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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了解到，希伯来文《圣经》里提到约柜时，最常使用的词是〃aron〃，而此字和〃塔波特〃（tabot）毫无共同之处。不过，还有一个希伯来文单词〃tebah〃，而学者们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语里的〃tabot〃无疑来自这个单词。
接着，我试图证实〃tebah〃这个字是否出现在希伯来文《旧约》里。经过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它确实出现过，尽管只出现了两次。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处使用了这个单词的地方，都用它来指代一种船形的容器。第一处是指挪亚方舟，其中载着大洪水后幸存下来的人类（事见《旧约·创世记》第6章第7节——译者注）；第二处是指蒲草箱，摩西的母亲为了使婴儿摩西逃过法老的怒火，把他放进这只蒲草箱，让它顺尼罗河漂流（事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第3节——译者注）。
我又翻开了《国王的光荣》，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把约柜具体描述为〃一只船腹……长约两腕尺半，宽约一腕尺半，汝应以纯金包之，其内外皆应包纯金〃。不仅如此，在这个〃船腹〃里，还将放进〃两块上帝亲手书写的石板〃。
这些描述不容置疑。无论是从其词源还是从其早期使用的情况判断，埃塞俄比亚语的〃tabot〃都毫无疑义地称谓《圣经》里的约柜，其原型就是一只包金的容器——对于这个容器，〃船腹〃这个说法可以作为一个聪明的暗喻，它不但能使人想到这件圣物的形象，而且能把它的概念和更早期的那些〃船只〃联系起来：它们是挪亚方舟和蒲草船，而这两者都曾装过神圣而珍贵的事物。
然而，同样是这个〃塔波特〃的标记，却绝不可能称谓或指代任何木板或石板。因此，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真正的谜。不过，这个谜最终还是被爱德华·乌伦多夫教授为我解开了。他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伦敦大学埃塞俄比亚研究专业的第一位学位主席。这位著名学者现已退休，住在牛津。他坚持说，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埃塞俄比亚人如何把木版或石板说成了〃柜子〃：
真正的约柜据说在阿克苏姆；其他所有教堂只能拥有它的复制品。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是整个的柜的复制品，而只是其中所盛之物（即诫板）的复制品……换句话说，把这些木版或者石板描述成〃塔波塔特〃，这是一种〃以部分指代整体〃（pars pro toto）的做法，它仅仅代表约柜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诫板。
琥珀里的苍蝇
乌伦多夫对〃塔波特〃问题的这个解释，消除了一个明显的矛盾，驱散了笼罩在埃塞俄比亚人那个说法上的一块疑云——他们自称拥有失踪的约柜。
但是，埃塞俄比亚人的那个说法却依然笼罩着其他几块疑云。正是乌伦多夫使我注意到了其中最浓重的一块疑云。他写过一篇题为《埃塞俄比亚传说中的示巴女王》的论文，其中非常鲜明地指出：不能把《国王的光荣》看作一部史书，因为它的目的其实是美化埃塞俄比亚，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书中才提到了约柜。
认为《国王的光荣》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杜撰，这种见解也并非乌伦多夫一个人才有。例如，在这部伟大史诗的英译本序言里，E·A·瓦利斯·布奇爵士也指出示巴女王根本不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这种可能性简直微乎其微，〃他写道（他是在引述我已经熟悉的一种观点），〃她的故乡是塞布哈（Sebha）或者萨巴（Saba），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部。〃
一些学者十分重视一个情况：在所罗门时代（即基督诞生前1000年），埃塞俄比亚还没有任何自己的真正文明，因此当然不可能拥有一种先进的城市社会，从而造就一位像示巴女王那样出名的君主。
其实，学者们一致认为，公元6世纪以前，阿比西尼亚高原上连启蒙的文明都没有开始，而一直到公元10世纪，埃塞俄比亚的文明才发展到了成熟的水平。但这一进步时期却不能被看作埃塞俄比亚人的成就——相反，其催化力量是各个阿拉伯部族的流入，他们的〃更高素质〃使当地居民的落后文化发生了巨变。这些闪米特族移民主要来自也门，他们定居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在与当地人口的同化过程中，造就了文化上的变更。他们带来了价值无比的礼物：宗教、发展水平更高级得多的社会组织、建筑、艺术以及一种书写体系。
总之，埃塞俄比亚文明不仅比阿克苏姆传说暗示的时代晚近得多，而且是从其他文明中借得的。不仅如此，大多数埃塞俄比亚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这是事实，因而对自己的传统遗产深感不安。的确，一本标准的历史著作甚至提出：《国王的光荣》之所以被普遍接受，是因为它满足了阿比西尼亚人的一种深层心理需要，那就是：〃证实他们的古代起源……暴发的民族，如同暴发的个人一样，都渴望光宗耀祖，这种民族也会像暴发户那样毫不犹豫地伪造家谱。〃
