尤其在月经期间。月经总是提前许多天到来，并且像洪水般汹涌而下。她猜想会不会是因为那次手指强奸？她打算第二天回去上班时，问问布兰克斯托克医师，最好让他给她做个身体检查，并制订一个治疗方案。苏菲还算有些医学常识，意识到求这位按摩医师来诊治她的妇科病有点讽刺的味道，但她不会责怪她的雇主，因为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知道，至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且在他诊室中进进出出的那些痛苦的病人（包括很多警察）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经过他的拉、扯、揉、捏后，感到舒服多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她知道他是那种可以帮助自己的人。所以，除了那微不足道的工资外，她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向他求助。她用一种非常乐观、容忍的态度与医师相处。
布兰克斯托克，五十来岁，体魄强健，长相英俊，举止优雅，有些谢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上帝宠儿中的一个，命运将他从贫困的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带到了富足繁华的美国。他是个十足的喜欢享受的花花公子，衣柜里挂满了绣花马甲、印花薄绸领带和粉红色的胸花。他还是个喜欢说笑的人，用依地语大讲特讲笑话。他十分乐观，整天乐滋滋的，快乐的神情像漂浮在光团中的蜡烛一般光彩四溢。他还是个不错的魔术师，常用那些小玩艺取悦于人。他给他的病人，给苏菲，给任何想看他表演的人表演灵巧的魔术。苏菲当时正处于过渡时期的痛苦中，这样高昂的饱满的快乐情绪令她感到惊讶，那些粗野的玩笑与恶作剧则让她有些难受。但在这一切背后，她看见的是一种孩子般渴望被爱的愿望，以至于她不可能拒绝它；而且，他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让她真正欢笑起来的人。
他还是个坦率的人，能十分坦白把他的个人财富告诉别人。也许只有那种善良真挚的好心肠的人，才能在对自己的收入如数家珍时，不至于令人作呕。他用那种傲慢的喉音说着南腔北调的英语，苏菲的耳朵已能分辩出里面的布鲁克林口音。他说：“一年四万美元收入，税前；圣阿本大街最佳地段的一处房产，价值七万五千美元，完全私产，每个房间铺满地毯，无影照明；三辆汽车，包括一辆配置优良的卡迪拉克，一辆三十二英尺的克莱斯勒一辆别克；所有这些外加一个上帝赐予我的最亲爱、最可爱的妻子。而我，一个饥饿的犹太青年，一个登上艾利斯岛时身上只有五美元的穷光蛋，一个举目无亲的异乡人。你说说看！你说我为什么我不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为什么我不该让大家像我一样欢笑？”什么原因也没有，苏菲想。那是个冬天的早晨，她正坐在布兰克斯托克的卡迪拉克上，随他从圣阿本街的家里返回诊所。
她是跟他到设在家里的那间办公室去找一些文件的。在那儿，她第一次看见了他的妻子，一个丰满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叫希尔维亚。她穿着一条花哨的汽球一样的丝绸裤子，像个土耳其的肚皮女郎。她带苏菲参观屋子，这是苏菲到美国后踏进的第一个家。那正是正午时分，无处不在的玻璃纱在发红的阳光下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整个房间让人感觉像个半透明的坟墓；一个手持弓箭的小爱神在红色的钢琴上裂嘴傻笑着；椅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包装盒，透明塑料上反射着太阳光；浴室里的瓷器乌黑锃亮。后来，坐在前门印上姓名开头字母的卡迪拉克车上，苏菲看着医师使用车载电话。这令她惊讶无比。在当时，这种电话还只是一种试验性的产品，但在布兰克斯托克手上，便成了他表达爱意的非凡工具。以至她很久以后还记得他那次与圣阿本家中的通话，至少记得其中的一部分：“茜儿甜心，我是海密，你听得清楚吗？我爱你，宝贝。吻你，亲爱的。我们现在正在自由大道，正在经过海湾公墓。我爱你，亲爱的。送你一个吻！咂！咂！我几分钟后就回家，甜心。”一会儿又说：“茜儿亲爱的，是我，海密。我爱你，宝贝儿。现在我已开到林顿大街和尤迪卡大道的交叉路口。这儿正塞车！吻你，亲爱的。咂！咂！我吻你一千次。什么？你要去纽约商店买东西，给海密买些漂亮的衣服？我美丽的心肝儿，我爱你，亲爱的。噢，亲爱的，我忘了，你开那辆克莱斯勒去，别克的油箱裂了。好了，我说完了，宝贝儿。”然后他瞟了苏菲一眼，用手抚弄着话筒说：“多么惊人的通讯工具！”布兰克斯托克确实是个幸福的人，他爱希尔维亚胜过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告诉苏菲，除了没有孩子这个遗憾之外，他是世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正如在适当的时候将会看见的那样，苏菲在那年夏天对我说了许多谎话。知道这一点对整个故事非常重要。也许我应该说她在逃避某些东西，而为了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或者说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她那时的确有必要这样做。我当然不会责怪她，因为从事后我才认识到的某些原因来看，她的谎话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她对克拉科夫的早期生活的描述，我曾尽量搜寻我的记忆，将她的叙述准确地加以转达。我敢肯定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有一两处谎话，还有一些关键点是空白。这些最终都会弄清楚的。事实上，回过头去重读我写下的这些东西，我注意到，在苏菲与内森那次可怕的争吵瀑发后，她曾绝望地看着我，说内森是她丈夫以外惟一的男人。尽管这并不重要，但终究不是真实的（很久以后她向我承认说，在丈夫被纳粹枪杀后，她在华沙曾有过一个情人——这是实话）。我提起这件事并非出于对绝对诚实的要求，而是想借此指出苏菲对性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这也是她想对医师讲她那可怕的身体不适时感到那么难以启口的原因。她想那病痛是因在地铁遭受的淫奸所致。
她一直为要不要说出她的秘密而辗转不安，即使是告诉布兰克斯托克这样一个医生，更何况他还是她能够吐露心事的人。从孩提时候起，苏菲就是一个波兰天主教徒，在清教徒的约束中长大，对性的压抑和禁忌如同任何一个亚拉巴马教的处女一样坚定。而在经历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集中营里的一切残暴事件，以及每日赤身裸体的非人生活之后，对苏菲来说，性早已退化成一种污秽（她后来告诉我，是内森的开放、热情让她产生了性冲动，而此前她连做梦也想不到她会拥有这些）。所以这事让她觉得丑恶无比，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被玷污感超过了此前的一切羞辱。再加上那种畸形的强暴方式，更让她感到无以言状的羞耻。她窘迫之极，几乎无法向医师讲出这件事。她是那么孤独无助。
但终于，在又一次去圣阿本街时，坐在卡迪拉克车上，她用生硬、正式的波兰语向他说出了她对身体的担心，她的衰弱，她腿上的疼痛，以及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