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有记者给潘基文取了一个绰号叫“泥鳅”，说他善于逃避问题。而美国《 时代 》 周刊则称潘基文为“特富龙式的外交官”，是说他像特富龙不粘锅一样，无论有什么麻烦，他都能脱身得干干净净。潘基文此番化险为夷的大逆转，可以说是一次潘基文式的招牌演出，是一次有标志性意义的表现，正如有媒体所说，它告诉人们：潘基文很温和，但也很有效。
外交官的楷模（1）
2005年2月16日上午，在首尔世宗路外交部大楼3楼的国际会议厅，担任外交通商部长官已经一年的潘基文召开了“2005年度驻外使领馆负责人会议”。在这次会上，潘基文提出了三个外交政策目标，这就是“国民外交”、“和平外交”及“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外交”。
他说：“国民的理解和支持在外交上不可或缺，过去认为外交只是外交官的事，但是现在如果脱离国民的理解去搞外交，将无法获得国民的信赖。要把外交部作为重要的为民服务部门看待，并扩大便民利民服务。”
潘基文接着表示：“今年也要改革外交部，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国民认为外交部既保守又安于现状，为了改变这一印象，需要主动进行改革，改变旧的不合理惯例和惰性，保持较高的道德和伦理水平，在行政管理中做到公私分明。”潘基文的讲话显示了他励精图治的决心。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30多年职业外交生涯中，潘基文几乎担任过了韩国所有最重要的外交职位，在2004年成为韩国外长之前，他的职业履历中包括了在新德里、华盛顿、联合国和维也纳的外交经历。多年在海外工作，让他在国际上交游广泛，由此建立起来的人脉和声誉为他累积了重要的政治资本；同时，也使他得以避免受国内已经“中毒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他永远在微笑，没人看过他发怒和失态。韩国反对党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他从不得罪人，很善于交朋友。”
与此同时，他也在任外长期间表现了强硬的一面。他改革了外交通商部，革除了晋升机制中的按资排辈，引入一批精英外交官。他的一个助手就称他是“外柔内刚”。他被奉为韩国外交界后辈学习的典范。同僚对潘基文的评价是：勤奋、沉稳，具有出色的口才和非同寻常的记忆力。潘基文外貌温文尔雅，待人亲切诚恳，同时，他头脑敏捷，观察细致，总是能敏锐地抓住细节，摆脱媒体和对手为他设置的陷阱。
担任外交官以后，由于为人诚实细致，潘基文一直受到各级上司的赏识。他在外交通商部有个“主事”的绰号。主事是古代新罗时期的官职，潘基文得到这一绰号，是因为不管把多么琐碎的业务交给他，他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妥当。前任韩国总统助理及国会成员姜尚敏说： “潘基文绝不会把事情弄糟，他身上出什么问题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他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潘基文是个埋头做事的职业外交官。在他看来，努力完成交给的任务是第一原则，这样的话，在生活中就不会吃亏，也不会遇到误会，更不会被人怨恨。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潘基文的这一工作哲学。2006年9月13日，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向位于华盛顿DC公园的朝鲜战争参战纪念碑献花，他们乘车到达现场。即将抵达活动现场时，尾随总统座车的4辆陪同人员的专车却拐进了另一个莫名其妙的地点，其中就包括潘基文。为了在指定时间内赶到现场，潘基文便和其他陪同人员一道，身着正装跑步前往朝鲜战争参战纪念碑的仪式地点。这一段跑步距离约为200米。就美国司机带路失误一事，美国白宫警卫室事后向韩国方面表示了道歉。
潘基文能够在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铉三届政权中担任外交要职，受到朝野两党器重，这也证明他具有超人的“政治均衡感”。
潘基文在韩国国务院深受爱戴，同时在他的管理下，韩国的贸易事务卓有成效，正是依靠出口贸易，韩国才在
二战后的废墟中异军突起，一跃成为亚洲经济强国之一。
对于自己热爱的外交事业，潘基文投入的精力相当大。一名韩国外交官曾说，虽然身为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却是这个机构中工作最辛苦的人。潘基文工作细致，一直坚持亲自回复每个电话，亲自在每年发送的
贺卡上签名。他工作勤奋，他的工作计划是以每五分钟为单位的，而且一旦确定，必定完成。其助手每天早上5时半便要到达其官邸候命。他曾说，“要努力学习上司的长处，并把它变成自己的”，而他也真的如同他曾经的上司卢信永一般，保持办公桌的整洁有条理。由于经常很早上班，他甚至亲自给下属开门，以表示体恤他们的辛苦：“因为我早上班，他们自然也得早上班。”
在外交领域36年的历练也为潘基文带来较高声望。前总统顾问张成旻说，潘基文精通英语、法语，并且熟悉德语和日语，言谈温和、举止谦逊的风格使他在外交通商部非常受欢迎，也很难从他身上找到问题。张成旻这样形容潘基文：“你难以找到一个真正讨厌他的人。”
