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是老样子。”小家伙道，“和你一起走走，在意吗？”
“当然不。”费恩边走边说道。
走了八分之一英里后，巴斯特才鼓足勇气问道：“那——我的申诉有希望吗？”
“比奇法官正在考虑你的上诉。原判看上去无懈可击，这对你很不利。许多人就因为误判才进了班房，因而我们通常可以呈递动议书，请求为犯人减几年刑。可是你的情况不太一样。抱歉。”
“没什么。反正要蹲四十八年监狱，减掉那几年又有什么用？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你的申诉仍然有效。推翻原判还是有可能的。”
“可能性很小。”
“你不能失去希望啊，巴斯特。”雅伯说这话时显得毫无说服力。保持一线希望意味着你对目前的司法制度尚存些许信心，而雅伯显然对它信心全无。当初雅伯曾经全力捍卫过的这种法律制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投入监狱。
失望归失望，雅伯至少还有几个仇敌。他心里明白那伙人为何要整他。
眼前这个可怜的男孩并没犯什么大错。雅伯反复查阅过他的档案，深信巴斯特是无辜的。他只不过是那类偏激的公诉人嘴下的又一个牺牲品罢了。
从档案记录来看，好像是小家伙的父亲窝藏了一大笔钱，仅此而己。即使有罪也不至于招致长达一百六十页的诉状指控他犯有同谋罪。
希望？只要一想到希望这词儿雅伯就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
上诉法院如今从上到下执行的都是右翼分子的法规和操作章程。这是一个很难撤销判决的毒品案。他们已驳回了小家伙的申诉，并自欺欺人地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城市安全。
那个预审法官是最大的坏种。偏激的起诉者们可以将全世界的人都告上法庭，而法官则理应为那些可判可不判的被告开脱。巴斯特父子一案就应该和那帮哥伦比亚团伙犯罪分子区别对待，乘着还没开庭将他们送回家了事。现在可好，一个死了，另一个则全毁了。而整个联邦刑事部门没有一个人把这当回事儿，因为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密谋贩毒案而己。
快到跑道第一个弯道处，雅伯放慢了速度，驻足朝远处望去。他的眼光掠过一片青草地，落在林子的边缘。巴斯特跟着望过去。
十天来，他天天在看特朗博尔的边缘地带，看到的尽是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大墙，带刺的电网，监视塔。
“上一个离开这里的犯人，”雅伯眼中带着茫然的神情说道，“就是穿过那片树林逃走的。连绵几英里，那林子茂密浓郁，出了林子是一条乡间小路。”
“那人是谁？”
“一个叫托米·阿德金斯的家伙，北卡罗来纳的银行家，被捕时手还伸在饼干筒里呢。”
“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发了疯，终于有一天就这么走了，过了六小时才被发觉。一个月后，有人在可可海滩的一家汽车旅馆里发现了他。先发现他的并不是警察，而是旅馆的一个女佣。他整个身体蜷曲着躺在地板上，浑身一丝不挂，大拇指衔在嘴里，已经彻底疯了。他被送到精神病康复中心。”
“六个小时啊？”
“是啊。这种事情大概每年都会发生一次。总有人就这么溜走了。而他们也只是和你家乡的警方通个气，把你的大名输入全国联网电脑，例行公事罢了。”
“有多少人被抓回呢？”
“几乎全部抓回了。”
“几乎全部？”
“是啊，被抓回了，因为他们尽干些蠢事。什么在酒吧发酒疯啊，驾车不开尾灯啊，去会女朋友啊等等。”
“那么如果你有头脑的话，就能成功地逃脱。”
“那是。精心策划，筹备资金，就这么简单。”
两人又开始往前走，稍稍放慢了步子。
“告诉我，雅伯先生，”巴斯特说道，“假设你得坐四十八年牢，你会去冒这个险吗？”
“会。”
“可我一个铜板一也没有啊。”
“我有。”
“那你答应帮我啦。”
“别急，还要耐心等待。先安下心来，因为你是新进来的，那些人对你会盯得紧些。时间一长，他们自然就把你忘了。”
巴斯特这会儿早已喜形于色了。似乎他的刑期已戏剧般地缩短了。”
“你知道越狱又被抓回的后果吗？”雅伯问道。
“知道。再多加几年刑期。那就渗了！也许我得坐五十八年牢了。不，先生！我要是被抓回的话，就一头撞死拉倒。”
“换了我也会这么干。你得做好背井离乡的准备。”
“去哪？”
“到一个不容易被人认出来的地方去，还有就是到那种不向美国政府引渡在逃犯的国家去。”
“具体一点呢？”
“去阿根廷或智利。会说一点西班牙语吗？”
“不会。”
“现在就开始学。咱们这儿开设西班牙语课程，你知道吗？由几个迈阿密的年轻小伙子上课。”
巴斯特开始重新打算自己的未来，两人一路无话又走了一圈。他只觉得自己脚步更轻，腰背挺得更直，简直乐得合不拢嘴。