我认为，这一切见解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们都强调了一种观点，即《国王的光荣》的内容多为虚构（因为这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他们关于约柜被拐的说法可能以一定的真正事件为依据），而在于它们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文明相对年轻，并且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
我想证实埃塞俄比亚人自称拥有约柜的说法是真的，而对我的这个尝试，以上这些意见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可以用来说明这块高原上总体文明的发展，而且可以用来（相当具体地）说明法拉沙人文明的发展。
《国王的光荣》相当清楚地宣布：公元前950年前后，门涅利克及其同伴带着约柜回到了埃塞俄比亚时，犹太教的信仰被引进了埃塞俄比亚（甚至据说示巴女王本人也改信了犹太教）。因此，从事情的表面上看，埃塞俄比亚真正的黑种犹太人的存在，似乎足以证明约柜就在埃塞俄比亚。但如果更仔细地考察，你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说，至少和学者们的见解不一致。
1983年，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曾告诉我说，学术研究界一致赞同一个观点，即公元2世纪前，犹太教信仰不大可能到达埃塞俄比亚。这种信仰是从也门经过红海被带入埃塞俄比亚的。公元70年以后，也门已经有了大量的犹太居民，他们是为了逃避罗马人在巴勒斯坦的迫害而移民也门的。
这种观点的最有力支持者之一就是乌伦多夫教授。他有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埃塞俄比亚与怪经＞》，其中用了很多篇幅论证了这个观点，并且强调了一个结论：法拉沙人的祖先肯定是由犹太人转变而成的，在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即从公元70年到公元550年，他们〃由阿拉伯半岛南部进入了埃塞俄比亚〃。
我决定彻底调查这个问题。如果法拉沙人犹太教的历史确实不足2000年，并且的确是来自阿拉伯半岛，那么，一种表面上似乎可信的〃文化确证〃就被一笔勾销了，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与《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之间具有直接的接触。同时，阿克苏姆是约柜最后安放地的说法，即使并非全不可信，也要大打折扣。
然而，这个新阶段的调查开始后不久，我就渐渐领悟了一点：学者们之所以一致赞同〃也门论〃，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证实其他任何理论的证据。既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犹太教信仰无法通过其他路线进入埃塞俄比亚，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信仰是通过其他路线进入那里的。因此，学者们便倾向于认为它可能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因为众所周知，历史上从那个地区还有向埃塞俄比亚的另外一些移民运动。
这种做法使我震惊，因为它在逻辑上是可悲的失误，其中，〃没有证据〃（这是一回事）实际上却被用来证明〃没有〃（这是另一回事）。让我再说一遍：问题在于，没有证据表明犹太教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时间比学者们认为的要早得多，没有证据表明除了学者们认为的那条路线以外，犹太教还曾通过其他路线到达那里；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实际情况不是如此。
因此，我感到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开放的，若要得到满意的答案，就必须去研究法拉沙人的传说、信仰和风俗习惯，从中对他们的起源得出自己的结论。然而，我想他们的宗教仪式里很可能已经掺进了其他的东西，因为在20世纪这些仪式已经大量地暴露在了西方和以色列参观者面前。所以，我便去阅读一些更古老的文献资料，它们描绘了法拉沙人受到现代文化变迁污染以前的生活方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献资料当中，竟有些是外国人写的，他们怀着促进文化变动的明显目的，到埃塞俄比亚去，其中主要是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听到一些传闻说，阿比西尼亚有数目相当可观的犹太人，因此便急于去使他们皈依基督教。
其中一位传播福音者名叫马丁·弗莱德，是个年轻的德国人。受〃在犹太人中推进基督教伦敦协会〃委派，他于1855年到埃塞俄比亚劝当地人改宗。他的著作《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于1869年出版。
我在英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本书，它已经磨损，显然经历了多次的辗转借阅。我很快就对其中的几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作者在其中坚持说：至少在先知耶利米时代（公元前627年前后），埃塞俄比亚就有犹太人了，也许从所罗门王时期开始那里就有犹太人了。弗莱德这个论断的部分依据是：