在工作上，潘基文一丝不苟，下属向他汇报工作时，如果有含糊其词或者错误的地方，潘基文都会立即指出，但绝不严辞呵责，而是用和缓的语气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此，虽然潘基文对工作要求很高，但与他相处的官员都没有怨言，潘基文得到了很好的口碑。
潘基文精力充沛，经常工作到凌晨，周末也不休息，而且中午不睡午觉。曾经有记者问他，平时没有时间运动的他是如何保持健康的，潘基文说，工作就是锻炼，合理安排工作，一样对身体健康有利。
对于事业的太多投入也使潘基文难以同时顾及家庭。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始终把事业置于个人事务之上。2005年5月24日，他为女儿举行婚礼，只有寥寥几位熟人到场，除少数高级官员的祝贺花环，婚礼现场完全见不到高官家庭婚丧嫁娶常见的“客人排队”现象，这在十分看重上下级关系和社交礼仪的韩国极其罕见。
他还郑重贴上了“不收红包”的条幅。有人开玩笑说：“潘外长平时参加别人的红白喜事，都给红包，自己却不要，岂不是损失很大 ？”
婚礼选定的场所同时还在举行“政府革新世界论坛开幕式”。把结婚典礼的场所选在这里，是潘基文的主意，因为这可以让他只要在不同楼层穿梭，就能既参加会议，同时尽为人父的义务。他婚礼前一个小时才赶到，作为女方家长迎接宾客。
“我对自己的家人感到很抱歉，但首先干好自己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即使我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有1个儿子、2个女儿的潘基文在一所韩国高中演讲时说，“外交官在海外享有不少特权及豁免权，因此也有无穷的职责。”
而他的妻子柳淳泽也非常体谅和支持丈夫。柳淳泽出生于一个非常传统的韩国家庭。结婚之前，柳淳泽的母亲经常告诉她：“一个大男人在太阳下山之前就回到家里，只有两种情况：没有职业或者生病了。所以你丈夫晚归时，千万不要唠叨。”母亲的这段话深深地影响了柳淳泽。
潘基文进入韩国外交通商部后，经常早上5点半就要到官邸候命，晚上因为忙于应酬，回家时也经常是深更半夜，根本没时间照顾家人。不过，温柔贤惠的柳淳泽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而是默默地照顾着整个家庭。由于工作需要，潘基文经常出国访问，柳淳泽陪同出访时，一般都静静站在丈夫身后，她并没有太多动作，然而却没有人能忽视她的存在。
柳淳泽的厨艺水平不错，她经常亲自下厨，为丈夫和朋友们做拿手菜，借此增进感情。2006年5月，安南访问韩国时特别到潘基文家做客，想亲自考察一下接班人。为了营造温馨气氛，女主人柳淳泽亲自下厨，打造了一桌丰盛的晚宴，让安南夫妇赞不绝口。
潘基文曾多次感慨地说，正是有了妻子的支持，他才能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
美国专栏作家汤姆·普雷特如此形容潘基文： “这个职业外交官准备充分，非常熟悉业务，比韩国外交部的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他目标明确，通多国语言，包括英语。从新加坡到东京，从非洲到拉美，他都深受外交同行喜爱，和中国、美国的高级外交官员相处融洽。美国国务卿赖斯多次表示，她喜欢和潘基文待在一起。并非所有亚洲外交官都能入她的眼。此外，他是个好人。”
潘基文在他人眼中是天生的外交官。他谈吐温文，总有办法避免跟人家结怨。韩国官员通常都难免跟议员争论得面红耳赤，惟潘基文甚少涉及骂战。然而潘基文虽然以温和著称，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却也毫不妥协地坚持立场，事实上他既要处理贸易谈判，也要处理朝鲜核危机等棘手问题，绝非个性软弱者能胜任，尤其是在处理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上，潘基文领导下的韩国外交政策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韩国媒体评论说，在潘基文任内，韩国多次拒绝美国公开谴责朝鲜人权记录的要求，并在美国态度有所保留的情况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外交合作关系。
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曾谈到90年代中，他同潘基文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共事的情况，认为潘基文是一个既灵活又坚定、处事温和、公正的外交家，而且还带有一点人情味。
王嵎生回忆说，1994年，APEC领导人茂物会议制定了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要求发达成员不晚于2010年、发展中成员不晚于2020年完成任务。1995年，APEC制定“大阪行动议程”时，成员间最大的分歧是，这两个时间表是否具有“约束性”和“全面性”，是否允许必要的“灵活性”。美加澳等发达成员坚持前者；中日韩等成员由于农产品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则坚持后者。大阪领导人会议前夕，日本考虑到东道主地位，态度暧昧，退居幕后。但韩国态度坚决。