“你为什么帮我？”巴斯特问。
“因为你才二十三岁啊。太年轻无辜了。巴斯特，你算是被这个制度毁了。你有权进行反击，以你力所能及的任何方式。有女朋友吗？”
“算有吧。”
“忘了她。她会给你添乱的。再说，你以为她会等你四十八年？”
“她说她会等的。”
“她在撒谎。她早就在外头滥交情人了。忘了她吧，除非你希望再回到这里来。”
对啊，或许他讲得没错，巴斯特心想。自己还在等她的来信呢，而且她从未来探过监，尽管她的住所离特朗博尔只有四小时的路程。电话倒是通过两次，不过也只是问问他在监狱里是否挨过揍，别的她似乎不感兴趣。
“有孩子吗？”雅伯又间。
“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过。”
“你母亲呢？”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是父亲把我拉扯大的。家里就我们两个了。”
“那你完全符合出逃的条件。”
“我恨不得马上就走。”
“耐心一点。我们得周密安排一下。”
又走了一圈。这会儿，巴斯特心中升腾起一股向前冲刺的欲望。他实在想不出他以前在彭萨科拉这鬼地方的生活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读中学时，他的西班牙语成绩总是优秀或良好。每当他记不住功课时，从不肯在书本上下工夫。不过他也总能很快赶上去。课他还是去上的，只是平时整天和那帮拉丁美洲人厮混。
越往前走，他越希望上诉法院能赶快给他定罪。而且越快越好。如果案子重审的话，他得再次出庭，去面对陪审团里的一个个新面孔，他实在没这个信心。
巴斯特想跑，从那片绿草坪开始，跑到树林边，穿过树林来到乡间小路口……接下来往哪儿走，他心里就没底了。不过，既然连一个开银行的疯老头子都能逃掉，而且能一路逃到可可海滩那么远，那么他也能。
“那你为什么不逃呢？”他问雅伯。
“我也想过要逃。但是再过五年他们就要放我出去了，我能挨。我快六十五岁了，可身板还硬朗着呢。还可以活十六年吧。也就这几年活头啦，巴斯特，最后十六年。我可不想重蹈覆辙。”
“你将来会去哪儿？”
“目前还不知道。也许是意大利乡下的某个小村子，也可能是秘鲁的山区。世界各地任我游啊。我成天连做梦都在想着这些好去处。”
“那你的钱够吗？”
“还不够，不过也攒得差不多了。”
这个话题又在巴斯特的心中引发了一连串问题，不过他一个都没问。他渐渐明白在监狱这种地方得尽量少打听，有事问自己。
巴斯特不想再走下去了，便在割草机边打住脚步说：“谢啦，雅伯先生。”
“没问题。不过这事儿只能你知我知，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那当然。我是万事俱备，只欠你的东风了。”
费恩径自往前去了。他沿着跑道继续走了一圈，裤角已被汗水浸透，那把灰白的第二十四章艾伦·莱克和泰利州长度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两个月。为了争取二十六个州的近二千五百万张选票，艾伦·莱克和泰利在这二十六个州针锋相对，各不相让，陷入了典型的总统竞选的狂热之中，他们各自制定了苛刻的时间表，每天努力工作十八个小时，还有就是疲惫不堪的竞选旅行。
然而，泰利和艾伦·莱克两人都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的辩论。
泰利不想在初选中就进行辩论，因为他在目前的预选中领先，赞助商、现钞及赞成票无一不使泰利信心十足，根本就没有把艾伦·莱克放在眼里，为何要与之进行面对面的辩论从而承认对方的竞选身份呢？而莱克同样也不愿意同泰利进行正面交锋。原因很简单，莱克只不过是一个政坛新人，从未经历过需要下大赌注的竞选，与泰利当面进行辩论无疑太冒险了。躲在后台写写广告词，让友善的记者照照相，需要的时候与朋友一起拍拍广告片，这些毕竟要轻松容易得多。
泰迪也不赞成面对面的辩论。
但是，竞选是风云莫测的。领先者往往会淡出，弱者会变成强者。原先不起眼的小问题则能演变成举足轻重的大问题，而不甘寂寞的新闻界往往能借此来制造危机。
泰利连续在一些预选中遭到失败，觉得自己的势头有所削弱。
为此，泰利认为他需要进行一次辩论来挽回这一切。
“艾伦·莱克正在试图收买这场竞选，”他一遍又一遍地说道，“我要像个男子汉一样同他进行面对面的交锋。”泰利的言论令人兴奋，新闻界对此穷追不舍。
泰利宣称：“他不敢同我进行辩论。”而好事的记者们巴不得有这样一场辩论。
艾伦·莱克反击道：“州长先生从密歇根州起就一直躲避着这样的辩论。”
所以，三个星期以来，他们继续着互相躲避的游戏，直到各自的助手悄悄地计划和安排好辩论的细节。
莱克不愿意辩论，但他也需要这样的机会来向选民表明自己的才能，尽管他已接连好几个星期赢得胜利，正在压倒大势己去的对手。媒体的民意测验和国防工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民意测验也表明很多的选民对他感兴趣，但主要是因为他是新人，又英俊，似乎可以当选。