法拉沙人既不知道《巴比伦法典》，也不知道《犹太法典》，它们都是在犹太人被虏期间及之后编纂的。他们也不过普林节（Feast of Purim，犹太人每年2、3月的节日——译者注）和神庙祝圣节，而我们时代的犹太人都庄严地保持着这些节日的传统。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所谓〃神庙祝圣节〃（Dedication of the TemplE）的正式名称是〃灵光节〃（Hpnukkah），其字面意思就是〃供奉〃。我认为，其中最有意义的一点是：这个节是公元前164年确定的，因此，公元70年以后定居也门的犹太人必定要过这个节。
正统的学者以前曾说服我，把法拉沙人看作由这些也门犹太人转变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后裔，但这种观点现在却突然变得十分令人怀疑了。我想尽量清晰地表述一个见解：不过灵光节，从中只能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法拉沙人必定是在公元前164年以前就获得犹太教信仰的，因此他们并非来自也门，而是来自另外什么地方。
接着，我考察了普林节。弗莱德发现，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也不过这个节。我了解到，这个节日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了。的确，它的起源很可能比那个时期更早。它纪念的那些事件（即犹太人免遭哈曼王计划的屠杀——译者注）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而我请教过的一些权威也认为，到公元前425年，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过普林节了。
由此，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弗莱德本人就十分相信这种可能性）——在那个时期以前很久，也许是在公元前6世纪，法拉沙人就从世界犹太教的相关群体中分离了出来。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阿比西尼亚人的传说和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正在迅速合拢：基督诞生前500年，毕竟只是所罗门死后的400年。看来，越来越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旧约》时代初期，法拉沙人的犹太教就已经进入了埃塞俄比亚——而这正像《国王的光荣》和法拉沙人自己一贯宣称的那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其含义就十分明显了：退一万步说，门涅利克把约柜拐到埃塞俄比亚，这个故事值得我们以更为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而不该以学术界迄今所允许的态度去看待。
在19世纪另一位传教士的叙述里，我找到了支持上述见解的进一步证据。那位传教士名叫亨利·亚伦·斯特恩，他本人就是一个改信基督教的德国犹太人。他曾和弗莱德一起在埃塞俄比亚工作和旅行，并于1862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漫游在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中间》。
我阅读这部长达300页的著作时，渐渐对它的作者产生了一种厌恶。在我看来，他是个傲慢自大、残忍狂妄的劝人改教者，丝毫不尊重其传教对象的文化及传统。同时在总体上，我觉得他对法拉沙人的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描述也显得十分肤浅。这样一来，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耐烦了。
后来，我在这本书的第288页偶然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斯特恩先用一段很长的话，论述了法拉沙人当中绝对禁止〃与其他部族或信仰不同者通婚〃，然后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如何忠于摩西的律法，〃它们……是一些守则，根据这些守则，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崇拜〃，然后他说：
在中部非洲听说犹太人的祭坛和赎罪献祭，这显得很奇特……（然而），每个崇拜地的后部都有一小块场地，场地中央有一块巨石。潘祭的动物就在这个粗劣的祭坛上被宰杀，而其他一切献祭仪式也在此举行。
我对犹太教的一般了解在这个阶段至少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地知道到一点：现代的犹太人已经不再以动物献祭了。我不知道在20世纪末法拉沙人当中是否还存在这种古风，但是，斯特恩的描述却很清楚地表明：130年以前，这种风俗曾经十分盛行。
这位德国传教士继续描述这个献祭仪式空场，然后评论道：
这个圣所守卫不严，很难防止不法的侵扰……不懂法拉沙人习俗的陌生人若是冒险地过于接近这个禁地，便会遭到不幸……有一天，我险些犯下了这个不可饶恕的罪过。那天将近正午的时候，天气非常闷热，我们经过几个小时令人筋疲力尽的跋涉，来到了法拉沙人的一个村子。我急于休息一会儿，就想去找个凉爽清静的地方。在一片隔离出来的草地中央，我偶然看见一块光滑的石头，仿佛是好心人放在那里的，为的是让疲惫者在那里独坐休息。我用长矛很容易地拨开了带荆棘的栅栏，正要坐到那块平坦的石头后面，突然听见了一阵愤怒的声音……这使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我连忙退了回来。
我