潘基文私下告诉王嵎生，在农产品问题上，韩国由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没能顶住，让步太多，损害了国家重要利益，造成国内动乱，总理被迫辞职。这次金泳三总统亲自指示，必须坚持保有“灵活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潘基文还说，必要的“灵活性”是APEC自主自愿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妥协，并希望中国鼎力相助。当时中国同韩国的处境和立场十分相似，因此中方自然完全赞成他的主张。
中韩两位APEC高官约定，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从不同角度施加影响。
由于潘基文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向美加澳等成员晓以利害，并在施加适度压力的同时，做出一些技术性的妥协，最后终于达成各方基本上都可接受的案文。序言中写明，所有成员都要按期全面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同时又在具体条文中规定，在处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引起的问题时，允许有“灵活性”。
这个难题的顺利解决，是潘基文外交经验与智慧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既坚定又灵活，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照顾了发达成员的立场。
由于办事得力，争取“灵活性”有功，潘基文不久便荣升总统府典礼官，成为金泳三总统身边的得力助手。
王嵎生说，潘基文有时也很
幽默。在他访问韩国期间，他祝潘基文荣升要职，潘基文却开玩笑说，现在“更辛苦了”：每天早晨上班时，见到部长，他都得点头鞠躬，弄得脖子都酸了；不过也有点“回报”和安慰，过后部长们要想见总统，或者要急送文件，不得不亲自到他的办公室来，向他点头鞠躬。
在幽默中潘基文透露了他的实际身份和地位。潘基文有时候也会流露出自己平民化的一面。2005年在老挝出席东盟会议后，很多外交官员立即归国，他却抽空在首都万象漫步，到小摊上买新鲜果汁，与当地百姓闲谈。
现任中韩友协副会长的张庭延在1992～1998年，曾出任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大约十年前，我在汉城任职时，第一次见到潘基文。当时他才从韩国驻美国使馆公使职务上调回，出任韩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约见他，是受命就一个棘手的问题与他交换意见。
“那几年，每年上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例会时，美国都要带头提出‘涉华’提案，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并企图在会上通过。中国当然不能接受，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提出反提案，与之针锋相对。于是中美双方为此大力展开拉票活动，力争一旦进行表决，能使本方提案获得通过。当然，那几年，为了避免更尖锐的对抗，中国每次都采取灵活的做法，在诉诸表决之前提出不表决动议并获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打消了美国的企图。
“我当时约见潘基文，正是中国处于拉票活动期间，目的是说明中国人权问题的状况，争取韩方的理解和支持。当然我也知道，此事涉及对于韩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的韩美关系，而中韩建交时间又不长，韩国处理这一问题可能十分费斟酌。但是，我还是要努力做对方的工作。
“潘基文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我。屋内一边是他的办公桌，另一边是围成圆形的沙发，用于招待客人。潘基文面带微笑，在门口迎接我。他高高的个子，淳朴的面庞，不像久经沙场的外交官，倒像一名儒雅的学者。落座寒暄后直入主题，我说明了来意，介绍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希望得到韩国的理解和支持。潘基文说话不紧不慢，首先表示韩中建交以来，两国各方面的交流正在加强，双边关系发展很好，在国际事务中也有很好的配合与合作，他对此感到高兴。接着他谈到韩国和美国的关系，说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目前发展良好，对韩国来说也十分重要。对我所提出的问题，他说韩国处理时不会不考虑上述这些情况的，至于怎么做，韩方还需要研究，届时也希望得到中国的理解。潘基文说话用词婉转，好像在与人商量问题，但也听得出他表达了韩国的立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潘基文，会见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