外界所不知道的是，民意测验也表明了莱克的一些弱点。首先是选民对莱克的单一竞选政策心存疑惑。防务费用对选民的刺激将是有限的。民意测验显示，人们非常关注莱克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
其次，莱克仍然落后副总统五个百分点，而后者被莱克假设为十一月份的竞选对手。虽然选民对副总统已经感到厌倦，但至少对他有所了解。而莱克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谜。还有，从竞选初期直至十一月份，他们两人将要进行好几次辩论，届时，谁将掌握主动权，经验是必不可少的。
泰利一个劲儿地质疑：“艾伦·莱克是谁？”这并没能帮他多少忙。他拿出部分剩余资金，下令印制了大量的宣传标语，宣传标语上印着时下的热门问题——艾伦·莱克是谁？
（这个问题也正是泰迪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的，但显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辩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路德教学院举行，这里有舒适的观众席，良好的灯光音响设备及守纪律的听众。辩论双方的工作人员甚至对最微小的细节的安排也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由于双方都需要这样一次辩论，所以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精确的程序安排几乎要用拳头来解决，但是一旦各方都有所得，问题也就解决了。媒体得到了讲台上的三个席位，可以在一段时间里直接向辩论者提问。观众得到二十分钟的提问时间，范围不限。作为律师的泰利想要五分钟作开场白和十分钟作结束发言。莱克想要三十分钟时间与泰利进行一对一的辩论，辩论内容是无限制的，亦没有谁来充当仲裁，就他们两人斗智斗勇，一决胜负。这样的安排使泰利方面有所顾忌，几乎推翻了协议。
辩论主持人是当地电台的公众人物，他说道：“各位晚上好，欢迎光临温德尔·泰利州长和议员艾伦·莱克之间的首次同时也是惟一的一次竞选辩论。”据估计，有一千八百万人观看了此次竞选辩论。
泰利身穿一套由他夫人为其挑选的藏青色服装，标准的蓝衬衫和红蓝相间的领带。莱克则是一身潇洒的淡褐色服装，大翻领白衬衫，领带的颜色是由红色、褐紫红色及其他五六种颜色所组成。竞选班子全体人员的服装配色都是专门由时装顾问统一设计的，用来做衬托。莱克的头发染过色，牙齿也洗白了，还花了四个小时做日光浴。这使莱克看上去瘦削而精神。他渴望着那一刻的到来。
泰利州长本来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汉。虽然他只比莱克大四岁，但竞选使他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他的眼睛红肿而又疲惫，体重增加了好几磅，脸也有些虚胖。当他作开场白时，汗珠从他的额头沁出，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舆论普遍认为泰利已经输得很渗，因此他还会输下去。早在一月，《时代》周刊就做出预测，泰利获得提名是十拿九稳的事。泰利已为此奋斗了三年，他的竞选主要是靠基层的支持和不停的奔波。衣阿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每个选区的负责人和民意测验工作者都和他一起喝过咖啡，他的组织是无懈可击的。
后来，莱克带着他精心制作的广告和国防费用问题这个把戏出现了。
泰利太需要作一次令人惊叹的表演，并看看莱克当众出丑。
但泰利什么也没得到，投币选择的结果，他得先发言。他举止僵硬，讲开场白时结结巴巴，他绝望地试图显得轻松一些，但忘了该说些什么，诚然，他曾经是个律师，但他的专长是有价证券。由于他已经忘了开场白应该说些什么，于是他转而谈论起那些陈词滥调——莱克先生来这儿是要试图收买选举，因为他没有什么好说的。泰利的恶言恶语脱口而出。而莱克泰然自若，颇有风度地微笑着。
泰利的虚弱使莱克受到鼓舞，自信顿添，他确信自己站在讲台上后将立于不败之地并清楚地知道自己发言该从何处入手。他一开始就表明，他不是为了扔泥巴才到这儿来的，对泰利州长是心怀敬意的。但方才泰利州长长达五分十一秒的发言并没有使人感到有任何可取之处。然后，莱克将他的对手晾在一边，简单扼要地概括了三个需要讨论的间题。减轻税负，改革福利及贸易赤字，只字不提防务问题。
记者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